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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学者孙郁写的一篇文字，是关于周氏兄弟创办《语丝》刊物的一些事情，文字很长，像论文一般，所以看的不是特别细。但是，文字里面简单摘录有出自周作人之手的发刊词，读过之后再次觉得周作人的不俗。看这段文字： “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我们的力量弱小，或者不能有什么着实的表现，但我们总是向着这一方面努力。” 说的实用而且极具民主思想，自由思想、独立判断、美的生活，这三样如果能较好的被我们所拥有，我们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我可能有些痴心了……呵呵，不说了，把孙郁文字的第2部分摘出来，录于下：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大凡读过该刊，印象深的是其间的驳杂、幽默和不正经。《语丝》的作者都不那么正襟危坐。鲁迅冷峻而多反讽，周作人随随便便，顾颉刚专和古人作对，写一些骇俗的文章。而江绍原的题目似乎俗调多多，内容却是卓异的。那一群人没有什么教授架子，骂人，讽世，闹怪，均有六朝之风。和《现代评论》派不同，周氏兄弟多游戏之笔，钱玄同、刘半农等又带有名士之风。《语丝》创刊前后，北京的政治气候与学界气候渐渐变坏。文人中有的沦为政客，有的摆起教授名流的架子。鲁迅等人，便聚在一起，发几句冷言冷语，调侃着周围的世界。《语丝》的发刊词，出自周作人之手，文章云： 我们几个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我们并不期望这于中国的生活或思想上会有什么影响，不过姑且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聊以消遣罢了。 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我们的力量弱小，或者不能有什么着实的表现，但我们总是向着这一方面努力。 发刊辞能否代表撰稿人的普遍意见，不得而知，但这周刊的与社会捣乱的用意是一下子能 看出来的。周氏兄弟善于用曲笔，正话反说，或庄谐杂出，风格全然不同于正人君子之流。有时不妨说亦有“刀笔吏”之风，骂人骂得痛快。“女师大事件”、“三一八”事件、“李大钊之死”事件，《语丝》上都有强烈的反应。也并非像周作人所说的那么有“消遣”的意味。此外还能读到废名的怪味文章，林语堂的书卷气短章。连沈从文的漂亮作品也偶可看到，真是郁郁乎文哉了。 《语丝》初创时，没有多少经费，发行量亦稀少。川岛回忆说，起初的印刷费是由周氏兄弟、孙伏园和他自己分担的。因为文章均出于名家之手，无故作高雅之态，均是评古论今之作，很快吸引了读者，第一期再版了七次，印行了一万五千份。川岛和孙伏园四处推销，不久就有了资金，可以继续下去了。 读者的喜欢《语丝》，我以为是学识、见识、趣味占了上风，并非都是隐逸之作。山林文学的影子是有的，而在我看来，讥世讽时的情怀，是打动读者的主要原因吧。《语丝》里的文章不一味迁就读者，有的在叙述上具有冒犯性，与传统的阅读习惯是反对的。比如鲁迅的那些散文诗，文法与语调全然不同于古今文人，通篇是玄奥惨烈而又幽深的气息。钱玄同好放奇谈，讲起话来亦多皮里阳秋之态。这些都让一些读者感到新奇而又困惑。有一个叫伯亮的先生来信，说《语丝》滑稽的成分过多，担心变成低俗的读物。伯亮的坦率让人感动，但却误读了诸君的文章，周作人就在回信里叹道，意思是，中国人被驯化得过于诚实，不能理解隐曲多意的文章。在周氏看来，过于正经的作品，只能培养迂腐的读者。思想是往往产生于不正经之中的。布道说理，只会产生无趣。所以不是滑稽太多，而是过少。从这个主张里能看出那几个人的心绪：嬉笑怒骂、天马行空地往来于世间，是打破沉寂生活的一种可能吧。 鲁迅在《语丝》里写得真是高妙奇异，为学林中的翘楚。他的文章几乎没有重复的，每一篇结构都十分特别，有着新奇之处。刺世的有刺世的火辣，诘己的有诘己的冷酷。那时他已与周作人分道了，然而为文的观点却多有相近的地方。由于结怨已深，《语丝》的聚会，他都不曾参加，失去了和友人饮茶谈天的机会。除了工作，几乎是独处的时候多。而周作人那里却高朋满座，显得热闹。这种生活状态，也使二人的文章风格，有了不同之处。鲁迅的多暗淡肃杀之调，周作人却平静深切得很。二人的分野，构成杂志的两种色调，也将版面的反差变大了。受到周氏兄弟的影响，一些青年人也围聚了过来，许多人的名篇问世于此。郁达夫曾谈到二人的作用，尤其讲到了鲁迅的一些好话，当是十分可信的。那篇名叫《回忆鲁迅》的文章写道： 孙伏园氏在晨报社，为了鲁迅的一篇挖苦人的恋爱的诗，与刘勉已氏闹翻了脸。鲁迅的学生李小峰就与伏园联合起来，出了《语丝》。投稿者除了上述诸位之外，还有林语堂氏，在国外的刘半农氏，以及徐旭生氏等。但是周氏兄弟，却是《语丝》的中心。而每次社中人叙会吃饭的时候，鲁迅总不出席，因为不愿与周作人氏遇到的缘故。因此，在这一两年中，鲁迅在社交界，始终没有露一露脸。无论什么人请客，他总不肯出席；他自己哩，除了和一二人去小吃之外，也绝对的不大规模 (或正式)的请客。这脾气，直到他去厦门大学以后，才稍稍改变了些。 鲁迅的对于后进的提拔，可以说是无微不至。《语丝》发刊以后，有些新人的稿子，差不多都是鲁迅推荐的。他对于高长虹他们的一集团，对于沉钟社的几位，对于未名社的诸于，都一例地在为说项。就是对于沈从文氏，虽则已有人在孙伏园去后的《晨报副刊》上在替吹嘘了，他也时时提到，唯恐诸编辑埋没了他。还有当时在北大念书的王品青氏，也是他所瞩望的青年之一。 郁达夫的话，似乎可以这样理解，表面上周作人是《语丝》的领袖，实则是鲁迅在做默默无闻的工作。几年之后，当鲁迅离开北京，在上海定居的时候，他很深情地回忆了《语丝》和他的关系。实在说来，鲁迅对这个阵地所付出的心血，也是别人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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