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第14章

第三部            结论

    第14章    理性之梦

             理性之梦带来妖怪。

                      ——戈雅（Francisco Goya）

    在本书中，我探讨了科学的新领域和人类理性的极限。科学提供对真实世界的理性观点，这个观点将宇宙（无论生物还是非生物体）的秩序视为按规则运行的物质体系，并可以为人类心灵所了解。这是个极有力的观点，严谨且简洁，但却对人类最关心的问题出奇沉默。

    科学能让我们知其然，却无法知其所以然。

    政治、法律、艺术和宗教则提供对真实世界的其他观点，从第一人称立场出发，根据的是实用或美学的理性原则。正如几世纪以前意大利哲学家维科所指出的，这个真实世界（文明与文化的世界）才是文明真正能掌握的，因为这个世界是我们而非上帝所创造的。

■创造的瞬间、失望的深渊

    也有完全非理性的观点，无关规则，无关判断，但往往能在瞬间撕破日常生活的外衣，而让我们看到真实感情的部分。理性好像是蛋的脆壳，常在危机时破裂，让我们看到里面软弱的部分。这些危机可以是创造的时刻，也可能是失望的深渊——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周遭的世界改变，我们的想法和价值观也随之起了变化。

    伟大的量子物理学家泡利（Wolfgang Pauli）是个极端的理性主义者，他病重临终前，便遭逢了这样的危机。荷兰宗教史学家基斯佩（Gilles Quispel）曾告诉我以下的故事。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有一次派基斯佩远赴埃及，买一本诺斯替教（Gnosticism）的古典经文（后来就叫荣格抄本）。多年后，基斯佩应荣格之邀，作了一系列有关诺斯替教的演讲。泡利那时正和荣格合作，写一篇谈“共时性”的论文（探讨恰巧同时发生且意义上相关的事件），就来听演讲并参加餐会。基斯佩坐在泡利旁边，谈话内容十分引人入胜。突然泡利改变话题，激动问道：“你相信有人格的神吗？”基斯佩吓了一跳，避过了这个话题。后来他才知道泡利濒临死亡，正寻找他生命更深一层的意义，此一过程使他重新确认他的犹太祖先和传统。

    在那一场关于诺斯替教的演讲之后，泡利走向基斯佩，言辞沉重地说道：“这个神——诺斯替教的神，我可以接受。我永远无法接受有人格的神，不可能有这种能忍受人类痛苦的神。”几个月后，他过世了，蛋他接受了宗教之神——耶路撒冷的神，而非希腊的理性之神。

    1960年代末，我在亚洲旅行，途中还在印度加尔各答的统计研究所演讲。我在市内停留了数天，独自闲逛人满为患的街道。加尔各答是个赤贫的城市，街上漂泊着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人。我虽然看到贫穷，却也同时看到井然有序且快活的生活，共存于不可言喻的痛苦中，那是个日常生活和宗教不可分的世界。这个场景也让我愤怒，因为我感到一些社会改革、教育及行政措施可以减少许多悲惨境况。

    有一天，我独自走过贫民区一条人迹罕至的巷子。路上有一大堆垃圾，我正要通过时，注意到垃圾中有些动静，像是只好大的狗，蛋我知道那个区域不可能有狗。不管是什么，他突然进入我眼前。他像个大蜘蛛般移动，有个人头但没有四肢，他朝我古怪地笑。我吓了一大跳，急忙向后跑。当我后退时，听到身后有人声，一种无法描述的每秒歌声唱着赞颂湿婆（Shiva，印度神话中象征破坏的神）的歌，歌颂生存之美。如电击般，我转身看到那蜘蛛人唱着，从那极度悲惨的躯体发出超凡的歌声。那时，我恍然大悟，我刚刚不该拒绝以人道态度对待那个人，那是我得到的教训。我感到羞耻，发誓以后不能忘记以人道态度待人，我和那蜘蛛人是有联系的。

■情感危机之后的新价值观

    当为生存而奋斗，当智识的成分之外还有情绪的成分时，学习会最有效率。情绪不一定是负面的，柏拉图认为真正的教育必含有情欲（erotic）的成分。我们的感情生活不受理性拘束（虽然也可以用理性来检视它），在感情最浓密之处，我们知道没有规则可以遵循，引导我们安抵彼岸。这是创造的机会，我们常会在情感危机之后，学到新的规则和价值观。

    危机可能来自混乱及不确定，此时总是有危险，不知不觉中陷入智识、政治、科学或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派。其特征是能找到绝对的坚信（坚信绝对的科学或《圣经》的绝对），像是一个找到坚石为立足点的人。但它实在是人类智识上的末期病状：一切发展已停止，成长所需的不确定和风险都已被消除。

    我们需要分辨这种原教旨主义派的想法和有道德理念的人的真实信念。前者是把个人内在的信仰投射到外在世界，并以为同样理所当然，于是世界（而非个人）变成是确定的。而信念的本质是把个人信仰当作纯粹是内部事物，个人的主观部分并不移动属于客观世界。所以，我们的信念可以很坚强，但它会演变和成长。因为它并不被视为磐石般的外在实体，而是个人创造性的一部分。

    人类感情既然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包括创造、实现或毁灭的潜力雄厚，那么脆弱的理性又怎能规范我们的生活？尤其当面对互相冲突的价值观时，光靠理性是不够的，那些价值观往往取决于我们的国籍、文化、种族、年龄和性别。

    进一步而言，极力想了解自然和心灵的复杂性科学，能提供给我们什么洞识呢？信仰的巨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他的运动虽由理性推动，但他曾说“去他的理性”。阿奎那（Thomas Aquinas）把理性看成神内在神性的表现，但他知道信仰是“底线”。戈雅则亲眼目睹了启蒙时代的理性之梦转变成狰狞的拿破仑战争。

■理性的殿堂

    追究起来，理性的殿堂是否只不过是为那无意识的、原始的感觉服务呢？抑或它是领航员？简言之，第三人称的观点如何能启发那第一人称的存在热情？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科学发现提供了我们对宇宙物质世界的了解。至少，我们的信念和哲学观要与它不冲突，虽然不一定要植基于它。若你采纳的信念直接与科学事实矛盾，你就冒了很大的险。长远而言，采纳这种信念无助于个人或群体的生存。

    虽然根深蒂固的信念不能和科学相矛盾，但它也不能只奠基于科学，尤其以宗教信仰为然。天主教长久以来曾以托勒密的地心宇宙论为其信仰支柱。当哥白尼推翻该宇宙论，教会便感到它的信念受到威胁。冲突的发生肇因于科学发现总是暂时的，而信仰是追求永恒的。如果信仰植基於科学，当科学对实体的想法改变时，它会颠覆信仰。

    今天，西方有些人着迷于东方宗教，他们说现代量子论和东方宗教比较吻合。这样把物理和宗教相联系是非常肤浅的，完全不能与科学理念或宗教洞识的深度相提并论。东方宗教信徒声称冥思状态和量子场有关，这种说法往好处想是一个错误，往坏处想可就是欺诈。想要把自然科学直接和主观的心灵状态联系是相当可笑的。从错误的事实中不可能产生正确的道德理念。

    新的复杂性可笑让我们知道从简单规则中如何产生复杂结果，我们描述的许多计算机模型便是基于这种想法。我们的一些道德行为看起来十分复杂，但它们可能源自可以了解的简单元素。科学无法作价值判断，但它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

    我不知道有什么道德行为的计算机模型，但是有许多的经济行为的模型，对其加以探究则是富有启示的。一个特性是它们往往与直觉相反。我记得有些经济学家朋友曾问我一些问题，他们问我若做某件事，利率是否会上升。振奋我竭尽所能推测，但是答对和答错的概率几乎各半。因为我忽视了某些因素，正确答案就往往与直觉相反。

    我猜想我们的许多价值观也是如此。我们希望达到某些目标，因此采取了有利于此的价值观。但若我们能模拟那价值观的复杂后果，也许会发现，最后的结果往往恰与我们的期望相反——因为，人类的思考百密总有一疏，那最想要做到的事未必能实现，或者它有其他副作用。新的复杂性科学及计算机模拟所提供的视野，也许可让我们从中领略价值观的另一面。可学不能解决伦理冲突，但它可帮助我们更精确了解冲突点何在。

    以说谎这件事为例。我们笃信诚实的价值，认为人不应该说谎。但若每个人都永远说实话，人们可以相信别人说的任何一句话，那么社会上若出现一个说谎的人，他便可以牟取极大利益，这就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状况。另一方面，若社会上每个人独自说谎，那根本无法运作。平衡状态似乎是社会上的人多半诚实，但偶尔说谎——真实的世界似乎征收如此。从某个角度而言，正因为我们当中有骗子，我们自己也有时撒谎，所以我们通常既诚实又谨慎。这种科学分析可以帮我们了解自己的行为。

■呈现世界的另一种面貌

    新的复杂性科学也将直接挑战人类的价值观。在生命医学的伦理上，这个现象早已发生。对人、动物基因的修改，借由人工措施延续生命及器官移植都颇有争议。未来，这种问题会层出不穷。有一天，人们会对人工生命有道德顾虑——我们对自己创造的生命有何责任？我们能让这种生命彼此伤害或互相残杀吗？我们也许要考虑人工生命可容许的行为有哪些。也许最后，我们该让我们创造的生物自行决定他们要怎么办。

    因为复杂性科学会改变科学的架构，它将呈现现实世界的新面貌，也必将影响我们看待自己和人性本质的方式。

    爱尔兰诗人叶芝（W. B. Yeats）在晚年表示，他毕生尽力发掘并且在作品中反映深层是真理，最后他发现做不到，但他了解到人可以具体表现这个真理。换言之，真理的容器是我们自己的血和肉，我们的生活及行为都反映出这个真理。

    就复杂性理论来说，叶芝的洞识是表达了不可模拟系统的独特性。这是思考“你是谁”的一个方式——一个无可模拟的生物系统。没有人能以一个较简单的系统模拟你和我。我们做出的物品可以被视为一个模拟，它可以比我们的身体支撑得更久，但它绝对无法捕捉人类心灵的丰富与深度。贝多芬就曾说他写下的音乐，绝对无法媲美他内心听到的音乐。

■如来佛掌中的孙悟空

    由此管制，不但个人是不可模拟的系统，整个文化及生命更是如此——它是一个庞大的“计算系统”，这个系统也许是在一步步解出造物主的谜题，这个谜题我们迄今无法理解。我们像个三维的细胞自动机，按自然律的简单规则，发展出生命游戏的无限复杂后果——一个奇异的形象。而就如所有不可模拟系统一样，我们的未来不可预测，茫然不知朝向何处。有些人也许对“自行发展到最佳状态”的智慧较有信心，其他人则计划、控制或是试着预测。这些人全都在系统内竞争与合作。这就好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在如来佛掌中翻筋斗，发现即使翻到宇宙尽头，也还在如来佛掌中。我们根本无法从生命游戏中跳脱出来。

    推理过程虽考虑了世界本质，但都是从公理出发得到结论。人不能只靠理性来推演伦理价值，因为有不同价值的人就有不同的公理，那用生命事物来规范价值的形成呢——我们从哪儿得到指引呢？

    千年以来，人类已对这类问题提出各种答案。有些人认为，在人之上的超验基础才能形成我们的价值——指的就是上帝。另外有些人则诉诸权威——教会、政党、宪法、大师或文化传承。另外一些有哲学倾向的人则基于某些普遍原理，如康德的“绝对命令”、罗尔斯（John Rawls）的“无知之幕”，及费耶阿本德的“相对民主”。现在大家应已明白，每个理性的人都接受的价值标准是不可能存在的。人类的文化呈多元化状态，需求亦多样，从残酷的到神圣无私的都有，因而有不同的价值。另外有些人则认为，我们应信任内心的感觉来确定是非。但这种信任很容易误托，个人和国家都曾因此受骗受害。那么面对道德抉择时，我们靠什么来取舍呢？

    寻求伦理的绝对标准，有点像在科学中找寻绝对真理。有些科学哲学家要求永恒的科学知识。现在我们知道那不可能，科学是个选汰性系统，它受制于我们对真实世界的了解。同样地，伦理秩序体现于人类多元的文化及生存的冲突中，而非靠任何超验的、抽象的或情感的原则。我们的抉择要定位在现有权力关系，即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而不是想象的世界里。抽象伦理原则若不能落实于复杂世界里的个人抉择，就好像脱离实验的科学。

    面临道德抉择时询问要求助于哪一种指引，就好像询问一个动物物种在下一步进化时，要求助于什么力量。我们的道德行动，是否代表一种体现于文化、法律和行为之中的选汰性系统？如果是的话，我们选择出来的就是伦理秩序，就像天择之后得到的是物种的形态。

■精神冒险的分水岭

    虽然各种价值系统可被视为互相竞争或合作、以备人类抉择的因素，但当你、我面临抉择时，这些想法有什么用呢？了解这是一种选汰性系统并不能帮助我们作抉择，但能告诉我们抉择的后果。我们的行动变成自我建造，它塑造我们的性格，决定我们和文化的关系。我们仿效典范，由此塑造了自己的性格，也塑造了文化。

    认清必然性之后，我们才有自由。

    个人如何行动，决定于我们与深层原始感觉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依据脆弱易误的理性达成的。我们的伦理行为之成为一种准则，其过程是不可模拟的，就像进化。为达到某一特定目标应如何行动的问题是无解的，那就好像预测不可模拟的自动机未来会如何运行一样。

    理性梦想着建筑起知识帝国与心智大厦，但有时我们却住到了它旁边的小茅舍中。理性显示我们创造和毁灭的力量，但如何善用这股力量则取决于比理性更深层的潜能，其深沉更甚于传统和文化，一直深入到生物进化的原动力。这股力量使生命战胜死亡，也是我们之所以能进化成人类的原因，它也使我们勇于面对生存的挣扎并且不懈奋斗。

    我们无疑正站在人类精神冒险的分水岭上——知识的新综合体、艺术和科学的整合、对人类心灵的深入掌握、宗教文化对人类生存与感情的更深刻描述、基于合作及非暴力竞争的国际秩序等等，似乎都是可以期待的了。

    未来永远属于会做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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