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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文明的核心是伊斯兰教，但这并不意味着后者从创建之初就与科学发展、文明进步格格不入。恰恰相反，在长达约500年的时间里，伊斯兰教都扮演着促进、推动阿拉伯文明走向兴盛的关键角色。 早期的伊斯兰教宽容尚学、海纳百川，穆罕默德有句名言，“知识是伊斯兰教的生命，知识是信仰的柱石”，鼓励信众“哪怕知识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当时的阿拉伯世界，充分发挥自己联结东西的区位优势和善于经商的民族传统，如饥似渴地汲取来自四面八方的文明成果——希腊的哲学、印度的数学、波斯的行政制度和文学、中国的火药和造纸术、地中海的航海术和造船术，等等。 从公元8世纪至12世纪，阿拉伯文明程度远超西方，而且在对外战争中也是胜多败少。早期伊斯兰教通过信仰迸发出的强大凝聚力和感召力，在与阿拉伯人掌握的先进军事技术结合后，就转化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强悍战斗力。当然，前者也确实赶上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他们对外征伐之际，正值波斯萨珊王朝和拜占庭帝国历经400多年漫长争斗而两败俱伤、精疲力竭。 公元7世纪阿拉伯统一政权建立后四处开疆拓土，仅用100多年时间就扩张形成了横跨欧亚非、版图面积超过1300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帝国，治下人口近5000万之众，成为与唐帝国并驾齐驱的东西2大霸主。 鼎盛时期的阿拉伯文明，不仅军事上近乎无敌，而且在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领域也足以傲视世界，先后形成了亚历山大学派、巴格达学派和西班牙科尔多瓦、埃及开罗2大文化中心，艺术家、工程师、学者、诗人、哲学家、地理学家、巨商富贾辈出，历代统治者也大多对科技创新予以鼓励和支持，使得阿拉伯世界在天文、航海、化学、农业、医学、物理、哲学、法律、艺术、工业技术等领域全面发展。 但是，任何文明如果不思自我革新，就难逃“盛极而衰”的命运。早期伊斯兰教虽提倡学习、研究新知，但其内在价值观始终将知识和科学视作手段而非目的。对于穆斯林来讲，掌握知识必须服从于宗教意义且有助于巩固伊斯兰世界统治地位，这一实用性目的导致阿拉伯科学发展虽可维持几个世纪的繁荣，却最终从源流上枯竭。 另外，阿拉伯古代科学的一大“软肋”就是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19世纪埃及著名思想家艾哈迈德·艾敏在所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希腊人使用概括、分析研究的眼光观察事物，阿拉伯人则盘旋于一件事物的周围，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珠宝，却没有将之穿成珠宝串”。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菲利普·希提也认为，难以推导、演化出科学结论并建立最后的体系，“是阿拉伯人智力铠甲上最弱的一个环节”。 始自公元11世纪的外族入侵，也给了阿拉伯文明以重创。从1096年开始、绵亘近200之久的十字军东征，让小亚细亚、地中海东岸、尼罗河三角洲等古代阿拉伯世界经济最富庶、文明最发达的区域惨遭战火涂炭。 13世纪中叶蒙古入侵，则让两河流域、波斯蒙受空前浩劫，历史文化名城巴格达毁于一旦，数十万居民（包括大批学者）遭遇屠城被杀，阿拉伯文明的辉煌时代在1258年随着阿拔斯王朝覆灭戛然而止，从此由盛转衰。 与此同时，西方却靠着十字军带回的阿拉伯先进文化技术和大批财富，不仅显著提升了军事和经济实力，还刺激了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地中海商业霸权也从阿拉伯人手中落入欧洲彀中。 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科学发展与主要靠外部需求（市场竞争、军事）驱动的欧洲科技进步有一个巨大区别，就是前者严重依赖统治集团（君主、高官和富商）的扶持和资助。其显然是不稳定的，一旦遭遇外敌入侵或改朝换代，这种脱离社会和大众的“皇家科学”就会随之衰落。上文提到的阿拔斯王朝被入侵的蒙古军消灭后，就导致大批受其资助的阿拉伯科学家死的死、逃的逃，科学发展因此停顿乃至陷入倒退。 不过，虽然遭受重创，但直到15世纪之前阿拉伯文明仍较西方略胜一筹，而同时期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则让伊斯兰世界再次呈现“中兴”景象。长时间领先世界的优越感和奥斯曼帝国的赫赫武功，愈发固化了阿拉伯人的“唯我独尊”思想。 15世纪阿拉伯著名学者伊本·赫勒敦尽管学识渊博，却对自然科学和哲学嗤之以鼻，宣称前者“对我们的宗教事务或日常生活来说无关紧要，不必加以理会”。他的傲慢与偏见可谓那个时代的阿拉伯学术界的典型代表。结果就是在伊本·赫勒敦去世后100多年的时间里，西方就在航海、天文、医学等领域迅速超越阿拉伯世界。 到16世纪中后期，伊斯兰世界仅有的对西方的军事技术优势也逐渐丧失。奥斯曼军队颓势初现，其海军不仅在1571年输掉了勒班陀战役（阿拉伯传统桨帆船在火力上远远不敌西方的风帆战舰），而奥斯曼帝国引以为豪、配备有旧式重炮的陆军则惊讶地发现，他们很难“啃动”哈布斯堡王朝新构筑的星形棱堡要塞，其被迫停下向欧洲扩张的步伐。 18世纪中叶，随着欧洲历经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并用新大陆和东方殖民地掠来的数万吨金银“启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无论是没落的奥斯曼帝国，还是分崩离析的阿拉伯世界，都已无力再与构建起近代化体系的西欧强国抗衡。 1683年奥斯曼大军兵败维也纳城下，标志着伊斯兰世界在军事上已全面落伍于西方。等到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和叙利亚，金字塔之战中法军发扬战术与火力优势，一举歼灭曾大破蒙古铁骑的马穆鲁克军主力，更是将阿拉伯国家与西方的“全方位差距”暴露无遗。 为救亡图存，18世纪中叶阿拉伯半岛兴起了“复古”的瓦哈比运动，希望用原教旨主义的神学来对付外部威胁和克服阿拉伯社会的衰退，而这种闭关锁国的“开倒车”方式显然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而地中海沿岸的阿拉伯国家（以埃及、叙利亚为代表）虽然尝试了全盘西化、政教分离的现代模式，但其经过几十年实践，却并未出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所期望的国富民强的崭新局面，反而在美国所扶持的以色列军事打击下不断遭遇战争失利和国土沦丧。 于是乎，宗教复兴运动从20世纪70年代在阿拉伯世界又一次兴起，恰逢这期间信奉瓦哈比派的沙特因石油繁荣而实力大增，使得阿拉伯社会更加趋于保守，政经改革举步维艰。而观察过去100年中阿拉伯民族武力的衰退，实际上都是被军事危机所掩盖的社会问题。 以海湾战争时伊拉克的惨败为例，该国别看社会世俗化程度较高，经济和军事实力也不弱，但萨达姆政权并未善加利用宝贵石油财富，没有将之用于加快实现工业化和推动社会改革与经济转型，反而认为只要对内靠高福利政策和威权统治管控民众、对外靠“买买买”引进先进武器装备，就能实现富国强兵的“家天下”统治，这显然是一厢情愿，其只要与强大对手交锋就会破绽百出。 是否完成工业化与社会现代化改造，是一个民族崛起和复兴的关键条件——日本、德国在二战中变成一片瓦砾，却在战后很快复兴，而阿拉伯国家往往战败一次就好长时间缓不过劲来，大多只能靠附加苛刻条件的外援或继续廉价出卖油气资源来换取重建资金。 为什么以色列能利用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在沙漠中创造经济奇迹，在沙场上创造连胜战绩，在科技上引流时代潮流，而阿拉伯国家却做不到呢？宗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以色列和西方宗教氛围也挺浓厚），恐怕真正的答案还要看阿拉伯民族是否愿意像1000多年前的先贤那样，破除封闭状态，积极主动地拥抱先进文化，通过兼收并蓄、海纳百川来推动自身社会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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