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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万事如意”是中国新年最常用的祝福语之一。新年第一天，将此话送给诸位的同时，也来说说“意”这个字。要想真正的实现“如意”，就应该首先弄明白“意”究竟是什么。 与西方油画象照片一样求实不同，中国画讲的是写意，因此，与实景总是有出入。 中国的诗词，象画一样，目的也是刻画意境，所谓的诗情画意。因此，在中国总是诗画一体，诗画不分，或诗配画，或画配诗。甚至一首单独写的诗，也可以象一幅画挂起来，成为象画一样的艺术品。 中国是所有文明中最尊重读书的，最尊重读书人的，也是最尊重书本身的，原因在于，中国人认为“文以载道”，书是道的承载者。因此，中国人真正尊重的不是书、读书、读书人，而是道、求道、求道者。道是什么？道也是“理”，也是“义”。而“义”和“意”不仅同音，而且也相当程度上同义，在很多情况下，可以互换，“义”就是“意”。 故而，“道”也是“意”，“文以载道”实质上也是“文以载意”，书和诗、画一样，也是达意工具。 那么，“义”和“意”的区分在哪里？区分在于，“意”更强调其真实来源。“意”的真实来源是什么？是人心。王阳明给“意”下的定义是：“心之所发”。既然，“意”源自个人化的人心，也意味着“意”也是个人化的，可能包含着个人的“私意”。而“义”就是“理”，则是一种超越个人“私意”的，人人赞同的，共识性的“公意”。“公意”就是“义”。 孟子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也就是说，孟子将“义”定义为“心之所同然”，即天下人的人心都认同、赞同的理念、道理。关于“同然”，清朝的戴震给了一个很好的注解，他说：“一人以为然，天下万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谓同然”。戴震从“天下”、“万世”两个维度去强调了“同”的全球性和历史性。 因此，“意”在中国文化中实际上具备核心地位，比“道”、“心性”、“理”这些概念更核心。中国文化实质上就是“意文化”，所以我也把自己在学问上的感悟概括为“意学”。下面就结合字源学，来考察一下“意”字的起源和内涵。鉴于现在学界在汉字字源解释方面非常混乱，胡扯横行，以后但凡我的字源解释，前面必冠以“蔡氏字源学”的标签，以示区别。 “意”这字在经典中的最重要的出现，就是《大学》八条目的“诚意”。而对“意”最经典的解释，则来自王阳明。众所周知的是，“知行合一”是王阳明的核心学说，但是，对于知行合一的内在原理，可能真正知道和理解的就不多了。“知行合一”的基础就在“意”，正是“意”将“知”和“行”连接起来，合二为一。 也可以说，“知”和“行”都是非独立的，唯有支撑“知”和“行”的“意”才是独立的。“知”是对“意”的知，“行”则是“意”的行。输入“意”是“知”，“意”的输出是“行”，输入的“意”和输出的“意”都是“意”，因此“知行合一”。也可以打个这样的比方：如果给“知”和“行”拍一个X片，就会发现“知”和“行”的骨架都是“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阳明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现在可以对王阳明的话做一个扩展：中国文化之要，“意学”而已。 既然，王阳明如此重视“意”，为何他的学说不叫“意学”，而叫“心学”？答案是受本体论之害。 何谓本体论？本体论就是预设世界的背后存在一个总源头，一个创造者，然后总是虚构一个世界的本源。最典型和极端的本体论就是一神教，他们虚构了一个与人同性的上帝，把它作为世界的本源和创造者。还有一种本体论，在形式上没有神，但是很类似神，就是哲学上的本体论。 现代的欧美总是把哲学与神学分的很开，而学习西方哲学的中国人分的更开。其实哲学只是在形式上没有神，在实质上是有神的。哲学的本体论思维与神学是一致的，区别仅仅在于哲学所虚构的本体，与神本体相比，其神性小一点。比较有意思的是，说本体的神性小一点，其实就是人性少一点。所虚构的本体的人性含量越高，本体所呈现出的神性也就越高。 一神教的上帝，具备完全的人性，不仅有人的理性，而且还有人的情感，有喜怒哀乐，甚至还可以与人直接对话。所以，一神教神学本体的含神量就很高。哲学的本体的人性含量比神学本体大大降低，往往只抽取人性的某种成分、某个侧面，以此来虚构哲学本体，典型者如理性、感知、意志。 由此，哲学也就分为很多流派。以理性为本体的，就是“理性主义”，即法国的笛卡尔那一派。以感知为本体的，就是经验主义，唯物主义，即英国的洛克那一派。以意志为本体的，就是“唯意志主义”，即德国的叔本华、尼采那一派。 哲学就是把人性进行分拆，然后选择以某个部件去构造世界的本体，而一神教则是以全部的人性去构造世界的本体。因此，哲学之于神学，实际上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近代现代西方版本。从这个意义上讲，从神学到哲学，是学术的退步，而非进步。 神学也好，哲学也罢，究其本质，都是根源于对眼前世界的不相信，归根结底，是人对自身的不自信，不相信眼前的世界和人自身可以独立存在，而坚定地，疑神疑鬼地认为，世界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本体”，一个后台老板，是这个本体，这个后台老板，创造了和支撑着世界。 因此，神学、哲学，究其实质，也是“意学”，也是对“意”的表达，只是他们的“意”，并非一种正常的、自信的“意”，而是一种恐惧的、不自信的“意”、病态的“意”。因为恐惧，因为不自信，所以显得有些神经质、神经病，总是要为自己找个精神上的靠山、支撑，总是认为世界的背后有个靠山、支撑，即有个本体。 因此，以本体论为轴心的神学、哲学，包括科学，实质上就是一种恐惧“意学”，不自信“意学”。因为，恐惧和不自信，才会去执着地虚构形态各异的“本体”。 中国的学问也是“意学”，不过，中国的“意”，是自信的“意”，正常的“意”，因此，在中国传统中，眼前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就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世界，世界之外再无世界，世界背后，没有后台老板。因此，中国不会去神经质地去为世界虚构本体，当然，也不会有西方意义上的神学和哲学。中国管自己的学问叫“经学”，也叫“义理学”，所立足的，都是真实的“意”，自信的“意”。 但是中国历史中也的确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宗教、神学、哲学，也存在本体论。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外传的，而且也都是边缘化的。这就涉及到东西文明交流的问题。东西文明交流的实质，就是东西“意学”的相互影响。西方之恐惧“意”、不自信“意”与中国的正常“意”、自信“意”的相互影响。 其中“宋明理学”的“理”的概念，就是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之下而产生的，而带有本体论因素，主要是佛教的影响。尽管宋明儒家非常重视孟子，但是，他们对“理”的理解却与孟子绝然不同。前面已经指出，孟子对“理”的定义是：“心之同然”，实际就是共同的意见，是“公意”，是“意”。但是，宋明理学的“理”却是本体化的、哲学化的、甚至神学化的。尤其在宋明理学的“创始人”“北宋四子”那里。 周敦颐、张载加上程颐程颢两兄弟，被后人尊为“北宋四子”，宋明理学正是由他们所发端。后来的朱熹则是集大成者。宋明理学也被后人认为是“新儒学”，甚至也被认为是“非儒学”，原因就在于他们所构造的“理”与此前不一样，是本体论化的。 宋朝儒家认为，“理”是一种先天地而存在的东西，然后又降临赋予给世界，然后才产生了世界，产生了世界的万事万物。“理”就是世界万物的本体、本源、本质。这个理论叫“理一分殊”，世界万物尽管形态各异（殊），但是，其内在的本质都是同一个“理”，都是对同一个“理”的分有。 王阳明所不同意宋朝儒家的是，认为“理”并非先天地存在于人心之外，而是存在于人心之内。也就说，尽管王阳明将在宋学中认为是外在的理，拉到人心之内，但是，他并没有消除“理”的本体论特征。而一旦作为本体的理被放置到人心之中，那么人心也就被本体化了。因此，王阳明所说的“心”，并非真实的本然的心，而是一种本体化的心，一种哲学化、甚至神学化的心。 也正是因为王阳明并未摆脱本体论的陷阱，所以，尽管他已经看到了“意”的重要性，但是，还是认为在“意”之上还存在一个“理”本体，“心”本体，因此，他的学问不叫“意学”，而叫“心学”。 其实，一旦把本体论的成分去掉，王阳明的“心学”，其实就是“意学”。这是我提出“蔡氏意学”的由来。 二 下面，从字源解释上，来看一下“意”字的起源和内涵。 从字源上看，尽管“意”字本身出现的比较晚，目前所发现的最早字形来自睡虎地秦简，为战国字形，但是，“意”的义项却可以追溯至甲骨文。因为“音”与“意”通，为“意”的本字；“言”与“音”通，是“音”的本字；而“辛”与“言”通，是“言”的本字。“音”、“言”、“辛”都包含着“意”的义项。但是“辛”最为简单和原始，是“言”、“音”、“意”的共同结构，因此，“意”的义项最早就包含在“辛”之中，“辛”为“意”的原初本字。 也就是说，最早的“意”字为“辛”，或者说，“意”最早为“辛”的一个义项。后来，尤其是在战国时期，随着汉字的应用从祭祀领域转向实际生活领域，并加速普及，汉字的数量，也开始迅速增多。汉字的增加过程，就是一个最原初的甲骨字形逐渐分裂、独立的过程。从“辛”到“言”，从“言”到“音”，从“音”到“意”，就很好地呈现了这一过程。 所以，弄清楚甲骨文“辛”的字源含义，对研究“意”至为关键。很幸运的是，我在半年前把“辛”的字源成功破解。请参考《释“章”》、《考释“辛”：“新、辛苦、罪”看似无关的义项皆源自书契》两篇文章。 根据这两篇文章，“辛”的含义为新刻写完成的一对书契。结绳和书契是中国，也是人类最早的契约形态。从字源上看，“契”就是书契，“约”就是绳子、结绳。为什么契约也叫“合同”？这来自结绳和书契机制。 结绳和书契机制基本相同。结绳是一对绳子，然后打上相同的绳结，这些绳结就是数字，代表标的财产的价值或数量。绳结打好之后，分给契约双方所持有。然后在代表债务的绳子上做一个标记，以示区分，这就是“己”和“纪”的来源。“己”的原意就是代表债务的“绳子”，“纪”就是债务方所要遵守的“纪律”，遵守承诺，按照契约约定，履行契约义务。 在未来执行契约时，债权方持着绳子，去找债务方要账，这个过程就是“索”、“要”，这两个字的最早字形的核心结构都是双手持绳子。然后，债务人也拿出自己的绳子，与讨债人的绳子相比对，比对的过程就是“合”，即将两根绳子“合”在一起。相合的目的是检查两根绳子是否相“同”，尤其是绳结。因此，契约也叫“合同”。 在两根结绳进行对比时，所形成的规则和程式是，代表债务的绳子放在左边，代表债务的放在右边。这样中国古代就形成了左右方的概念，并且以右为尊、为上，以表示对债权方的尊重。因为右方是借出方，这种借出是对别人，对左方的帮助。因此，右有保佑、佑助之意。“佑”的本字就是“右”，后来加“亻”独立成新字。同时，由于在结绳的对比时，是作为债务方的左方对右方的绳子进行验证，因此证据也叫“左证”，或“佐证”。 书契的机制基本与结绳等同，只是材质换成了一对长方体木片，或竹片。同时，用刻写在一对并排放置的书契上的横线，即契齿文，来代替绳结，指代数字。然后，左右契分给左右双方所持有，每只契保留完整契齿文的一半。在未来对比时，右契与左契相合，检测能够完全一致、对应。 既然，“辛”是新刻写完成的书契，辛上所刻写的契齿文，就是契约条款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契约双方的意见，而且是经过商讨的共识性意见。也就是说，“辛”所承载的不仅是“意”，而且是“公意”。 既然“意”是契约条款，那么“意”的概念，就在契约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即在结绳和书契时代就存在了，而且一定先有的“意”的概念，后有的契约，契约是按照“意”的原理设计出来的，是用来达意的工具。 对于结绳和书契这种两种原始形态的契约而言，其信息承载能力是十分有限的，主要是靠绳结和契齿文，所记录的也仅仅是数字信息，这对于完整的契约条款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更复杂的契约条款实际上是通过附着在结绳和书契之上的语言来表示的。 也就是说，结绳和书契本身并非是完整的契约，完整的契约还要包括与之配套的语言性的条款。与契约相配套的语言就是“言”，其甲骨文字形为“辛”加“口”。“辛”是书契，“口”是与书契配套的语言。因此，“言”的本义并非一般的语言，而是，契约条款，是经过契约双方协商，并达成共识的语言。 “音”字出现在春秋时期，从“言”字中分化，为“言”中的“口”中加一横，这一横代表“言”的内涵。言的内涵是什么？是“意”。因此，“音”的本义是言中之意，是无声的，有声的是“声”。 后来，“音”逐渐“声”化，甚至与“声”连用，成为“声音”，专门之“声”，为了强调“音”中之“意”，就加“心”构造出独立的“意”字。 我们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指出，结绳时代和伏羲时代是重合的，“意”在伏羲时代就已经出现。实际上，易经的核心也是“意”，易经也是“意学”，八卦符号象结绳和书契一样，都是表达“意”的工具。 因此，我们说“意”是中国文化之源头，也是中国文化之轴心。中国文化就是“意文化”，中国的学问就是“意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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