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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归大泽菰蒲尽——鲁迅《亥年残秋偶作》，见《鲁迅全集》第7集第451页。鲁迅一生沉沦于痛苦的泥淖之中。他挣扎着，抓寻着泥淖中托浮灵魂的菰蒲。有时候，他抓到一点，但很快又变成了泥淖。这种抓寻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少，以至最后发现再也找不到那安置魂灵的地方，苦啊。）
鲁迅在论及东晋诗人陶渊明时曾有过这么一段话：“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诗，无尤无怨。”（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认为这就是有点佛气，而且对此颇有艳羡的意思。一个人能够把自身遭罹的一切看得轻如浮云，而让灵魂摆脱一切羁绊，获得宁静与洒脱，这应该说是受了点佛教思想的影响。 鲁迅何以会艳羡陶渊明呢？这应该从鲁迅出生说起。 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夏历8月初三，这一天也是绍兴民间灶司菩萨的生日。这一巧合曾让周伯宜夫妇高兴了好长时间。鲁迅与菩萨好象也真有点缘份，在鲁迅一周岁的时候，父亲又抱着他到附近长庆寺，拜主持龙师父为师，龙师父则赠给他一个银质八卦，上刻“三宝弟子法号长庚”。他还得到两件“法宝”：一个是非喜庆大事不给穿的“百衲衣”，一个是每逢出门必挂在身上的“牛绳”，上面挂着刻有历本、银筛之类的“避邪物”。鲁迅也真地顺顺当当地长大了。 鲁迅刚记事，便很喜欢看与神佛有关的民间戏，规模比较大的有目连戏。鲁迅10余岁的时候还客串过目连戏，扮演其中的义勇鬼卒。与其他十多人，奔拥上马，“疾驰到野外的许多无主孤坟之处，环绕三匝，下马大叫，将钢叉用力连连刺在坟墓上，然后拔叉驰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女吊》）这样浓厚的佛教空气时时浸染着他。也许正是这些儿时的浸染才使他长大后如此忘情地去读佛经。 鲁迅读佛经始于留学日本的时候，据周作人回忆，他曾读过《愣严经》和菩萨投身饲虎的故事。（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八二》）这时读佛经大概是受章太炎的影响。章太炎提倡佛教是着眼于政治需要，他认为可以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章太炎《建立宗教论》）而佛教正是这样一种宗教。这一思想影响了鲁迅，他在《破恶声论》中表现了对佛教的肯定和对伪士的抨击。“夫佛教崇高，凡有识者所同可，何怨于震旦，而汲汲灭其法。若谓无功于民，则当先自省民德之堕落；欲与挽救，方昌大之不暇，胡毁裂也。”但是这时期鲁迅读佛经并不多，随着返国也便不了了之。这大概是由于鲁迅最终觉得佛法救国有点南辕北辙。鲁迅临终前最后一次写给许寿裳的信上说：“所未敢苟同者，惟在欲以佛法救中国耳。”（鲁迅《书信·360925致许寿裳》）但是，时隔没几年，鲁迅北上北平后，又一次读起了佛经，而且读得不亦乐乎。据说，鲁迅这次热心于佛学始于1913年，1914年则更中兴趣日渐浓厚。仅这一年就购有90余部佛典。（姚锡佩《鲁迅对佛教的探求及遗存的佛典》，《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1期第50页）诚如他的朋友许寿裳所说：“民三以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44页）是什么促使鲁迅大量购买、阅读佛经，从说纷纭。周人说：“鲁迅读古书，还有一方面是很特别的，即是他的看佛经。一般文人也有看佛经的，那大半是由老庄引申，想看看佛经的思想，作个比较，要不然便是信仰宗教的居士。但鲁迅却两者都不是，他只是当作书读。”（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许寿裳则说：“他对佛经只当作人类思想发达的史料看，借以研究其人生观罢了。”（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44页）他们或许说得都有一些道理。姚锡佩则说：当时的鲁迅“初到北京不久，供职于北洋政府教育部，独身寄住于绍兴会馆，个人生活寂寞，身体多病，'无日不处忧患中’”，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鲁迅趋向于佛学。（姚锡佩《鲁迅对佛教的探求及遗存的佛典》，《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1期第50页）我是比较倾向于相信这种观点的。一个人当他被人世间种种是非，种种不如意纠缠逼迫苦痛不堪时，走向宗教是很自然的，在中国则往往走向佛教。鲁迅在夸赞佛教时也正是这样说的：“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44页）严格地说，鲁迅所心仪的是佛学。佛学是专指佛教的原理、学说部分，是超越于信仰之上的理性内核。佛学是一门充满智慧的学说。佛学最基本的理论是“四圣谛”，首谛即苦谛，“所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苦，求不得苦，五盛蕴苦，如是名为苦圣谛。”（《分别圣谛经·第十一》）佛学对苦的细密罗纳，仿佛一知人肺腑的睿者，说出了鲁迅半生的经历，而鲁迅对痛苦又有太多的敏感。鲁迅临死前说的话是“苦啊”。如何理解这种种痛苦呢？佛学集谛解释了造成痛苦的各种原因，根源就在于自身的无知（无明）。所谓无明即指执着有我，产生贪、嗔、痴。如果一个人根绝了贪、嗔、痴，就可以脱离生死苦海，达到无欲无忧的境界。这就是灭谛所讲的内容。然后道谛具体讲了得到解脱、达到涅磐之境的方法和途径。这样一种佛理上的逐步证觉，一定把鲁迅从喧嚣的尘世中引到一片通明宁静的境地中去了，而鲁迅的心灵也由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与舒放。正因为这样，鲁迅才会情不自禁地大呼：“释迦牟尼真是大哲！” 我想佛学所给予鲁迅的那种美妙的感觉肯定让鳎鲁迅终生难忘。但是鲁迅毕竟是太执着于现世了，所以他不久便又回到人世间，面对无法面对的一切了。所以鲁迅又会说：“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鲁迅说这话时是多么地惋惜呀。这正如他谈陶渊明时，总止不住说，陶渊明真不易学呀。就是说鲁迅自己总不能长久地让心灵保持那种洒脱与舒放。 但是，可以肯定地说，鲁迅对那一刻的洒脱是充满眷恋的。 鲁迅1922年曾写过一篇《社戏》社戏，是绍兴的重要民间戏剧之一种，它的主要观众不是人，而是神、佛。鲁迅写这么一个题目的小说，说是他对那曾经难他快乐的神佛的一点思念，大概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吧。 这篇小说仿佛是记一次神游，一伙少年离开了俗世，离开了羁绊，飞到了另一个世界上，那里是那么和谐，那么宁静。鲁迅总希望能在那里停留一会儿。这样一种美好的氛围让鲁迅流连不已，篇末他酸酸地说：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这篇小说写得很含蓄，再多说一点就显得荒诞不经了。但是，我们从这里不是确实可以感到有一片宁静的境地存放在鲁迅的记忆深处，这片境地给鲁迅带来安慰，带来快乐么？这片宁静可能来源于许多因素，但是，说有那么一点来自佛学的启悟大概有一点道理吧。 但是，鲁迅寻回这点宁静的机会似乎越来越少了。鲁迅的灵魂似乎越来越牢固地被人世的是非所缠绕。他的小说中后来再也没有《社戏》这样充满梦幻，充满喜悦的篇章了。尤其是到了他生命的后期，他竟然写出了《铸剑》这样渴望饮血的充满血腥的篇什，他竟然写出了《女吊》这样渴望仇恨的充满怨毒的篇什。这时的鲁迅再也无法寻回那曾经让他痴迷的宁静的境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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