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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创 1938年夏，即将在麻省理工大学毕业的留学生贝聿铭趁着暑假来纽约度假，顺便以驻美华人联谊会秘书处干事的身份,参加一个中美学术交流活动。这一天他去中央火车站接一位在国内就熟识的朋友，当朋友挥着帽子向他走来时，他惊喜地发现朋友身边居然跟着一位身材高挑的中国姑娘。朋友说，这是同他一道要去卫斯理学院学习的留学生卢爱玲。 离你的学校，要再近一英里 卫斯理学院是世界上著名的高等女校，如果对其不熟悉，那么一定知道宋庆龄、宋美龄姐妹和冰心女士，这几位都是这所名校的高材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能远赴重洋来美国留学且进入如此知名的学府的中国女性，必定要有着极好的家世和修养才行。 而在异国多年，看惯了蓝眼白肤的异国女子之后，突然从天而降的东方女性，又怎能让贝聿铭不眼前一亮？他顽皮地扬了扬手中的车钥匙，“卫斯理学院离此不远，要不要我送你过去啊？” 卢爱玲上下打量了一下面前这个东方男人，推说已经买好了下一程车票，并淑女地表示了感谢，便转身走开了。 贝聿铭拍着朋友的肩头，望着那个远去的身影说：“看我的，只要她还没有意中人，我就要追到她。” 当晚，当他在新闻里得知了那趟火车因恶劣天气在哈特福德车站无限期停靠的消息后立即开车赶去，一节一节车厢探望，终于找到了被困在车上的卢爱玲。而卢爱玲看着眼前这个风尘仆仆的年青人时，也很有他乡遇故知的感动。要知道，这鬼天气，连火车都停驶了，他却开着一辆汽车百十公里赶过来。 他们最终赶到卫斯理学院的时候，似乎并没有误了卢爱玲的报到，因为此后她就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涯。当然了，迟到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段美好的异国恋情就此开始了。 在对麻省理工学院的古典建筑渐生失望之心后，贝聿铭得知，卢爱玲在卫斯理学院学的也是建筑专业。在向她倾述了自己的苦闷之后，贝聿铭试探着向她询问自己转到现代建筑氛围比较浓郁的哈佛建筑学院可好时，得到了她的大力支持。 “那是世界上最前卫最进步的建筑学院，对你的决定我表示很开心。” 贝聿铭坏坏地笑，“其实还有一个原因，与我现在的学校比起来，这所学校离你的学校，要再近一英里。” 回不去祖国，但我想有个家 那时候的贝聿铭面临的两个难题：一是上海被日军占领，山河破碎而身在异国却无能为力；二是自己的婚礼。 贝聿铭非常想中断学业回国抗日，更想在回国之前完婚，毕竟男人报国在疆场，上了战场是不是有命活着回来都很难说，总想完婚之后才算了却一桩心事。卢爱玲坚决不同意在自己学业未完时成婚，那样不仅牵扯精力更让爱人肩上多了负担。她说，你的专业是建筑，而现在国内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被炸毁了，国家必将需要你的力量重建，不必急在一时。而且国内战乱，你的强项不是刺刀见红而是建筑美学，还是留在这里丰富阅历积蓄能量，早晚有一天要用到你，而且这里的学术环境也更适合你。 在她的万般规劝之下，贝聿铭总算咬牙完成了学业，并且私下里请求国内的朋友将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街区地图寄给他，开始着手准备遥未可知的某一天这些城市的重建工作，在两年的时间里他画了大概一百余张草稿，而他仅有的就是一张街区图。卢爱玲在忙于学业之余，每天放学后立即找到贝聿铭，给他做饭洗衣，商量构图，更代他手绘定稿。 但是回国之路漫漫，他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重回祖国。 1941年12月7日，节节败退的中国战报中，正在开车去上班路上的贝聿铭从收音机里得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向日宣战的消息，激动得马上开车找到了卢爱玲，“中国有望了，美国参战了，战争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中国倾斜了。” “那么今天就放假一天，我们开瓶香槟庆祝一下吧。” 那一天，卢爱玲特地炒了他爱吃的家乡菜，还从为数不多的学费里挤出钱买了一瓶酒。 半年以后，卢爱玲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毕业晚宴上，贝聿铭特地穿了一身庄重的西装，并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一枚钻戒戴在爱人手上，“嫁给我吧，回不去祖国，但我想有个家。” 1942年6月20日，卢爱玲毕业仅仅五天，纽约的水上公馆，著名建筑师劳伦斯·波斯末莱的家里，两个来自中国的建筑学生举行了一个中西合璧式的婚礼，证婚人是中国驻美总领事詹姆斯·余。 蜜月中，卢爱玲接到了哈佛研究生设计院园林建筑项目的深造机会，而贝聿铭则被催促去同样位于哈佛大学的设计院任助理教授。另一个好消息是不久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取名“定中”。 “平定中国，多美好的寓意啊，中国，那才是我们的根。” 婴儿躺回了摇篮 定中出生后卢爱玲立即作出一个决定：退学。 孩子需要她，丈夫更需要他，做为第一个华人建筑教授，贝聿铭总有忙不完的事，虽然初为人母，但优秀的家世教养让她认清了自己的位置：母亲和妻子，如果这个三口之家中一定要有人牺牲，那么她会勇敢地跳出来站在最前面，她甚至放弃了哈佛研究生设计院深造的机会。 那时候贝聿铭开始在自己的作品里前无古人的大胆使用光线，并因此建造了数座有口皆碑的建筑作品，被称作“光线建筑的魔术师”，但是也正因为他的成功，让很多同行感觉如鲠在喉，各种打击和负面新闻也开始日渐增长，丈夫不得不承受着从精神到肉体的双重折磨，每天拖着沉重的身体疲惫地爬回家。 每天她都抱着孩子整理内务，在丈夫快到家的时候忙好了饭菜，再把拖鞋在门口摆好，然后就坐在窗前盯着丈夫回家的必经之路，而早上丈夫出门前弄得零乱不堪的办公桌，早已经整理得井井有条。那些草草画好的手稿也肯定被她细心地重新描摹过，整齐地码在了桌上。 1943年，纽约建筑学会的年会上，贝聿铭的关于一座神庙的修复稿被批得体无完肤，这其中不乏有幸灾乐祸者故意落井下石和阴险攻击。大概一周的时间里丈夫不言不语，甚至连班都不上，整天闷在家里喝酒。本就只会设计而不擅言辞的丈夫根本无法在学术之外与任何人争胜负，他的儒雅和风度让他从不会与人辩解什么争论什么，但又很难平静的化解掉。 卢爱玲抱了孩子去敲导师格罗皮厄斯教授的家门，据理力争为被年会除名的丈夫讨回他的名誉。师徒二人秘谈了一个下午。教授后来逢人便说，贝聿铭后来所有的成功，都该归功于卢爱玲的那个下午。 贝聿铭也回忆说：“那个时间里，如果没有夫人，早就不会有后来拿世界级建筑奖的贝聿铭了。有了她，我的心才是安稳的，像婴儿躺回了摇篮。” 生活本身是消耗爱情的最大力量，衣食住行的艰辛让风花雪月的爱情被磨砺得只剩下亲情了，但在消耗的同时亲情也辅佐着爱情、滋润着爱情、温暖着爱情。让男人毫无后顾之忧的面对一切世俗险恶，正是一个女人的母性的伟大。 1963年，肯尼迪遇刺后不久，其家人决定在波士顿修建一座图书馆用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总统，贝聿铭战胜了著名建筑师密斯罗和易斯康成为设计者。肯尼迪夫人在与贝聿铭握手时说：“这是个非常动情的决定，你的目光里有东方人才有的镇定的自信，这是我几十年来唯一在丈夫之外的男人眼里才发现的难能可贵的东西，与其说你的作品征服了我，不如说是你的眼睛征服了我，而且你们是同一年出生的，由此，我相信你的作品应该是最出色的。” 但是磨难也由此重来，新一轮打击开始了。在一些嫉贤妒能的同行鼓动下，贝聿铭的设计稿被批得一无是处，声称他的设计完全是出自一个东方人的自以为是。种种非难之下肯尼迪图书馆居然拖到十五年后才真正完工。那一段时间，从来连裤子都没有一个多余褶子的贝聿铭再一次丢了自己，每天头发蓬松衣衫零乱，身心疲惫沉默寡言。卢爱玲在回忆中说：“从他每晚回家开门的样子我就能知道他有多累，楼梯上缓慢而零乱的脚步中透出明显的不安和失落，他拖着腿了无生气地回来。对他来说，那么多人反对他的设计，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 这一次，又是这个稳健刚强的女人挽救了丈夫的艺术生命。 市民们反对图书馆建在市中心，卢爱玲就带着人四处寻址，并游说国会和议员，为图书馆的新址出谋划策平息众怒。她甚至拿起了丢掉多年的画笔，免费为国会设计了新的办公大楼，以便结识更多的政界人物并为丈夫争得支持票。那是她结婚后为数不多的设计之一。她给孩子找了个保姆，最长的时候两个月见不到孩子。 最终，在她的争取下，图书馆迁址到一处垃圾场，贝聿铭也相应地修改了设计。建成之日，他在发言中不无遗憾地说：“我本来是想做出一个独一无二的东西来纪念肯尼迪总统的，它本该是件伟大的作品。但是所幸，它现在，还是出现了。我不想为其落泪，当然也不想为其鼓掌，仅有的掌声，留给我的夫人，没有她，这座图书馆今天就不可能立在这，而倒下去的只能是我。” 这个在贝聿铭自已看来只能打五十分的作品，却把他推到了世界顶尖建筑大师的行列中。因为当时的他虽然在世界建筑业还未取得如何辉煌的业绩，但贝聿铭的骨子里却从此多了些建筑式的棱角和坚硬。在夫人的扶持和鼓励下，此后他只要出门便西装革履，不卑不亢又不失笑容，无论面对艰难的岁月还是同行的冷言冷语。 与夫人同行时，这样的风度就更加饱满和自信。 外籍入境者 1945年，贝聿铭夫妇搬进了一座自己设计的小别墅里，夫人在院子里种满了友人从国内寄来的花草种子，每天细细打理，还特地搭了座凉棚，并安排了一张舒服的办公桌椅。每天丈夫在荫下工作的时候，她就坐在旁边，浇花沏茶。第二年，二儿子建中出生了，似乎所有的好生活都如约而至。 这一生里，夫妻二人一共生育了定中、建中、礼中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三个儿子名字的寓意就是安定中国、建设中国、礼仪中国。虽然他们一直没有机会回国，但心中时时想着自己的祖国。 这座院子里，贝聿铭按照夫人的要求，建造了很多老家建筑风格的假山、亭台和瀑布，似乎无时不处在老家的天空下。国内还是战事不断，回国还是遥遥无期，但是留下来也困难重重，国籍问题、身份问题，甚至由此引出的政治问题。很多美国人拒绝一个东方人承接自己国家的建筑设计，也很难给贝聿铭一个合理的恰当的没有民族歧视的职业对待。 有家难回的苦闷加上职业歧视，再一次狂风暴雨般地袭击了贝聿铭。卢爱玲每天给丈夫做家乡菜，缝制中国式长袍，年三十的夜里就按家乡习俗剪了窗花贴了灶神，一切与丈夫有关的家具、穿着、书籍都仿照家乡旧制，为了让他读到线装本的书，卢爱玲百般托人从国内寄来“四书五经”和《古文观止》等书籍，更费尽千辛万苦弄来上百张京剧唱片，每天自己家里就像个小中国。 直到十多年后，报上突然报导：中国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卢爱玲扔下报纸冲进书房，兴高采烈地对丈夫大喊：“这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我们可能会回国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随后各艺术界、工商界都试图与遥远的东方巨龙亲密接触。美国建筑师协会麦克斯厄巴恩向中国建筑协会发出访问函，没想到很快便收到了回复。首批出访中国的建筑师名单里本来没有贝聿铭的名字，但卢爱玲四处游说，拿着丈夫的作品名单和获奖证书独闯美国建筑公会，历数公派人员名单的名字与丈夫的建筑业绩对比，为丈夫争取他必得的一次回国机会。为此她甚至踢伤了国会议员的爱犬，它扑上来，成功地咬坏了卢爱玲的裙子，而后者则脱下鞋子敲断了它的腿。 这件事成了当地报纸的头条新闻，也终于让贝聿铭如愿以偿。最后在1974年4月，贝聿铭夫妇成功的随美国建筑访问团出访中国，从香港进入中国内陆。在海关，贝聿铭拿着盖了“允许出境”签章的护照时竟然热泪盈眶，数十年朝思暮想的祖国，当他终于又一次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的时候，竟然成了“外籍入境者”，这让他百感交集，啼笑皆非。 卢爱玲靠着丈夫，轻轻地拍他的肩，“回来就好，有生之年回来就好。不是已经回来了吗？” 我最大的成功，就是娶到了卢爱玲 1973年，对于贝聿铭来说是打击最大的一年，波士顿的汉考克大厦立面玻璃脱落事件让贝聿铭一度官司缠身。 汉考克大厦旁边就是著名的圣三一大教堂，为了不影响教堂的采光和整体布局和采光效果，贝聿铭大量采用玻璃幕墙设计，但是施工期间波士顿恶劣的天气状况使得玻璃幕墙纷纷脱落，导致大厦正式启用时已经延误了四年，费用也整整翻了一番。 施工期间业主已经将丈夫告上了法庭，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贝聿铭无心设计，每天往返于家与法院之间，身心疲惫。卢爱玲再一次充当起了丈夫的保护伞，所有需要贝聿铭签收的法律文书她都亲自开封亲自处理，以便让丈夫得已不为这些琐事分神。她知道丈夫仅仅是属于建筑的，对于人际关系、协调事务的能力几乎就是个孩子。当初她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并不后悔，现在她承担起保护人的责任也理所当然。记者采访她时，她笑着说：“贝先生是我的，而建筑是他自己的。除了建筑图纸，其余的事可以找我，请不要打扰他。”平淡的话语里透着中国传统女性的伟大、坚韧和担当。 这一次，卢爱玲知道丈夫缺少的不是自己在艺术的支持，而只是亲人般的关爱。在她的建议下，丈夫离开了美国市场，转身投向了亚太地区。并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用十多座神奇的作品装点了亚太的几乎所有重大建筑。 1979年，贝聿铭成功地设计建造了北京香山饭店，使得这个游走海外近半个世纪的建筑名家在国内家喻户晓。也就是在当年，1979年被世界建筑界命名为“贝聿铭年”，授予他该年度的美国建筑学院金质奖章。世界终于完整意义上承认了这个中国人的存在。 卢浮宫改造是从1984年立项竞标开始的，贝聿铭中标之后就饱受折磨。历史古迹最高委员会多次讨论，仍然对其上交的设计手稿百般挑剔。其实，这一切都源于这个虽然拿着美国国籍的建筑师血管里流着的是东方人的血，一向高傲的法国人怎么会把这项堪称伟大而必将载入史册的工程交到一个东方人手上呢？会议激烈到脏话连篇只差拳脚相向了，甚至连一旁的法语翻译都无法把那些脏话翻译出来。 1989年，卢浮宫改造一期工程竣工，3月29日剪彩开放日，人们为眼前这一足够亮瞎双眼的高妙设计拍手叫绝。以前的所有争议似乎都不复存在了，人们记住了这个与卢浮宫同样可以用伟大来形容的东方人的名字，来自东方的美国人贝聿铭用一座建筑征服了整个法国。在剪彩仪式上贝聿铭说：“我平生最大的挑战，也是最大的骄傲，就是卢浮宫新馆的设计。而你们知道吗？在这个改造工程的背后，我的夫人为我付出了多少？我最大的成功，就是娶到了卢爱玲。” 我最小的女儿在苏州 2002年，已经90高龄的贝聿铭再次踏上中国，受邀设计苏州博物馆，他穷尽一生精力，将这座后来被称作苏州地标的建筑融入了现代的元素，又与苏州原本的园林风光巧夺天工的融在一起，玻璃幕墙的运用更是妙到毫巅。这座堪称伟大的建筑背后是长达数年的卢爱玲的陪伴和无微不至的照顾。她已经荒废了自己的专业多年，无法在专业领域给丈夫太多的建议和支持，但是做为妻子，她从来都是丈夫的保护神和遮阳伞，生活上从不用丈夫浪费一点精神。贝聿铭四易其稿，走访数千里，卢爱玲寸步不离地伴随左右，用默默地支持和关爱催生了丈夫的斗志和灵感。竣工之后，贝聿铭对记者说：“我一直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贝家在苏州已经六百年了，我与苏州感情很深，我相信，我最小的女儿在苏州。要让建筑有生命，在苏州博物馆这里，我真正做到了。而给了我艺术生命并一直支撑着这个生命的，是我的夫人。每一座我设计的建筑，都被我视为女儿，我最小的女儿在苏州，而我最伟大的夫人，几十年来，一直在我身边。” 贝聿铭被称为“最后一个现代主义大师”，而在这个最后的现代主义大师的身后，永远站着一位顶风冒雨不离左右的最有力的支撑者，那就是他的夫人卢爱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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