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梅堂做大亨达利品牌  亨达利钟表店起源于上海，是一对法国兄弟在1864年创办的，打出的外文招牌是“霍泼兄弟公司”（Hope Brother's & CO），是一家主要为欧美侨民提供生活用品的综合性商店。由于经营不善，霍泼后来将商店转让给了德商“礼和”洋行，由一个叫白度的德商负责经营。不久这家店打出了中文招牌“亨达利”。当时，由德商经营的亨达利以经营进口钟表为主，兼营珠宝首饰、罐头食品、家具餐具等。  亨达利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参加协约国，宣布对德国开战，于是，经营亨达利的德国商人不得不离开中国返回德国。不久，在上海经营美华利钟表的宁波籍人士孙梅堂，便抓住机遇买下了这家洋货店。在经营钟表业务中，孙梅堂已形成这样的认识：“钟表店应该主要做钟表生意，否则无异降格为百货店了。”所以孙梅堂调整了亨达利的经营领域，取消了罐头食品、家具餐具等买卖，只保留珠宝首饰的经营，集中精力做大做强钟表主业，考虑到眼镜生意的利润很高，他又增添了眼镜业务，配备了验光设备。买下了亨达利钟表店后，孙梅堂还充分利用亨达利的洋商渠道进一步扩展自己的营销网络。在孙梅堂的悉心经营下，他的钟表王国越做越大，不仅在上海开办了多家钟表店，还在杭州、宁波、南京、天津、汉口、济南、沈阳等地开设了分店，截至1929年底，孙梅堂在国内各大城市开设的钟表商店和工厂近30家，职工600余人。随着亨达利成为全国著名钟表品牌，孙梅堂也被人们称之为“钟表大王”。  孙梅堂 娄仙林接盘杭州亨达利 杭州的亨达利钟表店是孙梅堂租借凤凰寺地皮建造的，在建筑风格上，这座三层洋楼与天津、南京等地的亨达利钟表店大体相同，可见孙梅堂在当时已有商店形象设计的理念，要让人们看到商店外貌就知道这是亨达利钟表店。 1929年，杭州亨达利钟表店建成开业，当天，贺客盈门，鞭炮齐鸣。开业之初，杭州亨达利钟表店推出了低价促销举措：学生挂表每只仅售8角还另赠表链，矾石小钟每只仅售7角，双铃闹钟每只仅售1元2角。低价促销虽然招致同行的不满，但迎来了不少顾客的光顾。 此外，杭州亨达利钟表店在商店门面的左上方安装了一只双面大钟；在商店门面的右上方安装一只高达2.5米配有跳机的大型广告霓虹灯，吸引广大市民的关注。更绝的是：该店还利用幻灯投影，将一只挂表机芯走动的实况，从三楼投影到路面，使许多路人感到非常新奇。所以，开张初期的杭州亨达利钟表店既迎来了不少顾客，也招来许多看客，热闹非凡。  亨达利钟表店旧址 但是，红火的生意没有持续多久，经营了一年之后，杭州亨达利钟表店居然出现了亏损。坐镇上海的孙梅堂派人到杭州暗中考察，得出的结论是管理混乱，随后，杭州亨达利钟表店经理朱远香被免职，担任杭州亨达利钟表店监理的娄仙林（1882－1947），兼任经理职位。娄仙林上任后狠抓经营管理，注重服务质量，店容店貌有了很大改观，营业额随之节节上升，很快就扭亏为盈。 1932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日本军机猛炸闸北一带。此时，孙梅堂的经营重点已经转移到地产上，他认为随着上海的发展，闸北地产价格必将飞涨，所以将自己的极大部分产业作价抵押，全部压注在闸北的地产上。“一·二八事变”使上海地产市场萧条，孙梅堂的事业遭受巨大损失，钟表王国陷入危机。为了还清债务，孙梅堂卖掉了各地的分店，接盘的几乎都是各分店的经理，娄仙林买下了杭州亨达利钟表店。 成了被敲诈的“红烧肉” 盘进杭州亨达利钟表店后，娄仙林继续遵循上海总店的一套经营管理规则，继续在货源上与总店保持密切联系，商店的业务继续蒸蒸日上。1933年，娄仙林着眼于事业接班的考虑，将儿子娄继心（1916－2001）送进了上海亨达利钟表总店，成为该店的一名练习生。 1937年春季，娄继心学成回杭，协助其父经营杭州亨达利钟表店。但是，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开始逼近东南沿海，杭城稍有经济实力的市民都在谋划逃难的事。娄氏父子首先考虑的是：尽快疏散商店内的商品。他们将一部分商品委托给好友带往长沙暂存；一部分商品托付给马路对面万源绸缎局的老板，存放在该绸缎局新建住房的地窨子内；还有一部分则运到羊坝头的九刀庙内，藏入该庙内存放着的棺材内。 当年12月，日寇进入杭城，到处洗劫钱财，一些地痞流氓也狐假虎威趁火打劫。亨达利分散藏于杭州各地的商品被盗劫一空，损失不小。这时，娄氏父子担心已经停业的杭州亨达利钟表店楼房也会被日伪侵占，便同意邻居在该店内开设旧货摊。过了一段时间后，娄氏父子也开始小规模地恢复杭州亨达利钟表店的经营业务。但是，这家钟表店恢复营业后马上就成了日伪军的“红烧肉”，敲诈该店的事情不断发生。娄继心生前曾撰文说： “闹得最大的一次就是伪军张华夫部队结伙寻衅，他们定下一计，将买去的唱机，换去里面的新发条，装入劣条，再拿来要求赔偿损失，还要赔礼道歉。营业员据理力争毫无结果，（这些人）立即派来两卡车伪军，将门口圆柱上的两块铜招牌撬去，将老板押上卡车作人质，扬言‘不达目的，决不放回’，还要砸烂亨达利。最后浼人去讲情，退还唱机款，又送手表两只及现金若干了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杭州亨达利钟表店终于告别了经常被日伪军敲诈的苦日子，娄氏父子扬眉吐气开始谋划杭州亨达利的中兴，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贪腐无能，国统区内法币连年大幅贬值，物价不断飞涨，几乎所有商店内的生活用品都被抢购一空。杭州亨达利钟表店也和其他商店一样，卖光了所有的商品，却补不进货源，大名鼎鼎的亨达利只得靠修理业务勉强支撑着门面。1947年，娄仙林在忧虑中去世。娄继心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接手杭州亨达利钟表店的生存担子。 见证老字号的出生与出走 新中国成立后，钟表行业成立了同业公会，商店之间实行互帮互助；商店内部形成了新的劳资关系，企业经营产生的问题由劳资双方协商处理。杭州亨达利钟表店由此走出困境，走上新的发展之路。1956年，各地掀起公私合营大潮，杭州亨达利钟表店也步上了公私合营之路。 杭州手表厂退休的胡志鹏师傅告诉笔者说：“杭州亨达利钟表店还是杭州手表厂的起源地呢！”1958年，杭州市计划发展钟表制造业，从各钟表店抽调了6名技术高超的钟表师傅，又选派5名业务干部组成一套生产班子，在杭州亨达利钟表店二楼开始试制手表。胡志鹏是当年6名钟表师傅中的一位。他说： “那年，杭州市轻工业局拨出5000元资金，买了两台设备：一台小车床，一台小铣床。我们就是靠这些设备，仿制出了两只罗马手表。当时试制手表，还有一项政治任务，就是要向国庆献礼，所以，我们只用了2个多月时间，赶在国庆节前拿出了产品。后来这两只国产手表曾出现在当年的国庆游行队伍中，我们参与试制手表的11位同志也都荣幸地参加了当年的国庆游行。” 杭州亨达利钟表店诞生两只国产手表后，杭州钟厂、表厂的筹建工作也随即正式启动，包括亨达利在内的多家钟表店的技术骨干被抽调去支援钟表工业建设。由此看来，说杭州亨达利钟表店是杭州钟厂、表厂的起源地，的确是有依据的。 林汝龙曾经在杭州亨达利钟表店担任了10多年的经理（1959－1970）。他说： “杭州亨达利钟表店公私合营以后，我受有关部门委派于1959年进入该店担任公方经理，私方经理是娄继心。我们合作了10多年。娄继心的特点是点子多，他的许多好点子促进了经营管理，提升了服务质量，保持了老字号的声望。” 1966年“文革”爆发，一天，林汝龙接到上级的电话，说明天有造反派来亨达利造反，叫他们不要阻拦。第二天，果然来了不少造反派，他们冲上二楼，用钢质撬棍强行撬掉“亨达利”三个招牌大字，然后，在被撬处贴上一纸，上书“利民”二字，这样杭州亨达利钟表店的名称便消失了10多年，一直到1979年才恢复老店名。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解放路、延安路等商业大街的快速兴起，狭窄的中山中路开始变为城市小巷，往昔浓厚的商业氛围如今居然烟消云散。80年代末期，杭州亨达利钟表店的生意已相当冷清，为了走出困境，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这家著名老店告别了这栋具有亨达利特色的三层洋楼，搬迁到延安路与解放路交叉口（延安路183号）营业（2001年，延安路183号的房屋又让位给新丰小吃店）。 中山中路229号，这栋具有近80年历史的老洋楼，目睹了一家著名老字号的出生和出走，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杭州商业繁华地从中山中路向解放路、延安路转移的历史进程。 图片来源网络 文章原名《亨达利钟表店——中山中路229号》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