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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观原因使然。 1.气候背景。 竺可桢等学者的研究已经证明，气候的波动与历史大势的起伏有较高的相关度，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化，温度较高的时期被视为温暖期，温度较低为寒冷期，或小冰期。稳定时期对应温暖期，动乱时期对应寒冷期。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为第三个小冰期。 北魏为源于东北的鲜卑人建立的政权，这个历史悠久的部族，几乎是从冰期开始时开始陆续南迁的，在五胡乱华时期进入中原。北魏政权也是从北向南即从寒冷地区向温暖地区拓展疆域的。 北魏早期定都的于平城，即今大同地区，是当时大城市中几乎是最寒冷的。六月也常有风雪，还有黄土沙尘弥漫。 时人有作《悲平城》诗说：“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流行的歌谣也这样唱道：“纥于山头（今山西大同市东）冻死雀，何不飞去生处乐！” 恶劣的气候环境，不宜大量人口定居，不宜经济规模发展，总之——要想完成割据政权质变成大的王朝，苦寒的首都只是权宜之地。 相比之下，纬度更低的洛阳，更佳温暖。 2.地理环境。 大同盆地，有一定的生产力，周边环山，在军事割据上具有天然优势，但正因为周边都是险阻，向外拓展的空间比较局限——当根据地很不错，但没有长远的前途。 洛阳位于中原腹地，东面面向华北平原，西部接关中盆地，又是多朝古都，经济、历史、文化，基础较好。尽管当时，洛阳故都已经残破不堪，但毕竟周边土地肥沃，适宜发展农业生产，一旦稳定下来，人口容纳能力远远高于北边的大同盆地。 3.边境形势。 洛阳为北魏的南方边境重镇——但它的东部广大地区，尤其山东一带，为南北政权拉锯战反复争夺的地方。 孝文皇帝当时迁都理由，有说到南齐军队危及边境，并非完全借口，南方政权和士族一直有恢复中原故地的意图。迁都洛阳，有利于加强对中原的控制。 二、主观意图推动。 1.王朝改革派的略占优势。 汉化，成为北魏继续拓展地盘，巩固黄河流域，甚至统一南北的重要手段。北魏经过几代皇帝的开拓，疆域已经覆盖大片传统农耕文明地区，统治阶层也有大批中原人任职，部分爱好中原文化的鲜卑人也被“汉化”，王朝上下基本分成了两派。 也就是说，其实，迁都并非孝文帝一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代表“改革派”（姑且这么叫吧）集团的心声，但双方几乎势均力敌，守旧派那里依然有着较大阻力。 2.皇帝个人的理想 南迁，是孝文帝的一直以来的梦想皇帝本人愿意主动拥抱中原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习俗改革决心较大，他与改革派集团，为了自身利益，愿意付出努力。 3.前代执政者的遗愿 不能忽视冯太后的影响。南迁与改革，其实从冯太后听政时期就开始酝酿了。冯太后是汉地长安人，主持北魏大政二十年之久。孝文帝从小在太后的教诲和指导下成长，迁都也是对后者政策的继续贯彻。 三、余论。 这次迁都是一次冒险和赌博，任何一次变革都是如此。实际上，从借口南征开始，但最终完成，用了两年多时间，中间一波三折，甚至出现了皇族反叛。 孝文帝完成迁都后，马上对南齐发动战争，一是为了拓展更宜居的地盘，为新都洛阳安全留出足够的空间和经济腹地，二是为了通过这种方式一致对外，缓和内部矛盾。 五年后，皇帝病死于伐齐途中。可以说，孝文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了完成梦想，以壮士断臂的精神，艰难完成了改革。 迁都洛阳，讨伐南齐，巩固了中原，这就相当于贯通了中断已久的从中原到河西走廊的丝路，这让北魏得以有外贸经济收入。 不过，这次改革未必一劳永逸，它并没有彻底解决王朝内部的不安定因素，佛教的兴盛推动了艺术发展，但浪费了大量财力；均田制虽然把农民组织起来，但盘剥依然严重，赋税徭役重压之下人民群众幸福指数不高。 对于这次行动，有学者（陈汉玉、赵向群等）认为，这次改革可能弊大于利。鲜卑政权放弃原有习俗，拥抱农耕儒家文化，等于放弃自己长处，学习不擅长的东西，属于勉为其难。北魏王朝三十多年后，就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其实，南北朝时期的一直处于动乱之中，也是经济重心南移的序幕——所以，北魏的迅速衰亡，是否因一次改革，还有待理性分析。 你会发现，那个时期的改革者，自己几乎都享受不到成果，孝文帝改革刚成，自己病死；北周武帝改革，灭北齐，杨坚享受成果。 前人栽树，敌人乘凉。从整个历史来看：没有敌我，每个人都是接力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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