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明]：本文摘自书稿《部落、天下与世界：文明演化的3大秩序及其未来》。以下为正文。 我们的目光不妨再宽广一些，立足于一神教文明的演化史看待伊斯兰教，或许会认同以下几点看法。首先是确立这一视角的理由：既然只有一个生活世界，唯一神的哲学身份实为世界整体连续的人格化形式，则意味着凡是一神教均可指向生活世界的整体连续；现有的各种一神教（统称为亚伯拉罕宗教）之间的差异，实为言说同一个世界整体连续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话语差异——源自不同教众的历史路径差异。接受这样一个认识，我们就能把一神教的演化史看成一个整体。接下来需要梳理一神教的演化过程。犹太教中的整体连续限于犹太人社群，算不上普世宗教。基督教开始向外邦人传教，且通过基督受难及三位一体观念，成为第一个普世宗教。但它发源于文化程度很高的罗马社会，唯一神内涵的整体连续观念一时难以惠及文化落后的部落社会，因此也说不上完满。第三，伊斯兰教出自部落体系，创教伊始就惠及部落社会。为之付出的代价是，一神教需要改变自己以适应部落体系。部落体系与一神教之间的张力，长久影响着伊斯兰世界的基本格局与历史走向。 为理解上述观点，需要前去建立于公元750年的阿拔斯王朝一探究竟。它不仅是倭马亚王朝的颠覆者，还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历史上的一场革命。[46]倭马亚王朝的造反者来自东伊朗的呼罗珊省，却借用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的名义抢夺正统话语权，属于部落社会惯用的伎俩。帝国都城从大马士革东迁到巴格达，更多接受来自波斯的影响。萨珊王朝的文书被译成阿拉伯文，朝廷典仪与政府行政也都遵循萨珊王朝的波斯模式。甚至帝国的常备军也是按照波斯模式建立起来的，减少了对阿拉伯各部征兵的依赖，进一步削弱了阿拉伯人在首都的影响力。哈里发们也越来越看重伊斯兰教的自我认同与团结一致，并用它来统一地域广大而文化多样的帝国。[47]以上变革内容构成伊斯兰世界的一次普世化努力，伊斯兰教提供了普世化的形式，内在动力则是部落化的——普世化最终沦为部落化。其中虽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内容，比如百年翻译运动真实推动了全球性的文化交流（来自中国的造纸术提供了新的传播媒介）。在王朝第七代哈里发马蒙（813-833年在位）的推动下，建于巴格达的“智慧宫”成为全球学术中心。收集自希腊、印度、埃及和拜占庭等地的大量自然科学、人文学术著作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其中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为伊斯兰教义寻找基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支持。当时的政治逻辑却依旧是部落体系的，差别只是用古波斯帝国的逻辑取代了阿拉伯社会的逻辑：公元8世纪后的哈里发沦为地方部落政权名义上的宗主；10世纪以后的哈里发进一步沦为巴格达总督武力控制下的傀儡，最终于946年被废黜。波斯帝国的兴衰逻辑得以重现。至1258年蒙古人占领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体制一直有名无实。[48]伊斯兰世界一次次地被打回到部落社会的纷争中，呈现出部落帝国的兴衰图景。 福山告诉我们，古老的部落传统依旧扎根在今天的中东地区。于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美国人发现，倚靠当地部落领袖的传统权威，比创建无视社会现实的非人格化单位，更容易掌控部落军人。部落成员与指挥官发生争吵，可能会悄悄溜走，返回自己的亲人中。如指挥官又是自己部落的酋长，他就会三思而不行了。类似的现象在中东地区可以说普遍存在。 说回正题。蒙古称霸时期的伊斯兰世界，一方面在蒙古势力望而却步的埃及、叙利亚等地延续着余响。为什么埃及能成功阻挡住蒙古人的铁骑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另一方面在蒙古征服的伊朗及西亚地区（伊尔汗国及周边）暗中积蓄复兴的力量，最醒目的结果便是奥斯曼帝国的强势崛起。成功抵抗蒙古人的为什么是埃及？强势崛起的又为什么是奥斯曼？ 在1260年“艾加鹿会战”中大败蒙古人的是埃及的马穆鲁克军队。马穆鲁克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部曲”，最初专指由突厥人奴隶组成的军队。由于他们从小就作为军事人员接受专业训练，特别有战斗力。在阿拔斯王朝早期甚至以前，伊斯兰帝国内部已有少量的突厥人奴隶，他们来自亚洲草原上的阿尔泰民族。马蒙创建了4万人的马穆鲁克军队，穆塔辛姆哈里发（833-842年在位）将它扩大到7万人。或许因为这一军事制度扩张太快，据说后来还从叙利亚等地基督徒那里“招募”（或抢劫）少儿编入马穆鲁克军队。这些少年奴隶从小脱离家庭，编入军营接受军事训练和宗教灌输，以效忠哈里发为天职。成年后配以女奴建立家庭，通过军功获得军职、财富和荣誉。马穆鲁克军人及子女永远不脱奴隶身份，职位也不能世袭。他们也非穆斯林，穆斯林也不可能成为合法奴隶，帝国的穆斯林居民自然也无缘追求政府高位。哈里发对马穆鲁克军人的身份限制，最终没能束缚住他们的手脚。他们先是取得军权，后又取得政治主导权，且将这一优势保持千年之久，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一直被排除在外。后来他们干脆自己建立王朝，例如868年在埃及建立的第一个马穆鲁克王朝，以及后来在伊朗建立的伽色尼王朝（962-1186年）等。 福山评价说，穆斯林的军事奴隶制并不从宗教原则进化而来，仅仅是强大部落社会中建国的对策。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发现，不能依赖部落组织的军队来维持帝国。因为部落社会高度平等，以共识为基础，不轻易服从，倾向于发生内讧和分裂，很难长期守卫领土。为创建国家层次的强大制度，军事奴隶制在世界最强大部落社会之一应运而生，成为一个精彩的适应。它作为集中和巩固国家权力的措施，极为成功。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认为，它挽救了伊斯兰教，使之成为世界主要宗教之一。[49] 我想强调的是，伊斯兰军事奴隶制恰恰源于部落体系。福山所言部落社会的平等和共识，实为部落式民主，带有部落主义色彩，容易发生内讧。另一个事实是，部落帝国以征服为能事，将被征服者转化为征服者的战争机器，一直是部落帝国的惯例。穆斯林军事奴隶制不过是将这一惯例发挥到新水平而已。该制度的始作俑者试图将伊斯兰政权中的神学与政治部分保留在自己人手上，将战争能力建立在被征服者身上，或许会洋洋自得过。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也是在培养反对力量。你所依赖的力量正是将来杀死你的力量，杀死你的人会建立自己的部落帝国。如果伊本·赫勒敦的说法是对的，马穆鲁克制度确实起到了保护伊斯兰教的效果，也同时证实了伊斯兰教的部落属性——这正是本书多次强调的观点。服务于部落体系的伊斯兰教终归会一次次暴露出其部落特性来，一神教文明所内秉的普世性屡次被部落特性所消解。 接下来回答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强势崛起的是奥斯曼帝国？说奥斯曼帝国开创了伊斯兰政权的巅峰时代，大致符合事实。中间虽有贴木尔王朝在中东崛起，并于1402年的“安卡拉战役”中俘获奥斯曼国苏丹，其后人中的一支进入印度建立莫卧尔王朝，但其建立的中东伊斯兰政权毕竟昙花一现。奥斯曼帝国却成功延续600余年（1299-1922年），在所有纯正的部落帝国中可谓独一无二。在所有类型的部落帝国中，仅输给延续千年的拜占庭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拜占庭帝国属于世界帝国向部落体系退却后的剩余物，俄罗斯帝国则在蒙古人的羽翼下（时长240多年）受到天下体系的深刻影响，都不能算是纯正的部落帝国。 本书的回答是，一神教文明同部落体系的深度融合，促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奥斯曼帝国在自己的部落体系中深度融合了一神教文明，将两者的优点发挥到新高度，或者说将两者间的张力削减至最小程度，先是铸就了王朝前期300余年的辉煌，后又延续王朝300余年的统治。在人类文明演化史中，堪称部落体系融合一神教文明的典范之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阿尔泰民族对中亚的持续入侵，为部落体系同一神教文明的深度融合提供了长期驱动力。这一过程同此前日耳曼民族对欧洲的持续入侵，推动日耳曼蛮族同世界体系的融合，有很高的外部相似性。后者为世界体系的再生提供部落体系的肉身。罗马教权高于拜占庭教权这一微小差异，加上日耳曼诸族对罗马文明的长期仰慕，精神高于肉体的原则得以确立，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成功制服部落体系，而不是被部落体系所反制。指出两者之间的路径差异，有助于理解文明演化的多样性与方向性之间的张力，且提醒自己不能因为接受文明演化的多样性而迷失文明演化的方向性。 回到蒙古征服后的中东伊斯兰教世界，出现了三个主要的权力中心。伊朗是由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征服巴格达后建立的伊尔汗国，统治埃及的是马穆鲁克建立的苏丹政权，经营安纳托利亚中部和东部的是塞尔柱突厥人建立的罗姆王朝。随后崛起的奥斯曼公国很快改变了这一格局。先是于1326年取得布鲁沙城作为首都，然后是巴尔干半岛，至14世纪末侵占了整个安纳托利亚地区，第四任君主巴耶塞德自称“罗姆的苏丹”——此前的罗姆王朝被奥斯曼所灭。巴耶塞德没有料到的是，1402年的安卡拉战役竟导致他被俘自杀，对手正是大名鼎鼎的贴木尔。 奥斯曼帝国随即进入十多年困难期。穆拉德二世（1421-1424，1446-1451年在位）主政期间，领土扩张很快恢复到巴耶塞德战败前的水平。奥斯曼帝国快速恢复元气的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宗教和政治方面推进伊斯兰化，且融入到突厥民族意识中；二是在军队建设上将马穆鲁克制发挥到极致，招募自异教徒的“童子充军”成为定制，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最终形成了与伊斯兰社会完全隔绝的军事种姓。先说突厥化与伊斯兰化的结合。 “奥斯曼众位苏丹在这段时期，开始实施真正的伊斯兰教朝廷，并且奖掖诗人、作家与穆斯林学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时期的作品中出现了突厥人的民族意识。穆拉德很鼓励这个，甚至还赋诗助倡。在穆拉德的时代，人们研究乌古斯突厥的历史与传说，并且把这些历史与传说，融入历史传统之中，故事于是发展成把奥斯曼王室与突厥部落的传统和传奇联结起来，而奥斯曼王室的世系，则上溯到乌古斯汗。”[50] 需要强调的是，“伊斯兰教的宗教体制，在奥斯曼国家体制当中臻于成熟，完全统合入逊尼系统的政权。……可能只有奥斯曼王朝作出最认真的努力，想在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伊斯兰教国家里，把伊斯兰教的'圣律’建立为当地的有效法律。他们赋予圣律学者与圣律法官前所未闻的地位、威望与权力”。[51] 伊斯兰化的突厥民族意识构成奥斯曼帝国凝聚力的精神方面。另一个事实是，奥斯曼帝国对加盟进来的其他族群总体上持开放态度，且能包容多样性。只是在帝国中央地区、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实施相当统一的规则，如土地租佃、征税、司法制度等，但不会将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外省的行政机构。希腊人、亚美尼亚基督徒及犹太人，虽然享受不到穆斯林的法律权利，但仍能组织半自治社区。社区的宗教领袖负责财政、教育、执法和其他有关家庭法律和人身地位的事务。[52]即便圣地阿拉伯半岛，其南部仍有少量非穆斯林社区。 阿拔斯王朝的马穆鲁克军人主要来自突厥人，当时的突厥人是奴隶身份。奥斯曼帝国的突厥人现在成了帝国的主体，而且整体皈依了伊斯兰教，不可能再成为帝国的军奴。“童子充军”的奴隶只能来自基督徒和其他异教徒家庭，此为奥斯曼帝国与阿拔斯王朝的一个重大差异。好在阿拔斯王朝也有少量军奴来自基督徒家庭，现在扩大他们的比例就是了。奴隶们不知道生身父母，只认主人，忠心耿耿。他们会获得一个突厥语的普通新名，身处基于血统的社会，却与任何血统毫不关联。他们没有实行女人和孩子的共产主义，但被隔离于阿拉伯社会，不准扎根，尤其不可自立门户，以避免“把能弄到手的所有东西都搬回家”。传统的阿拉伯社会中，裙带关系和部落忠诚的难题，就此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53]很显然，军事奴隶制只是解决了苏丹的难题，“童子充军”也没有将奥斯曼变成马穆鲁克王朝，军奴们后来被奥斯曼王室所灭。但军事奴隶制对解决穆斯林社会的部落化难题没有任何帮助，只是转移了这一问题：由王室与马穆鲁克的部落化转移至王室内部的部落化。 影响奥斯曼帝国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王子间的相互残杀。按照中东传统，统治者的继承权在真主手中，建立继承规则有悖真主的愿望。在继承权未落定时，不同候选人急需禁卫军、宫廷官员、乌里玛（ulama，教权阶层）、行政机器的支持。苏丹青春期的儿子们跟导师一起去不同省城，以获取总督的工作经验，最靠近首都的儿子在影响禁卫军和宫廷方面就占了便宜。苏丹死后，儿子之间经常发生内战。偶尔，苏丹尚未死去就有人抢班夺权。在这些情况下，兄弟之间的残杀在所难免。[54]地方行省跟随不同的王子抢夺大统，相当于加入了王室内部的部落化争斗。 福山将其归因为缺乏明确的继承制度。笔者不认同福山的这一看法，问题不在于奥斯曼帝国的继承制度是否明确，问题在于非法夺权者能否得到现实的承认。反过来说，正是因为非法夺权者能得到现实的承认，才导致继承制度的不明确——想必这才是福山想要表达的完整看法。欧洲没有产生严重的君主继承问题，和继承规则是否明晰关系不大，和欧洲的政治运作系统关系很大。只有把继承规则置入相应的政治运作系统中，才能判断是否有效。直白一点说，非法夺权者在欧洲法治系统中通常不会得到承认，以至于它的继承规则看上去是有效的，进而被理解为是明确的。但在同时期的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成功夺权者通常不会有这种顾忌，也没有人愿意违逆成功夺权者，及时投靠他们才是正途。极少数例外者如明初的方孝孺，结局非常凄惨。同时还要看到，再激烈的王子争位战都没有摧跨奥斯曼帝国，只是对社会造成巨大伤害。多数情况下，当王权争夺战的结果明了之后，受到严重伤害的政治和经济秩序也都会得到恢复。 奥斯曼帝国乃至整个伊斯兰文明均可描述为一神教部落体系，不同部族建立的伊斯兰政权内置有各自的部落特性，一神教则帮助他们将帝国内的不同部落连接为一体。由于将部落主义同一神教文明间的张力控制到最低，奥斯曼帝国创造出伊斯兰世界的高光时刻。穆拉德的继位者穆罕默德二世于1453年攻陷拜占庭，帝国的欧亚领土连接成片。很快又将希腊半岛收入囊中，却对土库曼苏丹这个东方伊斯兰教古国手下留情。但不意味着伊斯兰世界的内部纷争就此消停。1514年，奥斯曼帝国打败了伊朗的什叶派政权；1517年，推翻了埃及的马穆鲁克苏丹国。奥斯曼帝国版图从此横跨欧亚非大陆，辉煌程度不亚于罗马帝国，手握新式火器的军奴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同所有的部落帝国一样，奥斯曼很快进入低潮，1529年首次围攻维也纳未果，1683年再次围攻维也纳失败，帝国进入漫长的衰退期，同时也将整个伊斯兰世界带入衰退期。直到今天也很难断言，伊斯兰世界已经从这一漫长的衰退期中完全复苏过来。 将中东文明视为整体，会看到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多元性，二是非连续性。中国文明连续数千年，印度文明以多元包容的形式而呈现出连续性。古代中东文化则是一连串巨大波折的结果，希腊化、罗马化、基督教化、伊斯兰化前后相随，最终是7世纪的伊斯兰化塑造了这一地区。曾经流行过的古老语言埃及语、亚述语、巴比伦语、西台语、古波斯语等都已弃之不用，直到历史学者将它们发掘出来后才为人所知。路易斯进而认为，蹂躏西罗马的蛮族都愿意保持罗马帝国的形式和结构，而阿拉伯征服者更愿意带来自己的宗教、语言和经典建立新帝国。[55]笔者给出的解释是，中东一直延续着部落帝国的征服模式，可追溯到苏美尔文明时期，因部落众多而多元。部落帝国的征服者不会臣服于被征服者的文化，文化传承被迫经常性中断。欧洲蛮族能够臣服罗马文化有很大的巧合成分（见上一章），可以看成是欧洲文明的一份幸运，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份幸运。阿拉伯人的幸运在于，借助一神教文明的聚合力量，伊斯兰文明得以在中东存续至今。但部落主义在今天的中东依旧盛行。中东何时才能克服部落主义的弊端？想必还没有人能够给出明确的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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