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正名和定位意义重大

原文地址：“语文”正名和定位意义重大作者： 梁恕俭

“语文姓什么”百家访谈

——贾龙弟：“语文”正名和定位意义重大

　　

　　【策划人语】

　　语文姓什么似乎早有定论。叶圣陶曰：口头为语，书面为文。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说：“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但是，在语文教学的实际操作中，有偏向“语”的，有偏向“文”的，当然，也有“语”“文”兼顾的。这种行为上的不统一，源自语文教育教学工作者认知上的所存在的偏差和不统一。而这种认知上的不统一，最终影响到了语文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有的学生学了十几年语文，却不会听话和说话；有的学生学了十几年的语文，却不会写一篇简单的实用文；有的学生演讲纵横捭阖，能“上下几千年，纵横数千里”，但却因逻辑混乱而成了“东北乱炖”；有的学生作文洋洋洒洒，却辨不清“的”“地”“得”的用法；有的学生写作文采飞扬，但却表达了一个消极甚或反动的观点……

　　在此背景下，“语文姓什么”百家系列访谈应运而生。我们拟通过对知名语文教育教学工作者所进行的渐进深入式的系列访谈，逐步纠偏正谬，使语文教育教学步入认知正轨和行为正道。

　　 

　　【本期受访人贾龙弟简介】浙江省平湖市黄姑实验学校语文教师，浙江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授级）教师，曾拒绝三十万年薪的诱惑，坚守乡村教坛数十载，有“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论文转载专业户”之称，曾获得中语会“首届学术先锋人物”称号。

　　

　　　　阅读汲取　　　　

　　

　　访问人：贾老师，子路曾经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俗话也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由此，我们不难推测出对语文学科或语文课程的正名和定位的重要意义。而言及对语文的正名和定位，圈内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会提到叶圣陶先生的“口头为语，书面为文”，请你对此发表一下看法，好吗？

　　贾龙弟：后人一直把“正名”作为成事的首要任务。所以，要真正把握语文教学的核心内容，真正把语文教好，完成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避免南辕北辙，我们也必须得为“语文”正名。

　　语文一词，自叶圣陶先生提出之后，后人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比如“语文就是语言”“语文就是语言文化”“语文就是言语”“语文就是语言文章”“语文就是书面语”“语文就是言语文化”“语文就是文章文学”“语文就是‘一语四文’”……不一而足。

　　那么，语文到底姓什么呢？

　　要弄清叶圣陶先生这句话的原意，需要回到其说话的历史语境中，甚至还有必要上溯到更久远的历史时期。

　　在我国语文课程名称更替历史上，有两次重大事件，一是在1920年把“国文”改成了“国语”，一是在1949年把“国文”和“国语”改为“语文”。

　　 

　　访问人：贾老师，那么这两次更名的意义是什么呢？

　　贾龙弟：叶圣陶在《语文是一门怎样的功课》中，对第一次名称更替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解说：“‘语文’作为学校功课的名称，是一九四九年开始的。解放以前，这一功课在小学叫‘国语’，在中学叫‘国文’。为什么有这个区别？因为小学的课文全部是语体文，到了中学，语体文逐步减少，文言文逐步加多，直到把语体文彻底挤掉。可见小学‘国语’的‘语’是从‘语体文’取来的，中学‘国文’的‘文’是从‘文言文’取来的。”

　　具体来说，1920年之前，学生读写的都是古人的文言文，而当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说的不是古人的文言文，这就导致了学生的所学与学生的日常生活脱节的，也就是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而语言一旦脱离生活，不能在生活中去理解和运用，那显然是不利于学习和掌握的。于是，“国文”就被改成了“国语”，比较接近了当时的口语，其内容包括了“说话”“读书”“作文”“写字”，其中的“说话”是以前的课程教学中所没有的，是一大创举，它密切了课程与生活的关系，让课程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成竹在胸　　　　

　　 

　　但是，即使是“语体文”，也是用文字写出来的“文章”，虽然比较接近当时的口头语言，但依然属于“文章”——也就是说，当时虽然在口语教学上发生了一些“正变化”，但“总体上仍是注重书面语”的。于是，第二次有历史意义的课程名称更替也就随之而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编纂语文课程新教材，该教材的《编辑大意》指出：“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这套课本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为‘语文课本’。”叶圣陶先生对此进行了解释，他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他还进一步解释说，“不是把过去的‘国语’和‘国文’合并起来”，因此，“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说、读、写四项，不可偏轻偏重”。

　　第二次改名的意义在于特别强调了口头语言在整个语文教育中的地位。听说的对象是口头语言，读写的对象是书面语言，听说读写不可偏轻偏重，也就是说在教学目标的确立和教学内容、教学时间的安排等方面，对两者应予以同等重视。

　　这样的语文教育，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培养出孔乙己式的文人，他们表现为“写的巨人”和“说的矮子”。熟读四书五经的孔乙己，面对他人的嘲讽时，却是满脸窘色，用“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用“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别人难懂的话，与什么书都没读过的“短衣帮”争辩，结果是不仅毫无作用，反而引来了更大的哄笑声。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孔乙己虽然“满腹经纶”，但却不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口语交际能力，其语文能力是片面的，或者说是“纸上谈兵”式的语文能力。

　　叶至善先生说：“以‘语文’取代先前的‘国语’和‘国文’，应该说是一种划时代的实质性的改革，决不能看作是名称的变动或统一。”也就是说，这是让语文课程理念有根本性变化的命名活动。

　　

学生：贾老师，我们真想你！

　　 

　　访问人：贾老师，那两次正名尤其是第二次正名，对后来的语文课程标准的制订和当今的语文教育教学有什么影响吗？

　　贾龙弟：“语文”的第二次正名所产生的影响，在2011年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有充分的体现——可以说，标准的很多重要规定都缘于此。对“语文”的第二次正名，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让学生能够“具有适应实际生活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语文学习应注重听说读写的相互联系，注重语文与生活的结合”。

　　（待续）

　　【本期编后语】说到底，对“语文”的正名和定位的思考，其实是思考语文学科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么培养人的问题，是思考语文与生活、语文与人的关系的问题。读过本期访谈，你一定会有自己的感悟或想法。你的感悟或想法，有可能是贾老师的思想激起的共鸣产物，也有可能是贾老师的思想针尖引出的思想锋芒，抑或是能与贾老师的思想构成互补或映衬关系的思想衍生品。不论哪种情况，我们都愿侧耳倾听：你可选择只言片语式评论，也可撰写长文传给我们——来信来稿请传[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