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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此地作别，也好他乡再见~~~~
西安钟楼 西安的标志性建筑是钟楼，北京的标志性建筑为天坛（祈年殿）。二者天各一方，相距千里。西安钟楼呈方，北京天坛为圆。两者无论从地域还是形状，都有天壤之别。可是，经过多年揣摩比对，假如闭上双眼把这两个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建筑在脑海中同时高速旋转，竟然得到一个惊人相似的图形。西安钟楼与北京天坛竟是一对孪生兄弟！至此，自然会为二者外在一方一圆而释怀，这只不过是天圆与地方如出一辙的缘故罢了！这个惊人的发现让我在惊喜之余，又多了几分惆怅。 都城历来是王朝的脑袋，帝国的中心。回望明初以前的中国历史长河，汉民族建立的重要历代的都城都是跟随着经济重心从内陆向漕运，从内陆到滨河沿江变迁，而从咸阳、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依次呈东移南迁之势。如果不是半路上杀出永乐皇帝这个“程咬金”，强行将都城迁往他的老巢——北平（即日后的北京）。那么，西安曾经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西汉和唐朝的国都，也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都会，独具帝都气象。明太祖朱元璋对其情有独钟，这位胸怀天下的大明开国皇帝对建都（迁都）西安是心仪已久。 一首诗 朱元璋在开国之前，经历了无数场战争，其中以与陈友谅之战最为关键也最为激烈。在明代建国之前的“楚汉战争”——陈朱之战，这场长达四年的决战中，有一首诗在无声无息间记录下了朱元璋这位日后的大明开国皇帝当时的感受和日后的梦想。 朱元璋写下的这首题为《率师征陈友谅至潇湘所写》的诗，七言四句，全诗为：“马渡江头苜蓿香，片云片雨渡潇湘。东风吹醒英雄梦，不是咸阳是洛阳。”虽然至今我们无从查考明太祖写该诗的确切年月日，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诗为朱元璋在与陈友谅战争期间所作。 陈朱战争从元至正二十年（1360）闰五月，陈友谅自立为大汉皇帝开始，一直持续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八月陈友谅被射杀结束，历时近四年。其间，最为著名的大战役有至正二十年（1360）闰五月的龙湾之战、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八月的江州之战、至正二十三年（1363）春夏的鄱阳湖之战。从地理位置、作者“东风吹醒英雄梦”的心态，以及诗中描写的“片云片雨”、“苜蓿香”季节（春夏之季）上看，极有可能是陈朱的最后一战——鄱阳湖之战。 此战之前，陈友谅控制着江西、湖广两路，在长江以南地盘最大、势力最大，再与张士诚联合，对当时还相对弱势、仅以南京为中心的朱元璋集团形成夹击之势。陈朱之战虽历几次大战，朱军每有所胜，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态势。因此，鄱阳湖之战在所难免。陈友谅大军60万，总兵力只有敌兵力三分之一、水军不足敌十分之一的朱元璋部队当时看到陈军的军势，竟是这般情景：将桅杆高达十余丈的巨型战舰联合起来摆成阵形，可以绵延数十里不绝，远远望去，船上的旌旗和兵器，黑压压一片如同大山一样……而陈友谅集团的人更清楚自己的实力：大楼船数百艘，每艘船都是好几丈高、分三层，船上专门开辟跑马的专用通道，船只的封闭性特别好，军士说话楼上楼下都听不见，用红漆彩绘作装饰，并用铁皮包裹……可见，当日陈军真是不可一世。朱军接连败北，朱元璋虽斩杀十多批溃退士卒仍无济于事。此时，朱军有个叫郭兴的将军给朱元璋分析形势，出谋划策：陈军巨舰链锁虽阵容可观，但行动不便；朱军船小兵少，但机动灵活。因此，宜用火攻！正好天助朱元璋，忽然刮起东北风，朱元璋命敢死队驾七条装满火药、芦苇的战船，纵火直扑陈军。一时间，风烈火炽、烟焰涨天，湖水尽赤……顷刻间，陈军主力灰飞烟灭，只得退守。几天后陈友谅带领残兵败将准备从湖口突围，朱元璋在半路从上流拦截，与之死战。陈友谅从舱里探头出来好像要发指令，正好被一箭射穿，箭支从眼部贯穿颅骨，陈友谅当场毙命。朱陈二人的“楚汉战争”至此基本结束，并以朱元璋最终胜利而收场。 这首诗是作者朱元璋征讨陈友谅时，到达潇湘湖畔即兴所作。此情此景最能咏志明心。第一句“马渡江头苜蓿香”描写的是与陈军作战时水陆并进，牵马登船的作战特点和苜蓿飘香的时节与遍地苜蓿的环境；第二句“片云片雨渡潇湘”继续写部队在江南地区多雨潮湿的季节冒雨出程的艰辛战斗历程。后两句的意思是：作者在大战在即却有大梦初醒般的冷静与清醒，感叹昨夜美景已成空景，面对严峻的形势而发出无限惆怅与无奈。特别耐人寻味之处也在后两句“东风吹醒英雄梦，不是咸阳是洛阳”。不仅让我们看出朱元璋要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而且这位未来的大明开国皇帝还在暗示世人，他一旦取得天下后，定都的首选之地应该在洛阳和关中地区，诗中所写的“咸阳”只不过是以此来指代西安罢了。可见，他对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两大古都——西安、洛阳心仪已久，并对未来帝国定都之地有过思考，很显然朱元璋把西安作为定都的首选之地早亦在此明喻。 一封奏章 明初，太祖朱元璋曾经为定都一事举棋不定。洪武元年（1368）八月以应天为南京（首都）、开封为北京（陪都）。一年之后的洪武二年（1369）九月，又以临濠（今安徽凤阳东）为中都。到了永乐十九年（1421），经过“靖难之役”从侄子建文皇帝手中夺取帝位的明成祖朱棣，强行把首都迁到他当年的根据地北平。 明朝建国之初，关于建都何处一直莫衷一是，后来虽说有南京、北京、中都，但开国二十多年之后，仍不断有迁都之议。洪武二十四年（1391），太祖皇帝经过深思熟虑后，他派太子朱标“巡视关中”，并告谕说：“天下山川，惟秦中号为险固，向命汝弟（太子二弟、朱元璋第二子秦王朱樉）分封其地，已十余年，汝可一游，以省观风俗，慰劳秦民。”其实，明太祖早有迁都关中的打算。早在21年前的洪武三年（1370），监察御史胡子祺已有陈奏：“天下形胜地可都者四。河东地势高，控制西北，尧尝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带河、淮，宋尝都之，然其地平旷，无险可凭。洛阳周公卜之，周、汉迁之，然嵩、邙非有殽函、终南之阻，涧、瀍、伊、洛非有泾、渭、灞、浐之雄。夫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若也。”这封章针对明太祖是建都（迁都）洛阳还是西安这个问题上的徘徊，进行深刻分析，制定出定都（迁都）西安的方案。这一建议当时就得到明太祖的赞许。虽然后因时事多艰，这一建议被搁置起来，但却一直萦绕于太祖心怀，多年以来无时不为之心旌摇荡。这位胡御史官位虽然不高，甚至于史册之中只能从太祖本纪、朱标太子传和其子胡广传中才能看到他的记载。可是，就这样一个位卑之人言却不轻，官微之人所言极重。胡子祺因此而名垂青史。 当然太祖皇帝的考虑不无道理，从战略上看：刚刚开国的明朝的主要威胁是蒙古草原上的北元残余力量。倘若真的迁都西北，可以加强北方边防，安定边界。当时“元亡实未亡”的局势，在西北甚为明显，多股元兵残余经常骚扰。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明太祖把西安这个战略重地封给次子朱樉，册为秦王，作为藩王之首，而秦王以“富甲天下，拥赀千万”，成为“天下第一封藩”。这样一来，原元代的奉元路路城的格局显然不能满足新的政治、军事、战略，以及迁都等多种需要，必须拓展扩建。 朱元璋第二子秦王对此事极有意见，因为倘若国都搬去西安，他就没有了封地。为此，朱元璋还将秦王拘禁起来，若不是太子朱标求情，差一点就废掉了秦王。 洪武二十四年（1391）八月，太子朱标就奉旨巡抚陕西。当年十月，太子返回南京给太祖复命，进献了自己带人绘制的《陕西地图》。不久就一病不起，次年即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太子朱标就病逝。作为一位遭受晚年丧子之痛的父亲，作为一位失去继承人的最高统治者，太祖皇帝恸哭不已，为之罢朝。更令人痛心的是，太子朱标在弥留之际还向太祖上书建言“经略建都事”。每当想起太子是到陕西巡抚而病，太子是建议西安建都时而逝……西安，已经成为太祖皇帝的伤心地，建都西安这一原本可行的方案就此被永远束之高阁，搁置到尘封的史册之中。 三座城市 许多建筑学家都认为梁思成先生当年赞扬北京老墙城的一段话，如今评价西安城墙更合适。人们在考察西安和北京之间的关联时，可能往往忽略了它们的原始参照系——南京。明弘治八年（1495），兵部侍郎马文升曾指出，洪武年间修建的西安秦王府城在所有王府城中，规模最为宏伟。而且，明秦王府内城（宫城）远远越过了《明会典》所规定的亲王宫城的规制。清朝人实地勘查明西安城后，将其与北京相提并论：西安城“明代紫禁城尚在，完整如新，且其址略宽于南京。明祖本志在都秦……”。 秦王府城王宫前殿名为“承运殿”，其正南门为“承运门”，与明初南京城中“奉天”殿与门之名遥相呼应，取意奉天承运。如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参照南京应天府之意，改北京为顺天府一样。诸如此类，秦王宫中许多宫殿命名都与南京故宫相关联。当日大明都城的特点在西安城也能找到形迹。可见，明秦王府是明初都城南京在西安城中的化身。所有这些南京与西安的许多建筑规制和特点，在永乐十九年（1421）后成为大明首都的北京城都得到再现和传承。 西安钟楼始建设于明洪武十七年（1384），原址在今西大街以北广济街口迎祥观内，到万历十年（1582）陕西巡抚龚懋贤与咸宁、长安二县县令，共同组织将钟楼向东移建到现址城区“四街呈衢”——四个城门正街交叉点上的中心位置。诚如龚懋贤所说钟楼在移建时“楼惟筑基外一无改创”。因此，现在攒顶三重檐式楼阁应是洪武始建时的原貌。 另外，西安还有一座建筑——鼓楼。位于西大街鼓楼十字北口，长钟楼四岁，建于洪武十三年（1380）。鼓楼的建筑高度比天安门城楼还高2.6米，钟楼也比天安门城楼高1.3米！真是不可思议。钟鼓二楼后经历多次天灾人祸，特别是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2日）的八级大地震，亦无大碍，可见建筑质量何至百年大计。 明初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南郊的圜丘旧址上建一座合祀天地的大殿，称“大祀殿”。永乐迁都北京后沿袭太祖旧制，按南京的规制在北京也建了一座大祀殿，到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拆除，并在其旧址建起新殿。 北京天坛祈年殿是由明嘉靖皇帝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亲手设计并建造的大殿，也是三层檐，始称“大享殿”。经过210年，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才更名“祈年殿”。 西安钟楼高36米，边长35.5米；北京天坛高38米，直径32米。显然，二者的高度和直径（边长）大致相同。在同朝代，钟楼在先162年，它们都是作为或者准备作为大明帝国都城标志性建筑，在建筑风格、规制等方面必然有相同、相近和相承之处，因此看起来十分相似也不难理解。 从明初南京、西安再到后来的北京，无论是建筑规制、风格，还是总体规划布局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正是明初之时，定都（迁都）西安之议的最好见证，也是当日历史大潮的余波微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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