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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鲁迅小说《社戏》的人大概都还记得，鲁迅是不大喜欢看旧戏的。而所谓旧戏，这里只是指北京的京剧。《社戏》虽然是篇小说，但实际上也真是如此。什么缘故呢？其中有一段话是可以当作回答的：“但是前几天，我忽在无意之中看到一本日本文的书，可惜忘记了书名和著者，总之是关于中国戏的。其中有一篇，大意仿佛说，中国戏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头昏脑眩，很不适于剧场，但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远远的看起来，他自有他的凤致。”后来，周遐寿著《鲁迅的故家》，在第三部分第２５节《看戏》中也说过这样的话：“鲁迅在乡下常看社戏，小时候到东关看过五猖会，记在《朝花夕拾》里，他对于民间这种娱乐很有兴趣，但戏园里的戏似乎看得不多。”其实，周作人他自己也不喜欢看京剧，理由好像找到了两个：一是“听”与“看”的不同。听是京式，看是绍兴式，听是内行人的事，看则是属于一般外行人的。绍兴有一句俗语，说戏文虽假，情节是真，这情节是在举动说白上表现出来的，这用得着看，虽然也要听，却要听得懂话，不是光听声音。二是社戏的好处是地方空旷，台上咣咣大敲锣鼓，声音是散开的，所以不觉其吵闹，有时徒步或坐船走过，远远望见戏台，听见锣鼓声，倒还是很有意思的事。对于这一点鲁迅也有同感，他在《社戏》中写道：“月还没有落，仿佛看戏也并不很久似的，而一离赵庄，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漂渺的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吹得耳边来的又是横笛，很悠扬……” 当然，周作人这里说的还只是形式，第三个原因不妨说是内容，可以称之为人民的智慧，“民众娱乐底下都有这个做骨干，显得壮健而明朗，虽然人民一直过着阴暗的生活，却保留着他们的弹力。”从前绍兴每到夏天有目连戏，也是照例坊社保平安的演剧，所谓驱邪逐疫，由农工自己扮演，专讲目连救母的故事，中间穿插路上所见情景，处处可以看出民众的恢谐与讽刺，不过这是在封建社会中生长的，自然只是针刺而非匕首了。 “太阳出来红淜淜”一段语不雅驯，姑且从略，如张蛮打爹，爹逃到台口说白云，现个人心大变，从前我打爹的时候，爹逃了就算了，现在却还要追着打哩。又如某人挑水一场，诉说云，当初说好一担十六文，不知道怎么一来变成一文十六担了。这些都不能随便说是低级趣昧，观众听了哈哈一笑，却是感到一点苦味，留下在心头的，用绍兴话来说，这是一种冷笃笃呆踱踱的幽默。 我题目上说是绍兴戏，那是为了说起来便当起见。其实绍兴戏是个总名，鲁迅喜欢看的是其中的一部分。高调班在鲁迅那时候已不行时，所看的大抵是文武乱弹，还有叫作沿山班的，仿佛只解作嵊县诸暨人组织的戏班，其实未必对，因为绍兴班大概也都是他们所组织的。徽班偶尔也有，但虽然有号召力，看的人都是好奇，不见得真是喜欢，特别是一般老百姓，他们觉得还是目连戏和大戏（大读俗音如陀去声）有意思，唱白都听得懂。周氏昆仲也属于他们一派，所有的印象也都是这两种戏的，这与现今越剧不一样，有人称为大班，在那时却并没有这个名称，只是叫做大戏而已。大戏白天演的是平常的戏，它从黄昏起头直演到次日黎明，是一整本，却有好几种戏可以选择，不过中间总有人上吊轻生，未了恶人受到报应，由小鬼用五柄镋叉把他擒走。大戏的精彩部分则是在于中间的“跳吊”（跳读若条）与末了的出活无常与恶鬼。活无常的事情，鲁迅在《朝花夕拾》第五篇中有过一番叙述，连同他的特殊的道白，都可以看，跳吊则是写在《集外集·女吊》一篇里。活无常虽是勾魂使者，但他那场面在看的人却是很阳气的，跳吊到了女吊出来的时候，那就大不相同，乃是阴惨万分的了。跳吊的上部是男吊，他是一个“跌打”，出来专门表演身手，在一根索子上做出手吊、脚吊、牙吊、后脑吊等种种方式，看去像是做体操。女吊并不演这些技艺，她只是红衫粉面，披着黑发，走到台前，将头发往后一甩，高叫一声，“阿呀苦呀天呀！”这时看的，听的人无不觉得心里一抽，在这一声里差不多把千百年来妇人女子所受的怨苦都迸叫出来了。末了周作人说：“大戏已经没有了吧，这悲苦的印象却还留存在我的心上”。现在回想起来，重新感觉民间艺人能力的伟大，他用简单直截的表现，胜过许多文人的冗长庸俗的教示。” 还有一种五猖会，也是鲁迅喜欢看的。绍兴的五猖会，似乎以东关为最有名，那里有一个五猖庙，鲁迅的描写就很有趣：“神像是五个男人，也不见有什么猖撅之状；后面列坐着五位太太，却并不‘分坐’，远不及北京戏园里界限之谨严。”五猖菩萨每次出巡，会伙中就有“跳五伤”的演出，据我所知共有五场，即跳小娘、跳小棺材、跳活无常、跳大头鬼和跳吊。本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每场的内容不同，也各有趣昧，不过最赏心悦目的还是活无常，情节与大戏中差不多，只是在广场上演出，所以都只有动作而无唱词说白。配合着一定的锣鼓调子，特别是声音凄厉的“目连瞎头”，听了总有点毛骨悚然，但又颇富于刺激。最后鬼王出场，把鬼卒收了回去，这又算是重新回到了驱邪逐疫的主题上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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