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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辈出，佳作如林。诗人队伍的扩大和主导力量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士族社会，诗歌创作主要产生在宫廷和高级士族两个圈子。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出身低微的诗人，但他们往往依附于前者，影响也有限。唐代的情况则不相同，诗歌的作者群非常广大。仅举《全唐诗》《全唐诗外编》所录，就有诗人三千多家，诗篇五万五千多首。这些诗歌作者包括帝王将相、朝士布衣、僧道巫医、童子妇女以及少数民族诗人，诗歌创作的普及程度是空前的。 这些诗人中有李白、杜甫这样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诗人，也有陈子昂、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白居易、韩愈、孟郊、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一大批各具特色的诗人，他们的作品汇成了唐诗的精华。唐代诗歌，题材广泛。前代诗歌，尤其是南北朝的诗歌，一个显著的缺陷就是与下层社会生活相脱离，并且有意回避尖锐的政治矛盾，所表现的大抵是个人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
而唐代诗人，本身来自社会各阶层，并且有不少人来自社会的中下层。他们对社会各方面的情况较前人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体验，自身经历(例如唐代诗人的漫游)也丰富曲折，加上时代的变化，使他们具有干与社会、干与政治的信心和勇气，因此唐诗所反映的生活面就显著扩展了。 诗人对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诗人自身不同的人生观和人生理想，都在诗歌中得以充分表现出来，这就造成了唐诗丰富多彩的面貌。艺术风格与流派多样化。诗歌的审美特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到高度的重视，这是中国文学的重大进步。但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是，自建安时代起，以曹植为标志，诗歌的审美趣味逐渐偏向华丽。华丽并没有什么不好，包括前人说的“绮靡”“纤巧”等等，也构不成文学的罪名。
问题在于，在很长一个时期，文学单纯以华丽为美(尽管华丽之中也有区别)，而排斥其他的风格，这必然造成审美趣味的褊狭，妨害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唐诗从整体上来讲，也注重修辞之美、注重华丽，这是对前人的继承。但唐诗就华丽一面来说，已经多有歧义，掺杂了各种不同的因素在里面，富于变化;某些前人不大可能承认的“美”的风格，如险怪、粗犷、诡谲等等，也诸相纷呈，各放异彩，这表明唐朝诗人对美的理解更加宽泛了。 人们习惯上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些不蹈袭前人的杰出诗人出现，他们共同汇聚为唐诗群星璀璨的盛大局面。诗歌艺术形式的完善。诗歌作为情感的审美表现，是在一定形式中完成的，形式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因素。一方面，自齐梁以来诗歌格律化的过程在唐代得以完成。
自此，五言七言、乐府歌行、古风近体、律诗绝句等各种体裁无不具备，且臻于完善。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唐人更自觉更强烈地意识到诗歌是一种美的构造。在初唐的诗论中，有两个核心的概念——“风骨”和“兴象”，它代表着当时诗人们普遍的审美追求。 “风骨”的概念虽然在南朝文学批评中就提出来了，却是南朝文学最缺乏的东西，到了唐代——尤其是盛唐，才得以充分实现。而且唐人所要求的“风骨”，除了具有原有的内涵——文学作品的生气、感染力和语言表现的力度外，更具有一种与时代相适应的雄浑壮大之美的意味。
“兴象”的概念则是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首次提出的，大体是指诗人的情感、神思统摄物色万象，使之呈现出富有韵味的意境，和后代所说的境界略为相似。虽然“风骨”与“兴象”不是形式上的概念，但由此可知唐人明显把诗作为一种美的构造进行创作的。因为诗是美的构造，所描绘的意象要经过精心的选择、改造和配置;所使用的语言，需要从色泽、音调、暗喻的意味等各方面加以洗练和推敲。 而诗歌的其他功能，如记述所见所闻、赠答应酬等，必须服从这种美的构造要求。当然前人不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南朝诗人常有过度追求修辞之美以及偏重诗歌社交功能和游戏功能的倾向，往往对诗歌美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而唐诗大量的优秀作品，都呈现出诗意高度集中、意境单纯明净的特点。这正是人们对唐诗喜爱的原因。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它可以说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唐诗的发展存在着不同的段落。
初唐时期，最初的一百年左右，是唐诗繁荣到来的准备阶段。就表现领域而言，逐渐从宫廷台阁走向关山塞漠，作者也从宫廷官吏扩大到一般寒士;就情思格调而言，北朝文学的清刚劲健之气与南朝文学的清新明媚相融合，走向既有风骨又开朗明丽的境界;就诗的形式而言，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唐人创造了一种既有程式约束又留有广阔创造空间的新体诗——律诗。到了开元十五年前后，无论是情思格调、意境兴象，还是声律形式，都已经为唐诗繁荣的到来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盛唐时期，继之而来的便是开元、天宝盛世唐诗的全面繁荣。这个时期，出现了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还有王昌龄、李颀、崔颢、王之涣等一大批名家。当然最重要的是伟大诗人李白与杜甫。此期唐诗骨气端翔，兴象玲珑，无工可见，无迹可求，而含蕴深厚，韵味无穷。
中唐时期，即天宝后期，社会矛盾激化，部分诗人开始写生民疾苦。天宝十四载(755)冬，发生“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成了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分水岭，这一社会大变动，也引起了文学的变化。诗歌中开元、天宝盛世繁荣期那种兴象玲珑、骨气端翔的境界意味已逐渐淡化，理想色彩、浪漫情调也逐渐消退，从题材到写法，都不同于盛唐诗了。这可以说是唐诗发展中的一种转变。 此后大历诗人起来，因社会的衰败而心绪彷徨，诗中出现了寂寞情思，夕阳秋风，气骨顿衰。到贞元元和年间，士人渴望中兴，与政治改革同时，诗坛上也出现了革新的风气，诗歌创作出现了又一个高潮。韩愈、孟郊、李贺等人，险绝奇怪，甚至以丑为美，形成韩孟诗派。白居易、元稹，还有张籍、王建，则从乐府民歌吸取养料，把诗写得通俗易懂，形成元白诗派。这些中唐诗人在盛唐那样高的水平上，以革新精神和创新勇气，又开拓出一片诗歌的新天地。
晚唐时期，即长庆以后，中兴成梦，士人生活心态内敛，感情也趋向细腻。诗歌创作题材多狭窄，写法多苦吟。杜牧、李商隐异军突起，返照晚唐诗坛。特别是李商隐，以其善感的心灵、细腻丰富的感情，用象征、暗示、非逻辑结构的手法，表现朦胧的情思和境界，把诗歌表现深层心灵世界的能力推向了无与伦比的高峰，创造了唐诗最后的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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