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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己未年（1919年）二月初二的上海《小时报》，刊载了一篇《京师图书馆征求书籍启》。向各界人士公开征书，并不足为奇，却因为含经富典，骈偶工整，笔意纵横，文采斐然，今天读来仍令人怦然心动。
“……陈农奉使西京，增天禄之储；景伯编摩东洛，聚兰台之秘。晋更《新薄》，荀勖综四部源流；齐集丛残，王俭订九篇条例。里仁上表，隋永五厄之余；元载购书，唐重千钱之价。宋开内库，详目录于《崇文》；元入临安，移牙签于秘省。十艘过载，明廷留广运之钤；四库兼储，清代开献书之路。”文章次第写来，洋洋洒洒，赞颂了历朝历代对书籍收藏、整理、保护的业绩，几乎是形象地描绘了一部中国图书收藏史，恰是为了说明“合百纳以名琴，聚九金而铸鼎”。无疑，唯有依靠众人集聚力量，才可能有足够丰富的馆藏。这正是京师图书馆的宏大愿景。
清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清学部为筹备立宪，确定在京师开办图书馆，图书馆的名称为京师图书馆，并且确定了经费筹拨、稽查和设立数量等事宜。九月九日，宣统皇帝御批兴建京师图书馆，四品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首任监督，馆舍设在北京什刹海北岸广化寺。随后陆续开办储藏馆舍，采集中外图书。宣统二年（1910年），学部奏准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确立图书馆的宗旨是：“保持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以广征博采，供人浏览。”同时就各项事宜作出规定，并且将书籍分为两类：一类存档，一类供阅览。
显然，开创初期的京师图书馆，遇到了种种困难。在建馆过程中功不可没的军机大臣张之洞，深刻认识到“经籍散佚，征取良艰，部款支绌，搜求不易”。他很担心国内善本流失海外，假如不搜罗保存，数年之后，中国将“求一刊本经史子集而不可得”。所以提出，在图书馆开办后，如有报效书籍及经费者，应分别请奖，以示鼓励。
这篇《征求书籍启》的颁布，很可能与之有关联。
“本馆椎轮经始，难扬学海之波；广内藏余，仅抱文津之旧。箱罗蠹简，愧二酉之储藏；书问龙城，待六丁之摄取。”作为京师图书馆，当然希望像大酉小酉二山，洞中藏书千卷。可惜始创之时，意欲学海扬波，一切都捉襟见肘。企望海内硕彦名家，像晏子那样凿楹纳书，藏守书籍以传久远，像李泌那样搜书藏书，甚至出乎其上。文章言辞坦率真诚，又不失书生意气。“庶几字经三食，犹留脉望之仙；书拥百城，不忝小侯之号，儒生讲经，得窥虎观之异同；士女观摩，复见鸿都之填咽。”所有这些，就是京师图书馆的祈愿了。
全部文字无非是围绕“征求”二字，却显得如此清丽高雅，谦而不卑，为而不矜，分寸感把握得何其好。
有资料表明，《小时报》将其刊载的1919年，38岁的张宗祥由鲁迅推荐担任京师图书馆主任（馆长）。《征求书籍启》是不是与张宗祥有关尚待考证。究竟是谁的作品也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在京师图书馆任职时，张宗祥主要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对中国古籍及其刻布流传、版本分目、分类管理做了系统研究。在整理敦煌写经七千余卷时，发现古人喜欢书写素绢，实际上是爱用光纸的缘故。二是编写《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参考书目。三是校订了《嵇康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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