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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心爱的人别离是最最令人悲伤的事，尤其是不知何年何月再能重逢，甚至不知生离是否就是死别。 我和妈妈爸爸一生聚时少，离时多。每次不管是阔别暂别，被迫的，还是计划中的，在离别前夕及在视野中失去他们的那一刹那，都是苦涩的，甚至是剧痛的。爸爸在《送行》 一文中说：“离别的那一刹那像是开刀……最好避免。”但是人生如是，聚散无常。有生离之悲，始有重聚之欢。人的情感如坐上儿童乐园的滑车，忽上忽下，往往不由自主。也许在别离的苦涩中更能体验真情。我只能作如是想。  我第一次体验与爸妈离别的剧痛是在我十二岁时。我们住在四川北碚雅舍。我和姐哥三人都考进了南开中学。在秋天开学时，爸爸借得汽车一辆，停在半山腰的公路上。我们把行李都装了进去，眼看就到了话别的时刻。我那时多么希望能再拖延片刻，我不敢抬头看妈爸，也不敢说话，因为一张嘴就会哭出来。这一去就是半年，去的地方是完全陌生的，以后就全靠通信维持联系，电话在那穷乡僻壤的后方是不存在的。我想妈爸一定也舍不得离开我们，他们的眼睛是不是也湿润了，我不知道。汽车开动时，我脸转向山下的梯田，连再见都没说一声。汽车走远了，我回头，看妈爸的身影消失在一阵浓浓的黄色尘埃中。到了沙坪坝南开中学，住进宿舍。周末同学多半欢天喜地地回家去了，我班上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同学留守空空的宿舍。那份凄凉对一个十二岁小女孩来说真是无法承当。每天走过传达室看信是一天生活的高潮。大概就在那时吧，我种下了爱给妈爸写信的种子。以后，离开他们到美国上学定居的三十年中，我一直保持至少每周一信的纪录。 今生与妈妈别离得最惨也最戏剧化的一次，莫过于一九四八年年底平津的一别。当时形势不稳，爸爸带领我与哥哥二人先自平赴津，争取时间，抢购船票，搭船赴穗。妈妈留在北平料理三姑之房产，拟次日去津与我们会合同行。不料当晚铁路中断，我们父子三人进退维谷。妈妈急电，嘱应立刻南下，不要迟疑，只需将属于妈妈的箱子留存天津。我没有机会与妈话别，颓然倒在床上嚎啕大哭。我记得爸爸也慌了手脚，暴躁如雷。第二日，我们三人上了湖北轮，开始了十六日的漂泊。  湖北轮抵港后，我们三人转赴广州。得知妈妈已自北平城内东长安街乘专机起飞抵沪，不禁雀跃。不日，妈妈搭船赴穗，一家人又得团聚。后迁台定居，妈妈每逢寻物不得，必叹谓在天津箱子中，日久，我们竟以此为谑。 与妈爸分别使我悲喜交加的一次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六日我离台赴美上学。主动阔别妈爸这是第一次。我那时已二十六岁。心里明白这一走大概永远不会回家和妈爸同住了。我记得临走前妈妈一直兴致勃勃地为我准备行囊、赶做新装，如同嫁女儿一般。启程日，有许多朋友送行，很热闹，没时间哭。但我上飞机就哭个没完了。妈爸回到那空空的家也不是滋味。爸爸在我走后给我的第一封信中说：“……预料最近的将来家里不至于寂寞，因为走了一个女儿，来了好多儿女，都说是要为老太太解闷。”我衷心感激那些朋友们。  但是朋友能为妈妈做的到底有限，我长久离家使妈妈情绪抑郁，无法排遣。空巢并发症使原本不甚硬朗的身子更加多病。我为此心理负担很大，妈妈一生是为了爸爸和我们三个孩子活着的。在她晚年最需要我时，我却离她扬长而去，每周一信和偶然的包裹怎能替代晨昏在侧？妈妈为了奉养外婆，在抗战时忍耐了与爸爸分离六年之苦。我为妈妈做了什么，安慰她空虚的心灵？“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我倒是有方，只不过比无方略胜一筹罢了。 一九六七年，经我怂恿，我的先生邱士燿接受亚洲协会之聘，返台任经合会顾问。行前数月即与妈爸在信中一来一往的商议这件大事。据爸爸在来信中报告：“妈妈现在忙着给你们做准备，像是预备嫁妆似的，连扫帚畚箕卫生纸都不能遗漏。……我们这次团聚是一大喜事。……余心滋乐。”妈妈也喜不自禁地写道：“……真是幸运得很，我每想到我六十六岁不易过去，不能见到你们了，不料你们有机会来台服务，真是天大的喜事。……”妈妈因健康一直很坏，对自己寿命没有信心，竟会相信“六十六，不死掉块肉”的说法。我们的返台使妈妈非常忙碌和兴奋。多年后，我问妈妈她一生中哪一年最快乐。她答：“你们回台的那一年。”离别的痛苦和团聚的喜悦是成正比的。  一九七四年四月三十日上午，我正在美国西雅图执教的教室中授课，突闻电话铃响。我授课时一向不接电话，但这次我有预感，觉得应该接，我向学生示意稍候，走入隔室，拾起电话。听筒中传来爸爸急促的声音：“文蔷，你快来！妈妈被梯子打倒受伤了。我们在等救护车。我们要到哪家医院我也不知道。我一到医院就给你再打电话……”话犹未了，我在听筒中已听到救护车凄厉的警笛由远而近。爸爸匆匆挂了电话。我像是被电打了，木然走回教室，面对全班学生。我没开口，学生已知发生了事情。全班学生鸦雀无声，一动不动地静静地看着我。我慢慢地告诉了学生妈妈受伤的消息，决定在下次电话来之前继续上课。我想我的声音在颤抖了，学生劝我立刻下课静候电话，准备离校。 不久，电话来了，爸爸告诉我妈妈已被运往华大医院急救室，我赶到医院时，急救工作已完。妈妈伤势不轻，要动大手术开刀。开刀房全被占用，要等数小时之久。这期间，妈妈以无比的忍耐力克制自己。她没抱怨，没呻吟。我不时用湿纸擦拭妈妈干燥的唇舌，因大夫不准喝水。妈妈这时似乎已知不可避免的事即将来临，对爸爸说：“你不要着急，你要好好照料自己。”我们最后送她到手术房门口，因语言隔阂，麻醉师请妈妈笑一下（多年后，始知大夫请妈妈笑一下，是看她是否脑部受伤的一种诊治手段。当时我没明白，觉得这个要求很奇怪）。我很吃惊，妈妈居然做出笑容。我为妈妈叫屈：“妈，您为什么总是为别人活着？”这是我看到妈妈清醒时的最后一瞥。妈妈含笑而去。  手术后，我和爸爸在加护病房外等候，直到夜里十一时，护士来通知我，妈妈已不治。那时我离爸爸约有十米之隔。我望着他，一位疲惫不堪的老人，坐在椅子上，静待命运之摆布。他的神情是那样的无助可怜！我慢慢地走过去。我知道我的责任，但是我无法启齿。爸爸用眼睛问话了。我张开了嘴，没声音出来。爸爸明白了。爸爸开始啜泣，浑身发抖。我看着他，心痛如绞。 五月四日，我们陪伴妈妈走完她最后的旅程，安葬妈妈于西雅图优美的“槐园”。 妈妈没有遗嘱。对我也没有遗言。妈妈的突然离去，对我是当头棒喝，使我清醒。 妈爸在一起的晚年生活，的确是十分甜蜜的。有一次，我看到妈爸坐在汽车后座。两人手拉手，如同情侣。这是难得一见的。妈爸在子女面前时从不用这种方式表达情感的。妈妈去世后，爸爸痛不欲生，每日以泪洗面。不久即着手撰写《槐园梦忆》。在书桌上方目悬一警句“加紧写作以慰亡妻在天之灵”，真是惨不忍睹。是年十月我劝爸爸回台访友，换换环境，或可略舒心境。爸凄然就道，从此开始奔走于台北与西雅图之间。每年我去机场迎接他回家时的快乐和兴奋是难以形容的。我从没忘记给他书桌上放一束鲜花，还把我儿君迈幼时为他做的有“欢迎回家”字样的木牌挂起来。一天，爸爸指着这块木牌说：“不要摘去，就永远挂在这儿好了。” 妈妈故后，爸爸常对我说，他与妈妈的感情生活，和妈去世前他们的谈话。一天，他们在讨论生死轮回之说，爸爸说： “季淑，我们下辈子还做夫妻，好不好？” “好，可是下辈子我做夫，你做妻才行。”妈说。 爸爸答应了。 爸爸根本不信轮回，可是妈妈似乎深信不疑。这已是十四年前的往事了。 一九八二年，爸爸最后一次来美。他自感体力日衰，对长途旅行渐感不支，一天，我在炒菜，爸爸突然自楼上咚咚咚地快步下楼，走入厨房，站在我身边，两手插在他的上衣口袋里，嘴上挂着不自然的笑容，以轻快的语气问我： “我以后不来美了，怎么办？”我想他是鼓足了勇气来找我谈这回事的。他心里在淌泪了。我立刻说： “你不来了，我就每年去台湾看你啊！” “你这儿的家怎么放得下？” “没问题，孩子都大了，有什么放不下的？” 爸爸的精神松懈了下来。他满意了。 自一九八三年起我每年返台探望爸爸，多则十日，少则五日。我们要把一年累积的思念浓缩在短短的几天内，靠耳语，赖笔谈或无言对坐，得以倾诉。然后，再开始那漫长的分离，借每周一信来维持彼此精神上的支援。 岁月无情，生龙活虎似的爸爸渐渐衰老了。一九八六年底，我最后一次探望爸爸，共聚首十日。临行时在爸爸客厅中道别，爸爸穿着一件蓝布棉外衣略弯着腰，全身在发抖，他用沙哑的声音不厌其详地告诉我应如何叫计程车，如何把衣箱运入机场，如何办理出境手续。那一刻，爸爸又把我当作他的没出过门的小女儿。多少慈爱透过他那喋喋不休的呓语，使我战栗，永生难忘。 这次不祥的生离竟成死别。 一九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爸爸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我们快见面了，他很高兴。全信充满了希望和对别人的关怀。只在最后加了一句：“我近来食量少而易倦。”爸爸不喜欢惊动人，一切能忍且忍。所以这句话可能就是紧急情报了。西雅图时间十一月二日晚，我收到台北哥哥的电话，告以爸爸去世之噩耗。真如晴天霹雳。所有祝寿、过年之计划全成泡影。十一月十七日我偕二子君达、君迈仓皇返台，参加公祭及下葬典礼。 十一月十八日晨十时，我们全家聚齐赴台北市第一殡仪馆。执事人员引我们入室，环立于爸爸遗体两侧，静观有特殊训练的工作人员为爸爸穿寿衣。依旧俗，穿寿衣应由家人亲自动手，但我们只象征性地为爸爸系了带子。穿戴整齐后，我用我的手紧握住爸爸的手，一直到他冰凉的手也暖和起来。 十二时左右入殓。家人将备好的陪葬物放在爸爸四周。我放在爸爸脚下一个银灰色纸盒，内盛有爸爸生前最爱之物，伴他永眠。不久，快到盖棺的时候了，我和爸爸轻轻地说了再见，虽然我知道永不会再见了。然后，我看到他们把棺材盖上了。那轻轻的一响正式结束了他的丰富灿烂的一生。我当时想，盖棺论定，此其时矣。 约下午二时，起灵。在迷蒙细雨中，我们抵达淡水“北海公墓”。简单的葬礼完毕后，我用鲜花和眼泪埋葬了爸爸的遗体。我离开墓地时，人已走空。我再回首对孤寂的新坟作最后的一瞥，无限凄楚。 二日后，爸爸的魂魄伴着我和孩子们飞回“槐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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