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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经在2003年于苏州见过一位日本籍老太太，这位老太太跟随夫家姓江渡，出于尊重不便提及姓名，在此称为江渡女士。江渡女士跟我说了很多她当年的故事，这些故事充满心酸和血泪，让她不能忘怀。 江渡女士便是当年日本开拓团的其中一员，父亲是日本下级军官，从30年代便带着家人来到东北居住，因为长期跟当地人接触的缘故，江渡女士会说一口流利的东北话。  她告诉我，就在听到苏联人要与关东军开战的消息后，所有日本人都感到很害怕，因为在日本关东军军部的宣传中，苏联人很坏，也很可怕，他们杀人、抢劫、强奸，什么坏事都做，日本女人遇到他们是没有任何好果子的。所有的日本人被要求不惜任何代价保护自己，必要时就跟苏联人同归于尽。 但是突然有一天上午，军部派来宪兵，要求所有日本人不论男女老幼，必须全员集合。全员集合后，宪兵将包括江渡女士在内的所有人带到一个小树林。有个军曹对大家说，苏联人很快就会打过来，为了让战场的士兵心无牵挂，也为了日本人的尊严，因此要求这些日本家属全部自杀。  几乎所有人都哭泣起来，但是没人反抗，宪兵手持步枪围成一圈，有人反抗的话，这些士兵就会当场射杀。就这样，每人被分配了一颗毒药丸，然后当着宪兵的面吞下去。江渡女士告诉我，她自己不想死，因为自己还年轻，但是没有办法，女人是没有权利反抗的，那些宪兵打苏联人不中用，但是欺负自己人还是很在行的。于是她吞了药丸，很快“死”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竟然醒了过来，此时已经没了宪兵，只有满地的尸体，自己的妈妈和一个哥哥死在身边（另外两个哥哥跟随关东军与苏联人作战，其中一个在战场上战死，父亲也下落不明，应该是死了。）她开玩笑说，也许老天爷知道自己不愿意死，也或许那是颗劣质药丸，自己醒来后除了头晕恶心之外，竟然一点事也没有。  虽然醒了，但是却躲在树林里不敢出去，因为担心树林外会有宪兵。幸运的是，除了她之外，还有三个人没有死。就这样，四个人在树林中待了好久，直到有当地人进入树林拿取死去日本人的财物和衣服，她们才意识到外面已经没有了宪兵。 江渡女士告诉我，当时中国人已经不怕日本人了，因为憎恨日本人的缘故，他们会成群结队冲入日本人家中抢东西，反正家里已经没有人了，这些东西被当地人拿走也是好事。只不过，活下来的日本人日子不好过，会被当地人殴打，她亲眼看见过一个日本教师偷偷回家拿东西时被当地人活活打死在街上。  为了活命，江渡学着其日本女人的样子，跑到一户闯关东的山东人家中，求人家收留自己，自己愿意给人当媳妇。这户山东人来自淄博，一家人都是好人，因为怕人家欺负她，也怕苏联人抢东西，因此带着她回了山东，对外宣称她是东北人。这个秘密一直隐藏到70年代，在这段期间，她一句日语都不敢说，好在自己会说东北话，要不然很麻烦。有一次她说漏了嘴，几个当地妇女知道了她是日本人的身份，但没想到这些山东妇女都是好心肠，怕她被欺负，因此并没有将她的身份传出去。 江渡女士跟这家人的小儿子结了婚，婚后育有三子，在中日友好建交之时，她是日本人的身份才被揭示出来。就这样，在70年代，她带着已经20多岁的小儿子回了日本，然后嫁给一个姓江渡的日本人，将自己和儿子的姓都改成江渡。为了表示那个山东人的活命之恩，也为了让留在山东的两个儿子好过些，已经嫁给日本人的她偶尔会通过关系寄钱到山东，虽然在当时寄钱是件麻烦事，但好歹两个儿子收到了钱，但是却再也没有来往过。就这样，小儿子成了标准的日本人，而大儿子和二儿子却依旧是典型的山东农民。  因为懂中国话的缘故，小儿子被派遣到苏州日企担任高管职位，我因为工作缘故结识了他，这才有机会见到他的母亲江渡女士。江渡女士因为年纪大了，日本的丈夫也已经死了，因为需要人照应，也就跟着小儿子来到苏州，但是却不敢回山东见两个儿子，那个山东丈夫也早已死了，于是她也就索性不见了。 江渡女士说自己虽然是日本人，但是却憎恨和厌恶当年的关东军，这些人作威作福，喜欢欺负中国人，对日本女人也不尊重，更没有绅士风度，在苏联人打来之时，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女人和孩子，却要求这些无辜的家属去送死。他们可以逃走，却不让女人和孩子逃走，这是任何国家的军人都不会干的事情，可偏偏大和民族的士兵这样做了。这令她十分伤心和痛恨，回想起那片树林和那些尸体，她就感到一阵阵毛骨悚然，这些人没有被苏联人杀害，却死在自己人的手中，这是多么讽刺的事情。  后来笔者读了严歌苓的《小姨多鹤》，再回忆起江渡女士的遭遇，不得不说当时身居中国的日本女人确实命运不济，但这怨不得别人，只能怨日本人自己，没人逼着他（她）们来，而他（她）们却偏偏非要来。 （注：照片全部取材自网络，除最后一张照片为《小姨多鹤》剧照外，其余全部为开拓团时期照片。另外本文属个人经历，因此请勿搬运转载。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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