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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骨军魂——缅怀我的父亲赵富兵

 铁血老枪 2019-02-02

铁骨军魂——缅怀我的父亲赵富兵

叙说:赵富斌,整理:赵玉文

父亲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他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爱,给了我们一个能遮风避雨的家。我的父亲不仅给了我和我的兄弟姐妹这些,他还身体力行,一直不断教育我们,如何办事,怎样做人,做一个有利益社会的人。我曾想一个农民出身的娃子,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何以能有如此的心怀?

从苦水中泡大奠定了他一生不怕吃苦

1923年4月8日我的父亲赵志顺出生于井陉县东头乡西元村(今孙庄乡西元村)一个贫苦家庭 ,他们兄弟三人,父亲为老三。父亲的出生无疑给一个过着饥寒交迫的家庭雪上加霜,村里有好心人上门劝说,不如把三娃卖于别人,不然你们的生活怎么过呀?我的爷爷不肯,爷爷说再生一个也不给别人。父亲幸运地留在了家里。从父亲记事起便是跟着爷爷逃荒要饭,或是给人家打短工、驼碳卖碳。爷爷走到那里就把我的父亲带到那里。父亲的两个哥哥因年龄大一点,爷爷就让他们自谋生路。一年四季爷爷领着父亲走南闯北,虽然是饥一顿饱一顿,但也渐渐长大。父亲常说起卖于河西村的三爷和卖于孙庄村的四爷,两位爷爷都是因家庭贫困被迫卖给别人,爷爷领着父亲 每次见到三爷和四爷时,就痛哭流涕,特别伤心,或许这也是爷爷没有把父亲卖给别人的原因。

父亲的渐渐长大并改变不了家庭的贫困状况,依然是逃荒要饭打短工,而因苦难的折磨,使父亲早早懂事起来,父亲不让爷爷老背着他走,他知道爷爷已经很累很累,给人家耕种土地时,父亲总是提着一个盛水的葫芦跟在爷爷后边,隔一会儿让爷爷喝点水。收割麦子时,父亲跟在爷爷后边整麦把。爷爷给地主家锄谷苗时,父亲抱着爷爷薅下来的草一趟趟往地边扔,欢快得像一只小狗。那时的父亲那知道什么是上学识字。那知道学习文化,只晓得爷爷在哪儿能挣上吃的,不用要饭,还能得到袁大头。可是,父亲跟着爷爷去打工,地主家是不喜欢的,爷爷知道是嫌多了一张嘴,一次在平山王母村的一家锄谷苗,父亲还是像小狗一样地往地边扔草,结果地主家的看见了喝道:那个臭小孩别在谷地乱跑,你吃上我的饭还要踩坏我的谷苗。那年父亲已经七岁,七岁的父亲已经知道什么叫屈辱。晚上,父亲伏在爷爷怀里哀求道:爹!咱们不要出来给别人干活了,回家租上二亩地,咱们自己养种,我大了,我会帮你干活,我不想让那些有地的人骂我臭小孩。在父亲的哀求下,第二年便不去打工了,租了东元村张家三亩河滩地。

租上地的爷爷和父亲,日子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好过,收成是有的年头好有的年头赖,好年头了能落些粮食,碰上旱年或收成不好,等交够租子就所剩无几了。总之,无论要饭还是在家,能吃饱肚子的时候很少,父亲天天盼望,什么时候能吃一顿饱饭呢?

为能吃饱饭,离家去当兵

十多岁的父亲懵懵懂懂,对什么都能说出一二,却又一知半解,父亲问爷爷:能吃饱饭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对吧?我的爷爷回答说,是吧。父亲日夜盼着能吃饱饭的那天。

1938年的春天,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十四岁的父亲意外得到了一个消息,八路军驻扎在辛庄乡,村里有两个娃子已跑去当兵了。当兵能吃饱饭,当兵再不用给地主们拉长工。这对于在饥饿中度过的父亲来说无疑是天大的诱惑,父亲决定要去当兵。可是,我的爷爷不允许他去,爷爷说当兵就是打仗,打仗就要死人。父亲几次和爷爷没说通,便偷偷跑到了辛庄。

父亲背井离乡,怀着那一点点可怜的本能欲望,踏上了当兵道路。

父亲的革命生涯也从此拉开了序幕。

父亲的当兵,与其说解决了肚中饥饿倒不如说开垦了心里的荒芜收获更大。新兵入伍并不是去就发给你枪上战场,而是上课学习,学习革命理论,学习共产党宣言。父亲进步很快,父亲经常向教官请教不懂的问题。父亲很快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战士。父亲发现当兵的大都和他一样,在家吃不饱饭才跑出来当兵,每一位当兵的都有自己的苦难史,可是,有些兵吃饱饭后,却又显得消极怠慢,打仗不积极,甚至贪生怕死,父亲便把自己懂得的道理给这些人讲,让他们明白,要想过上安稳的日子,必须打走日本鬼,要想过上幸福日子,必须打倒土豪劣绅。父亲还说,打仗就不能怕死,越怕死,子弹越找你。父亲身体力行,每次打仗都是勇往直前。父亲的英勇战斗精神很快得到了部队领导的赏识,当兵第三年就担任了营指导员,同年,也就是1940年,父亲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所在的部队是第四野战军115师,曾经参加过上百次战斗,也不知打死过多少个日本鬼。子弹在父亲身上溜过的痕迹纵横交错,密密麻麻。父亲曾骄傲而幽默地告诉他的战友,敌人的子弹不敢往他身体里钻,只能是擦擦皮。因为他痛恨敌人,在战场上他藐视敌人。一次打伏击战阻击日军,当冲锋号吹响时,父亲英勇向前,和日本鬼拼起了刺刀,父亲一气扎死了三个鬼子,父亲说,和鬼子拼刺刀感到特别痛快,每当刺刀刺向鬼子的胸膛时,父亲总会喊出一声:死你日本。

1947年 5 月,父亲在参加四平战役中,子弹没能顺从他,身上十几处伤口,并失去了左腿,属于一等残废。据父亲回忆,在他参加过的战斗中,四平战役是一次最残酷的战斗,他和战友们镇守塔子山阵地,国民党军依仗飞机、大炮和坦克的配合,分三面集中全部火力,猛轰塔子山阵地,敌军的炮弹大约每分钟有30余发落在山头,山上的树木杂草全被炸飞,工事被炸塌,父亲眼见得好多战友被炸伤。当敌人的地面部队发起攻击时,战友们浴血奋战,以白刃肉搏抗拒国民党军,连续六次打退敌人的冲锋。敌人的攻势越来越猛,阵地上出现了拉锯战,前面的士兵被打倒了,后面踩着尸体继续冲锋,冲不上去时,就以尸体做掩护实施射击。阵地上的人越来越少,而且大都负伤,营长已战死。在剩到不足一个连时,敌人又发起攻势。父亲一面指挥战斗,一面向敌人射击。在发起冲锋时,父亲被一排炮弹打准倒下。当时父亲不知道自己已经十几处受伤,父亲以为和战友们永别了。

身残志更坚,一心为人民

1948年春节刚过,军部安排父亲去苏联养伤。

新中国的渐渐走来,使父亲感到了欣慰,背了十余年枪杆子,忽然让他放下,他却恋恋不舍。但毕竟日本鬼被打跑了,国民党军失败了,即使父亲能背抢,也不用再背了。父亲想,新中国成立后自己总不能无所事事,闲着不动。父亲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当兵十余年,父亲不光学会了打仗,还认识了很多字,还学习给伤员包扎,学习外科医疗。渐渐地,父亲在担任营指导员的同时,又兼任外科医生。到达苏联后,父亲抓住养伤休息的时间,刻苦学习,深钻细研医学知识,预备回家后给家乡人看病。父亲的学习精神深深打动了医护他的医生,一个姓蔡主管大夫,老家是黑龙江的,给了父亲两本外科手册,并且一有时间就主动到父亲房间,给父亲讲解上课。父亲在苏联学了很多东西。

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钟声,父亲回到了阔别十余年的家乡。

父亲一回家,便轰动了乡里的百姓,一连几天,乡亲们都来看望从战场上幸存下来的功臣。父亲是骑着上级配给他的高头大马回乡的,另有位士兵护送他回家。乡亲们见了我的父亲都说:志顺为革命立过功、流过血,现在回家该享享福了。父亲笑笑说:我还有一根腿呢!我能干活。

父亲真的没有闲着享清福,除了下地种田,每天还给别人看病,实现了在苏联时的愿望。上级见他闲不住,1951年,任命他为东头乡乡长。1952年兼任井陉县法院陪审员。

1956年,农村开始走合作化道路,农具牲口要入社,土地集体耕种。新的政策让刚刚分到土地,吃饱饭的村民们不能理解,不愿意把自己的牲口牵出来入社,有好多村民在观望着我父亲,而我父亲毫不犹豫,在规定的第一天便带着他的高头大马入了社。村民们见我父亲带了头,就纷纷办理入社手续。

在村支部的第一届选举中,党员们一致认为,唯有赵志顺任党支部书记,西元村才有希望搞好。

父亲担任了书记后,好像又回到了战场,又有了用武之地。村里的土地一下子由集体来耕种,这真是破天荒的事,穷人翻身当家作主,让饱受苦难的父亲激动不已。父亲每天对着一块块大大小小的耕地,像在研究作战方案,如何耕种?先种那块?需用几个劳力?父亲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了集体事业上。

农业社刚成立,条件很不具备,领导无从着手,又没有信号设施,我父亲只有每天提前起床,拐着腿挨门挨户地叫,一天、两天······十天······父亲的腿经不住这样长时间走路,假腿的连接处已肿了起来,疼痛难忍,但父亲还是坚持。父亲的行动感动了村民们,有好多村民早早起床替父亲去喊人。

西元村绝大多数是旱地,十年九旱,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我的父亲一次次查勘地理,大胆设想,决定开一条七里长的支渠,把棉右渠水引来。开这样一条支渠,对于当时只有九十多户百十来个劳动力、又没有现代机械的村庄,谈何容易,支部村委一干人的思想就不一致,一个村委员担心地说:七里长的渠道,仅挖土一项工程都十分困难,别说再建五个倒虹吸?我父亲意志坚定,信心十足。给村委员做工作,鼓干劲,使得两委干部统一了思想。工程开始后,父亲更是废寝忘食,日夜守护在工地上,工地上吃饭,工地上办公,每天晚上必须检查一遍当天干的活,再计划好第二天的工作,常常是大半夜才回家。在父亲的带领指挥下,1971年春节前夕,原计划一年开通的支渠,经过三个半月的日夜奋战,便顺利竣工,使村里五百六十多亩旱地变成了水浇地。

父亲自当书记以来,总是身体力行,以他的话说就是不能脱离群众。虽然只有一根腿,但是,父亲翻地、平地、割庄稼、锄地,样样都能干。因父亲不方便圪蹴,锄地时总是跪着。有村民开玩笑说,咱书记为了让庄稼长好,给苗苗下跪呢!

父亲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话千真万确,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共产党给的,没有共产党,他现在依然像他的父亲我的爷爷祖辈们一样 ,逃荒要饭当长工,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现在过上了幸福生活,他不能忘记党。父亲经常拿出国家给他的残废金支援村里,给生产队买猪、买化肥、修盖牲口棚······ ,1958年县修建棉右渠,父亲拿出一百七十元钱支援了水利建设。父亲还多次帮助困难群众,或三块或五块。村里有位村民叫赵二巴,爱面子,不愿求人,因腿疼不能出工,呆在家里硬撑着。父亲知道后,找上门硬塞给他十元钱,让他找医生看病。那时的10元钱估计也能顶现在1000元钱吧。

父亲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二十余年。这二十余年真正让西元村起了很大的变化,小块地变成了大块地,几十亩河滩变成了良田,粮食逐年增产。西元村一度被评为红旗村、模范村,而我父亲多次被评为省、市、县先进代表,1954年3月15日,当选为井陉县人大代表,1983年当选为井陉县第一届政协委员,直到1987年,1985年与1989年两年荣获优秀党员称号。

教育后来人,发扬老传统

经过苦难的父亲尽管生活富裕了,仍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直“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父亲在部队曾荣记大功一次,三等功一次,荣获“战斗英雄”、“战斗模范”等光荣称号,国家每月发给父亲的残废金和生活补贴,按当时的生活水平,足以称谓富户了。但是,父亲在救济穷人、支援生产队方面很大方,而在家庭方面显得十分吝啬,无论是吃的用的,父亲总是坚持随同村里人,以父亲的话说就是要随上垄,不能搞特殊。记得我上学时,想买一个军装书包,那时的军装帽子,军装衣服,凡是军装色的东西特别流行。父亲听了我的要求,不仅没给我买,反而就我的奢望请求,给我及我的兄妹们上了一堂政治课,父亲说: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牢牢记住,别人能吃的苦,我们一样能吃,别人没有的衣服和生活用品我们也不能有。父亲说,母亲给我用碎布头拼对的书包就挺好,为什么还要去买?还要搞特殊?父亲还让我们记住,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要做对社会对人民有利的事情,还特别强调,损人利己的事万万不能做,我们赵家不需要那样的人。

父亲毕竟是父亲,说归说,比起父亲自己来,我们兄妹们又特殊得多,父亲每年过年会给我们每人做一件新衣服,而父亲自己总是旧衣服过年,父亲偶尔做一件新衣服,平时总不会穿出去,父亲要是穿了新衣服,一准是去县里或省里开会。唯有一次,那是我十五岁那年,正值春天,槐花正香,吃了晚饭,父亲忽然穿起了新衣服,父亲在院子里慢慢走了两圈,然后回到了屋里。当时我们兄妹六个都在,我以为父亲又去省里开会,晚上就走,不想父亲宣布了一个让我们谁都想不到的话题:今天是我和你们母亲结婚的日子,我讲一下你们母亲的过去。

父亲说,我的母亲小时候也特别苦,因家里穷,五岁时就到我们家作了我爹的童养媳,娘跟着爹逃过荒,要过饭,饿过肚子受过罪。爹当兵走那年,家里穷得实在过不去,我的奶奶趁我爹不在家,便把我的母亲以二斗小米卖给了东元村,做了别人的媳妇儿。到东元村的第二年,母亲的那个男人也参军去了前线,牺牲在了解放正定的战场上。1949年,父亲回乡后,得知母亲的消息时,特别伤心,马上把母亲接回了家。父亲接母亲回家正是槐花盛开的季节。父亲要我们一定善待母亲,不要让母亲受了委屈。

尾声

1997年,父亲病了,父亲患的是癌症晚期,乡亲们知道后纷纷涌到县医院看望父亲,县、乡领导亲临病房安慰父亲,县委书记王金庭对医院做出批示:全力救治,费用由民政局出。在县医院一段时间不见好转,民政局领导跑前跑后,将父亲转到了省医院。父亲对来看望他的领导们说,不要记挂他了,更不要在他身上花费钱了,他活到现在已很知足了。一天的早上,病入膏肓、枯瘦如柴的父亲突然拉住我的手,好半天才费力挤出一句话:时刻听党的话······随后便咽了气。我万分悲痛,久久地握着父亲的手不忍放开。

父亲走了,父亲走得坦然自若。父亲以他坚韧的毅力、以战场上残留下来的一根腿迈出了人间最美丽的步伐,父亲抱着处处对社会负责的精神走完了他的一生。父亲,曾像一棵大树,为家人遮风挡雨,为乡亲遮阳纳凉,父亲像一头牛,为社会为人民,任劳任怨,一心向前;父亲更像一只蚕,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不断把他一生中总结的真谛再次嘱托给他的儿女们:做社会有益的人。

父亲走了,父亲留给我们的东西却永远是鲜活的,美好的,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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