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对于社工来说，什么样的一种经验总结模式更为适合我们的本质工作？ 近两年社工圈比较火的研究模式一种是干预研究，另一种就是本文提到的行动研究，近几个月，大大小小的社会组织沙龙都开始做行动研究议题的商讨与相关技能的培训，知砖团队因此抛出Hilary Bradbury Huang 与2010年的一篇讨论，供大家交流讨论~ 内容与目前大陆盛行的“夏派”行动研究稍有不同，期待文末留言探讨 定义 行动研究是在实践环境中产生的知识创造的取向，需要研究人员与从业人员合作。 与传统社会科学不同，其目的不在于理解社会安排，而是为了实现期望的改变，以此作为创造知识和赋权利益相关者的途径。因此，我们可能会说，行动研究是一种知识创造的变革方向，研究人员试图将知识的范畴拓展出专业知识的制定者之外。 行动研究者不区分理解和行动，相反我们认为只有通过行动才能达成合理的理解; 没有实践的理论不是理论而是推测。行动研究者中的积极分子可能会总结说，行动研究将知识创造带给了人们！ 与质性研究的关系 行动研究确实与定性研究的方法有相似之处，并且经常从定性研究的方法中吸取，因为两者在从业者的本地知识中都具有丰富的情境化。 然而，定性研究是关于实践的研究，而不是基于研究者的研究。这种至关重要的差异往往使工作“不可行”，即没有从实践者角度出发为实践者提供可以甚至希望实际使用的东西。而与量化工作的关系取决于与某个特定项目相关的内容，因此行动研究者有些人也很擅长定量分析！ 类似的，在其组织表现形式中，行动研究与商业咨询相似。 与商业咨询的关系 事实上，一些最好的社区组织行为研究人员也被商业领导人视为顾问（他们足够聪明，不会试图解释学术实践者之外的奇怪术语“行动研究”）。 但是，又有一个简单而重要的区别。 咨询是为从业者完成的工作，也就是说，通常是能够支付他们关注的精英。 然而，行动研究必然超越咨询关系，尽管它可能会重叠并可以咨询开始，但行动研究需要更有系统地参与知识创造。 此外，有些人可以理解地将AR与应用研究混淆起来。 但是这也是不同的，因为它是关于练习，然后由学者提供供练习者使用。 重申，行动研究与从业人员是从业人员的知识创造的工作伙伴。 对行动研究的认识 行动研究通常被认为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Kurt Lewin的社会心理学工作，目前特别是在教育、社会工作、国际发展、医疗保健等领域受到重视。在组织领域，它已成为越来越多寻求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专业学生的一种相当标准的工作方式。尽管对迄今为止大学研究的价值、假设和方法进行了批判，行动研究也或多或少地幸存于传统社会科学系的边缘。根据具体情况，它可以被容忍。我认为公平地说，它被认为是回应传统社会科学对其研究人员价值不高的批评的重要方式，在职业学校这可能是一个毁灭性的批评。随着教育成本的增加，我们必然会听到更多这样的批评，这是院长认真对待的类型。从这个意义上讲，行动研究提供了对传统社会科学的重要补充。 与传统社会科学家相比，行动研究者在他们的表达中更有自传的倾向（我们称之为自反）。 因为我们承认所有对知识的主张都是由利益所决定的（认为知识主张绝不是中性的），似乎自传式的自我表述可以帮助描述权利主张、创造透明度并且也可以固定表达的，我们可以说反思性是解释任何项目的一部分，也是大多数文章开始时传统文章的方法论和文献评论陈述的一部分。 行动研究的核心特征 行动研究人员将我们的工作看作是提供传统社会研究对于更广泛社会的相关性的模型。更广泛地说，我们的工作对振兴社会研究至关重要，它的取向是采取行动的方向、其反思性、其影响的重要性以及它从伙伴关系和参与中演变而来。 通过伙伴关系和参与，我们指的是我们与主要利益相关者形成的关系的质量，以及所有利益相关者适当参与设计和评估调查和变化的程度。通过可操作性，我们指的是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指导行动以应对需求的新想法，以及我们对以自己的条件开发实践行为研究工具的关注。通过反思，我们指的是自我被认为是变革推动者和我们合作伙伴利益相关者之间变革的工具。重要的是，我们的意思是超越当下的环境，以支持个人，社区和更广泛的生态繁荣。 总而言之，行动研究的核心特征是工作发生在行动的背景下，我们必须进入一个组织并与那里的从业者进行接触。它与从业者合作，我们需要与从业者讨论和塑造我们的研究问题和设计。实践者不仅要看到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价值，他们还必须参与到作为行动研究的学习实验中。行动研究人员计划行动周期和反思，因此必须反思变革努力如何展开，以及我们的存在（干预）所具有的影响。 我们必须熟悉各种各样的行动研究的做法，并始终对加强、设计研讨会的技能感兴趣，这些研讨会邀请从业人员进行知识创造 行动研究的目标 与实践者合作应确保目标的实现，这将特别重要，否则实践者不会去浪费时间，这里的问题是如何确保工作质量，我将在下面详细讨论。然而，目标往往对学者来说是最棘手和最诱人的， 它可能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在较为紧迫的情况下，可能会采用较缓和的方式以赋权的形式进行研究，包括那些从社会体系中消失的人。在更熟悉的组织调查中，这可能意味着赋权员工作为知识创造努力的成员，这将会促使他们努力推进工作，从而使他们更强大。 行动研究员必须发展与以下两类人群沟通的能力： 1、“本地”从业者; 2、学者社区。 作为一个经验法则，我发现实践者更容易接受故事和多媒体报道，然后可以邀请他们的分享反响。 一般来说，首先必须与当地社区沟通，以此作为验证和传播当地学习的机会。 在一些关于什么构成行为研究质量的公开酝酿中，我提出几个思考的维度： 1、从实践中获益， 2、受实践者关注的实用性指导， 3、包括利益相关方的认识方式， 4、有助于建立持续变革努力的能力。 因为这样做非常耗时，所以我还建议人们不要浪费时间去做一些小事，而是选择与人们认为重要的问题进行交流，用我的同事彼得·理的语言 —— “人民繁荣，社区和更广泛的生态”。 保持价值中立不是研究者坚持的虚假行为。 三个行动研究的示例 案例1：香港的城市政策 来源：Jackie Yan-chi Kwok 和 Hok-Bun Ku两位香港政策与发展制定方向的学者。 目标：他们的研究目标是帮助边缘化的女性成为城市规划的参与者。 研究实践：首先，他们从香港一个高密度的地方聚集了一批移民妇女和儿童。研究者要求他们拍摄日常生活中的照片，这些照片代表了他们希望通过新政策解决的问题。把这个团队聚集在一起参加一个研讨会，讨论中所呈现的有关于过度拥挤的照片和图像的对话自然颇具挑衅性。 合作行动：随后制定了一套三维规划套件，以帮助将好的想法变成具体的可行的规划决策，以便如何为孩子获得更多的阳光和娱乐空间。 与社会工作者一起，他们通过广播和新闻出版物传播了新计划。 房屋当局进一步跟进，邀请参与评估公共住房，并就如何改善现有住房存量提出建议。 结论：干预措施产生了实际改进。 更可持续地发展，它也提供了关于如何通过允许投入和反馈周期来减少决策者和受影响者之间的社会距离的见解。 案例2：低碳作品（论文） 来源：最近完成的巴斯大学Margaret Gearty博士论文从一个名为“LowcarbonWorks”的项目中出现。 由大学召集并由政府资助的跨学科项目将工程师，社会科学家和组织领导人聚集在一起。 目标：他们的目标是更好地理解组织拥抱低碳技术的障碍，并尝试克服这些障碍。 Gearty和她的组织研究同事们将他们的努力作为了解和鼓励变革的一种方式，因为人为因素、组织因素和系统因素之间存在复杂的联系，这些因素使现状保持不变。 研究实践：该项目定期举行学术和实践者利益相关方会议以及可参加的新商业领袖。 合作行动：Gearty以“学习历史”（一项行动研究实践）的形式向会议提供内容，然后还使用会议作为验证和传播这些学习历史内容的网站。 学习历史实践使用定性研究的规则和方法来讲述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学习努力的共同说明。 在将实践者聚集在一起时，Gearty可以取消确认/验证“故事”，因为这次会议更深入地讨论了关于组织变革真正重要的讨论。 在让新人聆听这些以学习为导向的对话时，也会发生学习传播。 结论：实际上，Gearty的论文既产生了学习历史，又记录了这种在六个不同组织中传播学习的方法的效果。 会议的创造性和设计精美的学习历史报告（包括视频）代表了项目对整个跨组织边界学习的新型学习历史的全面掌握。 案例3：走向工作时间的社会学（ASQ） 来源：Leslie Perlow的作品题为“时间饥荒：走向工作时间的社会学”。 研究实践：她将工作记录在工程师手中，以了解如何管理时间，并帮助他们通过时间管理进行创新。 合作行动：作为合作的结果，工程师开始尝试保持他们一天中的一部分不受干扰。 结论：这导致他们同意不再允许自发放弃会议（这需要组织层面的协议）或接电话。 该实验证明对工程师很有帮助，并为Perlow提供了对工作场所时间的更深入了解。 行动研究的7个标准 综合而言，以下七项标准（通常称为质量的“选择标准”）代表我和行动研究杂志的同事寻找的行动研究项目/论文的要素。 我将参考上面提供的示例解开每个标准。这些在下一部分中有详细说明。谨慎的提示：正如在所描述的例子中，任何一件作品都能够平等地对所有选择点作出成功回应是非常罕见的。 如果在质量创造的行动研究中存在一个规则，那么对于我们所做的选择点以及由这些选择产生的限制而言，就是透明的。 标准1：目标明确 释意：作者在多大程度上明确地表达了他们认为与他们的工作相关的目标以及他们在满足这些目标方面所做出的选择。 Kwok＆Ku旨在为边缘化移民妇女提供政策和权利。 Gearty的目标是记录和加强对低碳技术的改进工作。 Perlow的目标是在工作场所创建一个时间社会学，将干预视为允许她进入的必要组成部分，并让工程人员更深入地了解工作时间。 标准2：伙伴关系和参与度 释意：项目反映或制定研究关系部分的参与价值和关注的程度和方式。 在参与的范围内，我们指的是作为完整的共同研究人员与利益相关者进行磋商的连续性。 Kwok＆Ku在移民妇女、社会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和媒体之间进行互动。这些女性被赋予照相机记录他们的生活。前者受邀参加一个研讨会，其中包括一个规模化的城市规划套件，为决策提供信息。建立广泛的关系和信任是改变政策制定的先决条件。 Gearty与组织领导者进行反思性访谈，了解他们为什么采用新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技术。然后，她以各种媒体（包括书面形式，也包括视频格式）分享这些故事，这些媒体对于实践者自己和同行们都很有意思。她邀请他们参加对话，反思她编织的关于他们工作的故事。在会议的背景下，这种对话具有验证/否定和传播学习的效果。 Perlow的研究是高级学者同事Rappoport和Bailyn领导的一个更大的行动研究项目的一部分。他们的工作首先涉及软件工程师，这主要是一个民族志研究，记录工程师如何利用他们的时间。这项工作有多个议程，她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如何使用时间，工程师主要是为了开发更有效的时间管理实践。因此，多个议程“被纳入合作行动研究议程”。 标准3：为行动研究理论/实践做出贡献 释意：项目建立的程度（与之建立明确的联系）或有助于更广泛的实践知识和理论，有助于行动研究文献。 Kwok＆Ku致力于我们对“光伏”实践和体验式工作坊的了解，同时也对如何制定政策提出了深刻见解。 Gearty的工作有助于对新技术的社会层面产生洞察力，从而反过来通知我们的技术采用理论。 Perlow的研究对推进行动研究的理论或实践没有多大作用。 标准4：方法和过程 释意：行动研究方法和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阐述和澄清。所有努力的书面产品（分别是期刊文章和论文）清楚地表达了对谁做了什么，以便读者可以看到提高质量的选择。 标准5：可诉性 释意：项目在多大程度上提供指导行动以响应需求的新想法。 在所有的努力中，工作都是从事变革推动者，而不仅仅是通知他们。 实际上，行动是变革推动者参与的内在组成部分。 标准6：自反性 释意：作者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变革代理人的角色。 Kwok＆Ku主要反映了为这项工作创造的不同背景的力量动力。 Gearty讲述了与实践者一起学习的个人旅程，使她的假设透明。 Perlow的作品表现出与民族志工作相关的高度反思性。 她清楚地描述了不同的学术和实践者议程。 标准7：意义 释意：手稿中的见解在内容和过程中的重要程度。重要的是，我们的意思是超越它们的直接背景，以支持个人、社区和更广泛的生态繁荣。所有的工作都有利于地方的改变当行动研究议程被视为所涉及的中心焦点时，工作的范围最大。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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