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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九峰真人） 1986年，香港《明报月刊》1月号上发表周汝昌先生文章：《靖本石头记佚失之迷》，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靖本的发现，到现在已有20多年，岁月长流，各人的记忆有相左之处是难免的。况且这20多年的前10多年，又是多事之秋，即或靖本落在某位手中，由于当时特定条件而不便明言，也未及公之于众，这是不足为异，可以理解的。 今日神州大地，情况迥然不同了。因此，我相信有关人士终会把此事的真情说出来的。如果早年由藏主让赠，更属事所常有，书的所有权自应归于受赠者，这是有法律保障的，任何人都不该也无意多口多舌，我不过是希望这部极其珍贵的祖国文物，至少能够以影印的方式供诸学界研究，所关匪浅，贡献至重，而且也可以给传抄批语的毛国瑶先生做出最好的佐证。 我们对于原藏主、现藏主的长期保存了此一珍宝，都表示同样深切的感激之情。我们衷心地期望它重显于世的这一天早日到来。 毛氏出示尹延宗的两件明信片所叙内容，一是索还借书，一是说托带之书已经由其女儿取到——此点与陈氏记忆完全相符。问题在于“红楼梦稿”一名究竟何指。 那么。第二件明信片所说的“红楼梦稿”一词，显系一个泛称，而非专名——其意即谓：“某一部《红楼梦》之手写本。”据毛氏言，靖本之文字，亦每与他本不尽相同，有抄写时代更早的痕迹——然则称之为“稿”就是可以的了，何况这是在“明”信片上，简单数语，又不便让局外人得悉何书，那么用“红楼梦稿”四字以代之，完全可以理解。 这种情况，如与靖氏一门的言词行动，结合起来重新观察思索一番，便觉其中隐隐约约，有无穷的丘壑奥妙在。他们所加于我的种种诬罔言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由疑案的解决由他们出来“系铃人作解铃人”吧。】 在这篇文章里周汝昌强调，其实靖本没有失踪，是落到“某位“手中，这个“某位”自然就是俞平伯。周汝昌甚至威胁要写信给中央领导揭发此事。俞平伯因刚刚得以舒缓政治压力，对此事愤怒至极又不好发作，对于无端造谣诬陷，只是无奈地说：“这样的人，由他吧。” （俞平伯） 关于《红楼梦》批书人，周汝昌继承胡适说法，认为脂砚斋与畸笏叟就是一个人，并加以发挥说脂砚斋就是生活在大观园的人，因此对应的原型，贾宝玉是曹雪芹，脂砚斋是曹雪芹的红颜知己，也就是大观园里的史湘云。关于史湘云，周汝昌写过不少文章，牵强附会，陈腐愚昧，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查阅。 俞平伯长期在胡适红学影响下，到晚年逐渐醒悟，对胡适路线有很大程度的背叛，修正了自己年轻时期的观点，并在批书人问题上客观指出：畸笏叟与脂砚斋绝非一人。他的依据就是靖本批语——“前批知者：芹溪、脂砚、杏斋、诸子皆相继别去，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杀！”因为这条畸笏叟的批语都说明了脂砚斋已经去世，畸笏叟与脂砚斋怎么会是一人呢？这大大打击了周汝昌，然而周汝昌却仍然坚持畸笏叟就是脂砚斋老年时用的号。 对于靖本，俞平伯还有两个比较卓越的认识。由于毛国瑶说，因靖本抄手笔迹实在拙劣，很多批语语句都是不通顺的。在第十三回，“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一句，有批语为：“九个字写尽天香楼事，是不写之写。常村。”俞平伯根据甲戌本“其弟棠村作序”，认为很可能落款是“棠村”之误，这一点得到了主流红学，包括周汝昌在内的广泛认可。 值得指出的是俞平伯的另外一个认知。对于畸笏叟经典批语“前批知者：芹溪、脂砚、杏斋、诸子皆相继别去，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杀！”俞平伯认为，“杏斋”是抄误，应当是“枩斋”，也就是前八十回出现的批书人“松斋”。对于俞平伯的这个观点，主流红学不认可。为什么不认可？ （《四松堂集·潞河游记》） 如果“杏斋”是“松斋”的话，那么主流红学一致认可的，用九牛二虎之力从《四松堂集》找到的“松斋”对应白筠就被排除了。白筠跟畸笏叟“丁亥夏”记载的死去的“松斋”是不可能对上号的，因为主流红学认为丁亥年就是乾隆三十二年（1767），这个时候的白筠活得很滋润，所以不能接受“杏斋”是“枩斋”抄误的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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