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境内直立人阶段遗存

直立人大约生活在距今170万年至距今20万年，又可分为早期直立人和晚期直立人两个阶段。他们已经具备了人的基本特征：能制造工具，能直立行走，但脑容量较少，头部还保留了较多的原始性质。直立人的生存年代属于地质学上早更新世早期到中更新世晚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的初期。在中国，元谋人、蓝田人和被命名为“中国猿人”的周口店北京人及其文化是该阶段的代表性古人类化石及文化。

一、直立人遗存的分布

山西目前发现的直立人遗存主要分布在黄河沿岸的垣曲、平陆、芮城、永济、万荣、吉县、保德、河曲，汾河沿岸的静乐、古交、襄汾、新绛、河津，大同盆地的青磁窑以及太行山的陵川、榆社等地。发现的遗物以石器及动物化石为主，共发现各类石制品2000余件，没有发现人类化石。

（一）芮城匼河文化

匼河村位于芮城风陵渡西北约7公里的黄河东岸。所谓匼河文化，是以匼河村为中心，芮城黄河沿岸10余公里的范围内发现的11处旧石器早期地点群的统称（图1)。地点群从大的时间范围讲，都属于地质学上的更新世中期偏早。

自古以来，匼河盛产化石，在《山海经》《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等重要典籍中都有记载。1936年，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在西安见到一批从匼河出土的化石，其中包括肿骨鹿、斑鹿、剑齿虎等，他首先提出匼河一带有周口店中国猿人时期的湖相堆积。

图一  匼河遗址地貌

1957年，为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晋南、豫西等地的黄河沿岸进行调查，发现多处旧石器时代地点。1960年发掘了匼河涧、独头北沟、独头咸水沟等3处地点，获取了一批动物化石及石器（图2、图3）。

1.石核；2.石球；3.砍斫器；4.盘状石核；5.凹刃刮削器；6.凸刃刮削器

图2  匼河遗址出土的石制品

匼河石器的原料除少数脉石英外，都是用石英岩制成，其绝大多数都保留了砾石面，说明先民们就是从附近的河滩上遴选石英岩来制造石器。这种岩石的特点是硬度大、韧性强，与同层出土的其他岩性的砾石相比，是最好的一种石器原料。匼河的石器仍然以石片石器为主，发现的石制品主要有石核、石片、砍斫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小尖状器、石球等。当时从石核上打击石片主要使用锤击法、碰砧法与摔击法三种，打下的石片形状彼此接近的非常少见，无规律可循，只要有锋利的边缘，即能投入使用，大石片用于砍斫，小石片用于刮削。匼河石器的特点是形体较大，类型比较明确，同陕西蓝田人乃至西侯度人所使用的石器有不少相似之处，应该是同蓝田人一起继承西侯度文化而发展起来的石器文化。

无独有偶，在匼河也发现一块被火烧过的哺乳动物骨片，表面呈灰褐色，内壁一部分呈灰蓝色，一部分呈焦黑状，类似的烧骨在西侯度遗址也有发现。

 1.师氏剑齿象；2.鹿角；3.肿骨鹿下颌骨；4.肿骨鹿上颌骨

图3  匼河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

匼河发现的动物化石有软体动物与哺乳动物两类。软体动物仅有丽蚌一种，此种蚌蚌壳色白，肥大而厚，壳顶凸显，壳嘴内卷，是已经消失的物种。此种蚌在三门峡、垣曲河堤、襄汾丁村都有发现。哺乳动物除一段小型啮齿类动物的门齿外，主要是奇蹄目的披毛犀、马，偶蹄目的野猪、肿骨鹿、扁角鹿、斑鹿、水牛、野牛等，还有长鼻目的剑齿象、纳玛象。从对哺乳动物化石的分析来看，师氏剑齿象最晚在更新世中期灭绝，披毛犀和纳玛象最早出现于更新世初期而灭绝于更新世晚期，其他几种则是更新世中期的典型动物。由此判断匼河文化的年代应该不晚于更新世中期，其与周口店出土北京人化石的中下部年代相当，早于北京人的年代。

（二）芮城其他地点及永济旧石器早期地点

1991年，在芮城的料场村、西阳村等获取一批石制品及动物化石。石制品原料大部分为石英岩，类型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等。从器物形态判断，料场村地点的年代要早于匼河文化的年代，西阳村的年代当与匼河文化同时。

1978年，永济东姚温尧王台修建引黄工程时发现一批石制品和化石，获取石制品20余件，石料多为石英岩和火山岩。石制品主要有石核、石片与刮削器。同层出土的化石有纳玛象、德永象、马、羚羊和斑鹿等，它们常见于中更新世，个别种属延续到晚更新世早期。石器地质年代为中更新世晚期或晚更新世早期，文化期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

1979年，在永济介峪口村西约500米的古汾河河岸第四级台地上发现一处旧石器地点，遗物出土于中砂层中，石制品为角页岩和脉石英质，有石核、石片、石球、砍砸器和刮削器。动物化石有野牛、羚羊、三门马和水牛等中更新世常见种属。年代也为旧石器时代早期。

（三）平陆旧石器早期地点

1958年，在平陆县的庙后、罗家岭、七里坡、枣树堙等地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地点。

采集石制品数十件，原料多为石英岩，类型主要是石核与石片。石制品打击时基本都是利用了自然台面，石片的长宽相近，大多未进行二次加工，多数石片边缘有使用痕迹。

从出土石器的层位、堆积情况及一些石核的特征分析，平陆的这几个旧石器地点与垣曲境内的南海峪洞穴旧石器地点基本一致。其地质年代在更新世中期，文化期为旧石器时代早期。

（四）垣曲旧石器早期遗址群

1957年到1958年，在垣曲盆地发现旧石器早期遗址59处，在这些地点中采集石制品200多件。其石料主要有石英岩、脉石英和角页岩，偶尔见燧石；石制品类型主要是石核和石片；石器组合多见砍砸器，也见尖状器、刮削器、盘状器。1976年和1978年，垣曲县又进行了两次旧石器调查，新发现10处旧石器早期遗址，文化面貌与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基本一致。

其中，南海峪遗址位于垣曲县城西南24公里毛家镇店头村南海峪沟口东侧山腰，是目前山西省发现的能够确定为旧石器早期两处洞穴遗址之一。遗址由相邻的3个地点组成，洞穴基岩为震旦纪矽质石灰岩，遗物和化石出自黄褐色的角砾岩中。第一地点含有动物化石，第二地点有石制品和用火遗迹，第三地点动物化石和石制品皆有。

1958年对其进行局部发掘。出土化石有三门马、鬣狗、大河狸、犀牛、野羊、鹿和猕猴牙、下颌骨等10余种。出土石器有人工打制石英石片和石核等20余件。石器原料有石英、脉石英、角页岩、石英岩、燧石和蛋白石。石器主要用石片制作，个别由小石块制成。石片主要采用直接打击法制作，石片角小，打击台面未加修整。出土有4件尖状器，均有明显的尖凸，仅加工了尖端及相邻的两个面，由一面向另一面打击。刮削器出土7件，包括单直刃和单凸刃两类（图4）。

1.刮削器；2.尖状器；3.刮削器；4.尖状器

图4  垣曲南海峪出土的石制品

南海峪遗址出土的石制品数量不多，从现有材料看，可能与北京猿人晚期文化属同一文化类型。其地质年代应属于更新世中期或稍晚，文化期为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

（五）太行山旧石器早期地点

1986年，一支号称“陵川业余考古调查队”的队伍，宣称在太行山东南翼的陵川发现200万年前的人类洞穴遗址群。虽然调查方法及研究手段缺乏科学性，但也为研究太行山区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1958年，在漳河上游的榆社发现墩圪塔、上西山、下西山3个旧石器地点。遗物均埋藏在漳河河岸含钙质结核的红色土层中，石料多为各色石英岩，石制品只见锤击石片和单向加工的刮削器。根据出土地层，判断其年代为中更新世，文化期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

（六）万荣旧石器早期地点

晋西南地区离石黄土堆积广泛，一般的堆积在早更新世的河湖相沉积或黄土状堆积之上，上部多被马兰黄土覆盖，这套地层常有古脊椎动物与旧石器发现。1978年和1980年，考古人员在万荣县西桌子村西马鞍梁附近的离石黄土中（图5）发现10余件旧石器及一些脊椎动物化石。

出土石制品除了石片外，还有8件石球。石球原料为深灰色的硅质灰岩，轮廓呈球形，个体较大，直径多在10厘米左右。球体表面打击痕迹清楚，从凌乱的打击疤痕判断，应该是综合交错加工，使之成为球形。这类石球在匼河、丁村、许家窑都有发现，很可能是一种狩猎用的投掷武器。

图5  万荣西桌子马鞍梁地层剖面图

同出的古脊椎动物化石有狼、中华缟鬣狗、古菱齿象、三门马、披毛犀、李氏野猪、羚羊、鹿、牛。这个动物群具有鲜明的中更新世性质，如中华缟鬣狗、李氏野猪都是中国北方中更新世的典型种属，可与周口店北京人动物群相比，地质年代应该为更新世中期。

（七）吉县旧石器早期地点

在吉县文成乡上科村西南1000米的黄河东岸阶地。遗物埋藏于基岩上方3米厚的砾石层中，采集到100余件石制品。石料均为黄河滩地中的石英岩砾石。石制品多石核和石片。石器主要有砍砸器、尖状器和刮削器。

（八）河曲旧石器地点

河曲县位于山西西北部黄河转弯处，与陕西隔河相望，与内蒙古相连。它属于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境内黄土地貌发育，沟壑纵横，地形支离破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发现曲峪与火山两处旧石器地点，1979年又发现了石梯子与河会两处地点。

石制品出自黄河岸边二级阶地的砾石层中，高出河面50~80米。原料都为石英质砾石，类型多为石核和石片。主要采用锤击法加工。石核体积大，台面多为原砾石磨面或简单的片疤平面，剥离的石片厚得多，且石片背面往往又是砾石的自然面，纵然发现长石片，也缺乏稳定的样式，显示加工技术相当原始（图6）。

1一3．石核；4、5．石片

图6 河曲河会村遗址采集的石制品

发现的化石主要有马及其他哺乳动物化石以及软体动物丽蚌。20世纪前期，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德日进与杨钟健在晋西及陕北调查时曾注意到黄河这一阶地中的丽蚌，并把含丽蚌的砾石层视作“红色土最末期之砾层”。由此而论，河曲发现的旧石器地点地质年代当在更新世中期之末，文化期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之末。

（九）保德旧石器早期地点

1982年在保德东南黄河东岸李贤堎发现。在高出黄河水面约50米的红色土底部砾石层中，采集到1件单边刃砍砸器，该器以浅黄色石英岩砾石为原料，单向连续打片，片疤较浅，长大于宽，刃长约9厘米。地质年代属于中更新世晚期。

（十）襄汾丁村旧石器早期遗址群

丁村遗址位于襄汾县城至柴庄10余公里的汾河两岸。1954年，贾兰坡先生带队在丁村的发掘拉开了山西旧石器考古的序幕。20世纪70年代后，王建先生等也在这里做了大量工作。直到目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仍然未停止对丁村文化的探索。1977年以来，丁村遗址群共发现旧石器早期地点6个，分布于丁村附近的白马西沟、解村西沟、南寨塌河崖、上庄沟、东寨村的汾河第四阶地红色土中的砂砾层中。

在6个地点当中出土500余件石制品及少量的动物化石。石制品原料以角页岩为主，多数都有不同程度的水流磨蚀作用，部分标本附着有厚薄不均的钙衣。石制品大多是石片，有少量石核。石器器类主要有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刮削器、斧状器、宽型斧状器、石球和双阳面石片加工的石钻等。2004年，王益人等在襄汾县城附近上庄沟右岸黄土一古土壤相夹的砾石层中，发现了一批同时期的石制品（图7），具有丁村文化的典型特征。

1一3.石片；4、5、7.三棱大尖状器；6.端刮器

图7  丁村遗址群04：06地点出土的石制品

这些遗物出土于汾河东岸红色土相加夹的砂层和砾石层中，地质年代为中更新世晚期，距今约30万年左右。

（十一）新绛、河津旧石器早期地点

新绛、河津位于晋西南的汾河下游谷地。谷地北侧为龙门山，南侧为峨眉岭，汾河蜿蜒其间，于河津注入黄河。这一带高山、丘陵、平原交错，自然环境优越，很适合人类居住。1982年和1984年，在新绛县西马村采砂场附近、横桥乡西尉村北、河津北里北沟村的砂砾层中，分别发现旧石器地点，采集文化遗物10余件。

采集到的石制品有石片、石核、石球和尖状器，石球数量最多。石球原料为石灰岩，其他为角页岩和粉砂岩。石球直径以10厘米左右居多，基本为拣选圆形砾石，对其棱角进行修正，保留了较多的砾石面。

由于发现的石制品数量少且不典型，文化层的年代借助于地层本身的性质及所处地貌进行判断，其地质年代为更新世中期晚段，文化期为旧石器时代早期末段。

（十二）太原旧石器早期地点

2000年，在太原尖草坪区土堂村、大留村发现两处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汾河从此折而向南，出山口，流入平坦的太原盆地。调查共获取石制品20余件。原料主要为角页岩，也有石英砂岩。石制品较粗大，石器类型主要是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等。

（十三）古交旧石器早期地点

古交是位于吕梁山的一个山间小盆地，地处汾河上游，前后发现了古钢、风凰岩、后梁、长峪沟、王家沟5个旧石器地点，分属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共采集石制品702件。根据各地点所处阶地的地质年代判断，王家沟石器出自四级阶地砾石层，年代最早；古钢石器发现于四级阶地底部砾石层与离石黄土之间，稍晚于王家沟；后梁石器所在的土状堆积与离石黄土上部相似，晚于古钢，约为旧石器时代早期之末。其余两处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存。

古交3处旧石器早期地点石器原料主要来源于古河漫滩或老的阶地中，黑色角页岩砾石占绝大多数。石核多呈不规则状，剥片率不高。石器尺寸属于中小型。在器类上，以刮削器和砍砸器为主，尖状器和石锤数量少。砾石石器与石片石器共存。砾石砍砸器是其典型工具，其特征是只修刃部，手握端保留砾石原貌（图8)。遗址内尖状器数量虽少，但仍可归入两种类型：其一是典型的三棱大尖状器，另一种是普通尖状器，大小悬殊，缺乏固定的器型，轮廓多受毛坯形状制约。

1.单台面石核；2、3.砾石砍砸器；4.单边直刃刮削器；5.单边凸刃刮削器；6.单边凹刃刮削器；7.三边直刃刮削器；8.尖状器

图8  古交后梁遗址出土的石制品

（十四）静乐旧石器早期地点

静乐县位于汾河上游，1958年在鹅毛镇的风神山、石房山、长邀沟发现3处遗址，采集石器300余件。原料主要是石英石和脉石英等。器型主要是砍砸器、刮削器、石球等，均出土于红色土中。其地质年代为中更新世晚期，文化期为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

（十五）阳高旧石器早期地点

1996年在阳高东小村神泉堡村南发现的乱沟遗址，出土石制品100余件，动物化石碎片52件。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等。石料以脉石英为主，硅质岩次之。其出土遗物的地层为灰绿色黏土层，地质年代为中更新世晚期或晚更新世早期，文化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早期或中期。

（十六）大同青磁窑文化

位于大同西郊的青磁窑煤矿附近。1975年春，道路施工中发现了一些哺乳动物化石。1976年和1977年，考古学者两次发掘该遗址，获得920件石制品与一批哺乳动物化石。1988年，在该遗址的瓦渣沟地点，又采集了87件石制品。1991年，山西大学学生实习时又于三家村发现一批遗物。

石制品原料主要采自附近侏罗纪地层中的砾石，其余则可能采自当时第二级阶地的砾石层，以石英岩与脉石英为主，还有少量的燧石、火山玢岩及白岗岩。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石锤、石砧和加工过的各类石器。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打片技术以锤击法为主，偶尔发现有砸击法，打片技术比较原始，尚未使用修整台面等较先进的技术。石器多以单面加工，加工方式为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器型主要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整体器型不太规整，大多保留砾石面，第二步加工比较简单、粗糙。石器使用痕迹不明显（图9）。

1.直刃刮削器；2.短身钝尖尖状器；3.凸刃刮削器；4.短身锐尖尖状器；5.复刃刮削器；6.短身锐尖尖状器；7、8.砍砸器

图9  大同青磁奋发现的石制品

出土动物化石种类不多，而且比较破碎，多半以单个牙齿为代表，有狼、古菱齿象、披毛犀、三门马、羚羊、牛亚科、扭角羊，其中三门马与披毛犀属于灭绝物种。从出土动物群的年代，可以将青磁窑遗址的地质年代定为中更新世晚期，文化期为旧石器时代早期晚段。

二、迁徙的脚步

到目前为止，与人属关系最近的南方古猿化石只发现于非洲，最早的人类化石和石器也发现于非洲，其年代距今260万年左右。如果把地球46亿年的寿命比作一天，那么人类就好像在一天24小时的最后几秒钟才出现在地球上，人类历史在宇宙中是短短的一瞬间，但这一瞬，却记录了人类发展所经历的千辛万苦。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人类往往不会待在一个地方，而要进行大规模的迁徙。人类不断地迁徙，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人类本身，因此有人说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迁徙流动史。在人类早期演化和发展历史上，迁徙无疑是最壮丽的场景之一，从疯狂原始人到当今席卷全球的移民浪潮，人类迁徙的脚步从未停止。人类迁徙涉及人类的起源、基因的传播和文化交流等诸多问题，因而成为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和第四纪地质学关注的重要课题。

第四纪是一个大冰期，其特征是在总体变冷的趋势下，气候发生冷暖交替的变化，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最新研究表明，距今100万年以来，中国境内至少经历了5次亚间冰期与亚冰期的轮回，即距今80万年~60万年的昆仑冰期，这是此期间的最大冰期，其后是距今48万年~42万年的中粮赣冰期，距今33万年~10万年的倒数第二冰期，距今73000年～1万年的末次冰期，而两次冰期之间则是亚间冰期。每次间冰期的时候，山西所处的中纬度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动植物繁荣茂盛；而冰期来临，则气温下降，降水稀少，动植物数量也急剧减少。由此看来，直立人至少经历了三次冰期的洗礼，逐渐适应了各种复杂恶劣的气候环境，从而发展成为早期智人。而迁徙，无疑是古人类应付气候挑战最主要的手段之一。

从目前发现的山西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分布情况看，大多数遗址都分布在大河两岸或古湖周边的高地上。这既体现了古人择水而居的生活理念，也体现了古人对水的敬畏，即不能离水太远，更不能离水太近。此时的原始先民显然已经了解水对生命的重要性，能够粗放地利用水资源，却完全无法掌控水。而顺着水的方向迁徙，也成为古人的一条必由之路。

（一）黄河沿岸先民的迁徙

通过磁性地层学的分析，匼河文化的年代早于距今102万年，这说明从180万年前的西侯度文化开始，山西的远古祖先始终没有走出位于晋西南这片小小的黄河三角地带，只是族群规模稍加扩大而已。匼河文化发展的时期正是昆仑冰期之前的一次间冰期，此间整个世界气候温暖，雪线上升，冰川消融退缩，气候带和生物群落向高纬度推移。从匼河出土的动物化石分析，当时匼河一带曾经是茂密的森林，林前有广阔的草地，草地的尽头就是一片大湖。匼河文化遗物出土的层位，是一片湖相沉积，这种堆积形成于湖泊中，是具有湖泊环境下原生沉积特征的沉积物。这也说明，匼河文化遗物并不是出自原生堆积，而是通过自然搬运作用形成的二次堆积。可以想象，匼河先民是在湖边的一处高地上打制石器、狩猎捕食，偶尔会下湖捞取一些软体动物，或许还会使用简单的工具钓鱼捉虾。由于气候的变化，匼河先民的生存环境逐渐优越，种群进一步扩大，一些不安分的冒险者由此踏上了迁徙之旅。

从文化因素的角度分析，匼河先民至少分成了两支，一支沿着黄河西进，一支则沿着黄河北上。正是这两支冒险之旅的逐步前行，开枝散叶，使得山西成为人类最早的起源与扩散地之一。

沿着黄河西进的一支，首先经过平陆。平陆南临黄河，北依中条，境内沟谷众多。这些沟谷多窄而深，两壁高耸陡峭，一般深度在200~300米左右。在这些深沟的两侧，发现有不少的旧石器地点。这些地点发现的石器，从原料上看，都属于石英石器的范畴，与匼河文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随后的一支西进队伍选择了垣曲盆地作为他们的栖居地，这里至今共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73处，包括南海峪与担石山两处洞穴遗址以及河西、北凹等露天遗址71处，集中分布在黄河沿岸及亳清河、沇西河的河岸地带，往往埋藏于红色土状堆积或红色土底部砂砾石层中。从获取的遗物观察，并没有高于匼河文化的发展水平，仍然是使用砾石作为石器原料，使用锤击法等直接打击制作，石器主要是石片制成，砍砸器、刮削器与尖状器是其主要器物组合。值得注意的是，发现了南海峪与担山石两处洞穴遗址。虽然在洞穴中出土的犀牛、鹿、箭猪等动物化石属于中更新世偏晚阶段，但至少说明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山西的远古人类已经结束了露天的生活状态，找到了能够遮风挡雨、规避野兽的保暖性更好、更安全、更适合人类生存的居住场所。这不得不说是人类史上的一场革命性进步。洞内出土的动物化石等表明，在洞穴中居住的垣曲先民，已经脱离了就地分食的方式，而是具备了将猎物拉回营地处理甚至储藏食物的意识。在南海峪的洞穴遗址中还发现有烧骨，虽然没有发现灰烬层，不能证明当时的人类已经学会掌控火，但至少说明，火这种早期人类既爱且怕的精灵，已经随着人类从露天走进洞穴，也更加贴近人类的生活。在太行山发现的陵川丈河乡石灰岩洞穴遗址，在漳河流域发现的榆社旧石器早期地点，其使用石英作为原料，使用锤击法加工石器，这与匼河文化的面貌基本一致，也可能是这支西进队伍的后裔遗存。

沿黄河北上的一支走得更远，从芮城出发，经永济、万荣、吉县直抵保德、河曲，几乎纵贯整个黄河中游。黄河中游区段处于黄土高原的东部边缘，根据流经地区的地质地貌，自南而北可分为三个地理单元。从小浪底到三门峡区段，黄河深切中条山和崤山，这是黄河干流上最后一段峡谷地段。在这一区段目前发现的旧石器地点，年代多为旧石器时代早期，晚期罕有人至。通过对出土旧石器遗物的地层分析，这里在中更新世时，可能是一片古湖，适合人类生存，所以孕育了山西最早的人类文化。从三门峡到禹门口的区段，黄河流经汾渭平原，由黄土高原携带的大量泥沙逐渐沉积，形成宽阔的河谷，水流增大，水流缓慢。此段自旧石器早期匼河人迁徙至此以后，直至旧石器时代中期，都是山西古人类的主要活动区。从禹门口到内蒙古的河口镇，黄河深切黄土高原，形成了黄河干流上最长的一段连续性峡谷，即晋陕大峡谷，地貌多变，位于山西境内的支流全部分布于黄河东岸的吕梁山区西麓，流水的切割使得这一区段内的黄土高原沿河部分成为黄土丘陵沟壑区，地形复杂。自旧石器早期有人类活动以来，一直有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痕迹，尤其是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频繁，遗址密集分布。目前发现的吉县上科、保德李贤堎、河曲河会等旧石器早期地点（图10)，都属于匼河文化的范畴。

图10  晋西北黄河岸的旧石器地点分布

由纬度较低的地区向纬度较高地区有规模的迁徙和占据行为，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更高纬度的干旱一半干旱环境中，季节变化明显，气温下降，冬季夜晚延长、食物减少。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必须经过生活习性和食物结构的调整，才能适应更加严苛的自然环境。直立人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挑战当中发展壮大，逐步进化为早期智人。

（二）汾河流域的先民迁徙

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汾河则是山西人的母亲河。汾河是山西境内最大的河流，也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全长710公里。汾者，大也，汾河因此而得名。《山海经》载：“管涔之山，汾水出焉。西流注入河。”自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汾河就孕育了古老的山西文化。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汾河流域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位于汾河下游的襄汾丁村早期旧石器地点。丁村早期地点从地层上看，较匼河文化要晚；从出土遗物上看，匼河石器较丁村古拙而原始；但从二者共有的大三棱尖状器与厚大尖状器的打制特点看，两者之间应该存在文化传统上的亲近关系。但丁村人从一开始发展就在继承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主要表现在：第一，其石制品摒弃了匼河文化所坚持的石英砾石作为原料的传统，而是独自发展的角页岩石器，角页岩石器相比石英石器，硬度高，韧性大，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技术的进步。第二，发展了斧状器、宽型斧状器、修背石刀、双阳面石刀等新型器物。这些石器的共同特点是以石片的边缘为刃口，刃口不做加工或只做局部修整，真正的加工是在与刃部相对的一端或侧边作为把柄或底部的钝化加工。这些器物明显是一些切割、砍剁的工具，说明早期丁村人，人们生业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

与黄河三角洲地带先民不同的是，丁村文化从形成伊始就迈出了迁徙的步伐，最早受到丁村文化影响的是汾河下游的新绛与河津一带。河津北里地点出土的2件石制品中，就有1件为角页岩石片。除了向下游发展，溯源而上，也是丁村文化的传播途径之一。地质资料表明，位于汾河中游的古太原盆地与临汾盆地，在上新世以来，以下沉活动为主，最大下沉幅度在3000米以上，形成一个规模巨大的湖泊，且持续时间很长，一直到中更新世晚期开始，大面积的湖泊才开始萎缩，只有小的湖泊延续到全新世，所以目前没有在汾河中游发现有早期的旧石器地点。但是，古湖并没有阻挡住丁村文化北上的步伐，在汾河上游与下游交汇的太原尖草坪一带以及古交、静乐等地，发现了多处旧石器早期的地点。太原土堂地点石制品原料主要为角页岩，古交长峪沟发现的18件石制品均为角页岩制品，体现了明显的丁村文化特色。

正是在这种文化不断地迁徙、交流与碰撞当中，逐渐形成了华北地区旧石器以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为特点的“匼河一丁村”系文化传统。

（三）桑干河流域先民的迁徙

通过对桑干河流域古地理的研究，桑干河形成之前，山西北部和河北西北部曾经是一片汪洋，称之为“大同湖”。到晚更新世早期，湖岸线才开始急剧收缩，湖泊逐渐干涸，桑干河才贯通形成。桑干河在山西境内的部分，是其上游。

在桑干河下游的河北阳原泥河湾盆地，发现多处早于1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所以泥河湾盆地和匼河所处的黄河三角地带是华北古人类的最早发源地之一。泥河湾盆地的先民在向西扩张的道路中遇到了大同古湖的拦阻，发育了阳高乱沟与大同青磁窑旧石器早期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大同青磁窑旧石器早期地点出土的石制品组合类型除典型的旧石器早期遗物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之外，还出现了端刮器、龟背状刮削器和石钻等类型，且各类刮削器和尖状器均为小型石片石器。这与桑干河流域的石制品原料主要是裂隙发育的燧石、细砾石英岩有关。这种石料在打击时有一种粉碎性倾向，它们大都散裂成块状和碎片。可见，最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山西南北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此外，青磁窑遗址中出土的小型石器的特征，与北京人、许家窑、峙峪、内蒙古萨拉乌苏等遗址更为接近，因而，青磁窑的旧石器文化归入华北地区另一条以船底形刮削器一一雕刻器为特点的“周口店第一地点一一峙峪”系传统，或许是可能的。由于目前在山西北部尚未发现年代上比其更早的旧石器地点，可以视之为山西北部旧石器文化的肇始，称为“青磁窑文化”。

三、直立人的行为

考古学者现在看到的远古祖先留存下来的实物材料是支离破碎的，受保存条件的限制，几乎所有有机的材料都荡然无存，仅仅留下了变成化石的骨酪以及石器等等。但是通过对这些残存材料的分析，仍然能够考察出古人的一些行为活动。

（一）石器制作

早期的山西人是工具制作的能手。从目前发现的情况看，直立人阶段的山西人，已经熟练掌握了石片石器的制作技术。这是中华大地上出现时间最早、分布范围最广、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石器工业技术。据研究并经模拟实验证明，若选一个圆形或椭圆形砾石为原料，打制石片的第一步是在砾石上打出一个平面，这个平面被考古学家称作台面，第二步是沿着台面的边缘打下石皮，然后再选择合适的部位，用石锤打击，即可打下石片，它的劈裂面出现微凸的半锥体，且有许多波浪样的弧形纹理，被打击而产生石片的那块石料这时称为石核（图11）。石核可以不断地被打击，打击出一块块的石片，人们依需要对这些石片进行必要的加工，就成了一件件石片石器。整个制作的过程是一种有计划、有目的的行为。所以从出土的石片和石核上可以看出，凡是经过人工打制的，它们都有台面、打击点和在石片上出现凸起的半锥体等特征，这些特征只有在人工打击时才能出现，因自然力碰击而破裂的石片上是不可能出现这些特征的（图12）。

（石核：剥落石片的剩余部分。阳面又叫劈裂面。打击点：石锤在台面上的着力点。）

图11  石核、石片各部位的名称

1.锤击法；2.碰砧法；3.砸击法；4.软锤修整；5.压剥修整；6.压剥法

图12  旧石器时代石器打制方法

石器虽然是由岩石打制而成的，但并不是所有岩石都可以制作石器。地质学家根据岩石的软硬程度不同，将岩石分为10个级度。直立人在选择石料时，已经注意到选择那些硬度大，又有一定韧性和脆性的岩石，说明他们对石材的鉴别与选择已有了一定的知识。他们通常选择硬度在6至7之间的岩石作为石器的原料，从而使所制作的工具具备必要的硬度。对韧性的要求，是为了避免太脆的岩石在使用时断裂，不能较长时间地使用它们。山西直立人的石制品以石英、硅质灰岩、角页岩的数量为多，这是因为这类石材在山西分布很广，量也很多，反映了直立人在制作石器时就地取材的特点。其他石料有燧石、石英岩、玄武岩等，但数量较少。打制石器的原料一般都采自河滩上的砾石（或称鹅卵石），这是山区的石块在自然力的作用下被搬运到较低的地方沉积下来的圆形或椭圆形的岩石。它包含各种各样的岩石，所以河滩地成了选择和制作石器的理想场所。

直立人时期的石器制作一般都是用石块或砾石直接打击石核，从石核上打下石片，再经过人为加工制成的，这叫直接打击法。山西直立人打制石器的方法有锤击法、砸击法、碰砧法、投击法等等。所谓锤击法，是用椭圆形砾石作石锤，直接敲击石核边缘产生石片的方法。砸击法是先在地上放一块扁平的砾石为砧，再将石核置于石砧上，用手握住，另一手握住石锤，砸击石核上端，产生石片。不同的是砸击法将石核垂直置于石砧上。锤击法主要用于修整石制品，具体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石锤直接敲击石片和石核的边缘，使之形成刃口；另一种是将需要修理的石片或石核放在手上，用食指垫在需要加工部位的背面，然后用石锤轻轻敲击。用后一种方法修理，能使石器的器形变得比较规整，刃缘匀称。

从出土的石制品来看，直立人的几何感很强。每块用于制作石器的鹅卵石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包括其几何形状及可能的破碎力度，然后制作者使用石锤来加工这件石核。打击石核并没有经过力学计算，制作者必须充分了解手中的材料，并通过视觉判断下一个打击点的位置，并随着工具雏形的出现不停地调整打击方案。对于一件成形石器来讲，每一次剥片都经过了精心设计。这种对于工具加工的应用设计似乎应该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才能熟练掌握，并最终将这种技术传承下来。

依石器加工方法的不同，山西境内的直立人遗存可以分为两大文化区。一是以晋、豫、陕交界地区为中心，包括汾河中、下游等地区在内的华北南部文化区。这一文化区地处暖温带南部的河谷和丘陵地带，气候相对暖湿，自然植被中森林居多。此区地处中国南、北两大文化区的交界地带，受南方文化因素的影响较多。从旧石器时代初期开始，就形成了以大型石器为特色的旧石器文化体系。代表性文化遗存有山西芮城西侯度和匼河、襄汾丁村、垣曲南海峪、平陆庙后、万荣西马鞍梁，陕西蓝田公王岭、蓝田陈家窝和锡水洞、潼关张家湾和卧龙铺石器，河南三门峡水沟和兴会沟、陕县张家湾、灵宝谢家坡等，遗址或石器地点总数约在100处以上。石器的特点是：打片多用碰砧法，石片多较粗大，石片角也较大，一般在115°~120°之间；器形较为简单形体相对较大，主要有砍砸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小尖状器和石球等。同华北北部文化区相比，确有较大的差别，如石器的器型一般较大，砍砸器的比例较高，三棱大尖状器器形特殊，基本不见雕刻器等，较早阶段有少量的砾石石器等。特别是砾石石器的存在，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秦岭南、北两侧有着一定程度较多的交流与联系。二是以山西和河北北部的桑干河流域为中心，北京周口店等地的华北北部文化区。这一文化区地处暖温带的北部，气候相对干凉，自然植被以草原为主。从更新世早期开始，就孕育出以小型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旧石器文化。代表性文化遗存有河北桑干河流域的阳原马圈沟、小长梁、东谷坨、飞梁、许家坡、岑家湾旧石器，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文化，大同青磁窑等。石器的特点是：打片以砸击法为显著特色，锤击法也是经常使用的重要方法，少见碰砧法；石片多形体较小，石片角也较小，大多数在90°~110°之间；石器以中、小型者居多，类型也较为复杂，主要器型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锥等。同其他文化区相比，也存在显著的区别，如刮削器占绝对优势，小型尖状器亦居于重要地位，并有一定数量的雕刻器，砍砸器的数量较少，缺乏三棱大尖状器等。上述两个文化区及其特征，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是比较明显的。分布于不同区域的这两个文化系统，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由于黄土高原的形成，整个华北地区的气候逐渐向干凉的方向发展，植被也逐渐草原化。在这种环境、气候的影响下，小型石器系统文化逐渐向南扩散，并在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两种类型的旧石器文化渐趋统一而向细小化发展，使得文化样相更趋复杂，最终演化出典型的细石器。

（二）中心营地

晚期的狩猎、采集者都会有一处中心营地，他们可以返回这里休息、制造工具、做饭及参加一系列社会活动。那么，直立人时期，是否也有类似的中心营地呢？

考古学的证据表明，黄河边的匼河文化、垣曲古人类文化，汾河边的丁村文化，大同的青磁窑文化，都出现了大量集中分布的中更新世时期的动物骨骼以及古人类制造的各类石器。这些集中出土文化遗物的地点，充分说明，直立人是聚族而居，将猎物拉回中心营地处理，并且在中心营地加工石器。尤其是南海峪洞穴遗址（图13），说明直立人已经懂得挑选遮风挡雨的场所作为中心营地。

图13  垣曲南海峪旧石器第3地点洞穴全貌

（三）狩猎

动物骨骼的破碎方式及其痕迹是研究狩猎和食腐活动的重要证据。山西直立人遗存中与石制品共出的有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一些肢骨的破裂特征也说明了人类的敲骨吸髓活动。

在匼河、丁村、永济、万荣等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石球，这些石球被直立人努力地打制成圆球体，重量多在100克以上，民族志的材料表明这是一种用于投掷的狩猎武器。这反映了直立人存在的狩猎行为。

武器和工具使得人类可以尝试使用新的方法来获取和加工食物，扩大了人类的食谱一一不仅有植物果实，还有肉食资源。这种觅食方式使得人类走出潮湿的森林，迈向干旱的草原，人类的视野空前扩大；食物的逐步丰硕，使得分享食物成为可能；人类更进一步社会化，脑容量也在不断加大，从而促进了人类的进化。

（四）采集

更多的研究表明，尽管狩猎行为带来的成果非常丰富，但收益并不十分稳定，这并不是维持一个家庭生计的可靠策略，因此，传统的采集也是直立人重要的谋生手段。

直立人最早用于采集的工具可能是木材、纤维或者竹子，但这些有机材料在考古遗址中很难保留下来。但从气候环境的分析来看，山西早期人类生活在温暖湿热的热带环境，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森林中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但资源相对分散。因此，依靠森林资源生活的人类就必须不停地移动来寻找生活必需品，并随身携带采集工具。在这种条件下，人类自然会选择木材、竹子或其他纤维材质作为工具，因为这些是最为便捷和轻便的工具。

简单的石片和锯齿边缘的砍砸器都适合加工木质工具，石器本身也可能被作为采集工具使用。在黄河沿岸及汾河沿岸发现的石制品，石料大多数为石英岩砾石，也包括少量脉石英。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三棱大尖状器是这些遗址最具代表性的工具，它以大的厚石片为毛坯，器身具有三面和三缘，断面呈三角形，用交互打击的方式加工而成，这是早期人类普遍使用的一种挖掘工具，主要用来采集植物的根茎。

图文来源：《珞珞集—王建先生90周年诞辰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