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乃斌 ‖《诗经》史诗的叙事特征和类型:《诗经》研读笔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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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沙龙·

《诗经》史诗的叙事特征和类型

——《诗经》研读笔记之一

董乃斌

[作者简介]

摘  要

研究中国诗歌（乃至文学）叙事传统的源头，必然要追溯到《诗经》。研读《诗经》原典和浏览古今学者疏解阐释《诗经》的著作，可以确认，《诗经》的许多篇章与周代历史有关；特别是《大雅》《小雅》，尤以《大雅·文王之什》中的《文王》《大明》《緜》《皇矣》，《生民之什》中的《生民》《公刘》等篇为著。它们涉及了周的始祖，叙述了周的建立、迁徙和发达史，堪称周的史诗或诗史。在此基础上，如果放宽眼界，还能发现，《诗经》中更多的篇章具有史诗或诗史的性质，甚至不妨以上述诸篇为基干，以《诗经》其他许多篇章为枝叶，构成史诗的大树或网络。当然，《诗经》史诗与西文的“epic”（史诗）有许多不同。但是，循名责实，上述诸篇无论就其内容（涉及周史、周代重要人物）、主题（题旨，往往涉及国之兴亡和民族根性的重大问题）、表现方法（以叙述为主，有很强的叙事色彩），还是篇幅长度而言，都无愧于中国式史诗之称。《诗经》史诗以诗歌形式表现历史，与上古的史官文化以及文字载录条件的有限有关。采诗以知民情，以口头演唱传播，将反映时事和社会生活的诗歌视作史述的一部分，使《诗经》史诗得以成立。但《诗经》史诗毕竟是诗而不是实录之史，自具有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诗经》史诗与正规史书的记事，在关注点、切入点和叙述笔调上有种种不同，在讲述故事、刻画人物形象、批判政治邪恶和将叙事与情感表达结合的方式等方面均有其独特之处。根据叙事与抒情在诗中所占比重之大小，可将其排列成队并分出类型。叙事固然是史诗的基本要素，但作为诗歌，史诗的叙事总要包含不同分量的抒情，当抒情成分加强到某种程度，其所叙之事既远且淡之时，就形成一种具有边缘性、可以称为“主抒型”的史诗，它们应该就是后世咏史诗的先祖。

关键词

 《诗经》　史诗　 叙事特征　 叙事类型

《诗经》高居中国诗歌发生的源头，研究诗歌传统不能不从它开始。《诗经》之诗多与周代历史有关，特别是“二雅”中的许多篇章，堪称中国式史诗。由于前人研究成果颇丰，故在此基础上，尝试从叙事视角，就内容和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考察，以概括其叙事特征，分剖其叙事类型，或能有助于对中国诗歌“抒”“叙”两大传统的理解。

 

一　所谓《诗经》史诗

根据中国的情况看，所谓史诗，就是与历史有关且题旨较为重大的诗篇。若要再作一点说明的话，就题材言，所谓“历史”，是指比较重大的事件或涉及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就主题言，就是“题旨重大”，即诗篇具有较强较重要的思想性意义，往往与深刻反映民族的根性有关，或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长期传承有关；就体裁言，所谓“诗篇”，就是比较宏大漫长的篇章（文本长短没有绝对标准），当其产生之初，是诗歌乐舞以及一定的仪式和表演的交融结合。至于这诗篇是否一定要讲述某种故事，故事需包含多少情节，场面又要宏阔到什么程度，是否具有某种戏剧性等等，那是次要的。按此思路来看，《诗经》作品中确实是不乏“史诗－诗史”的。

《诗经》的现代研究者大多认为，《大雅·文王之什》中的《文王》《大明》《緜》《皇矣》、《大雅·生民之什》中的《生民》《公刘》六篇可称史诗。因为，它们篇幅较长，内容涉及周的始祖，周的建立、迁徙和发达史，涉及早期几代周王，特别是为周一统中原奠基的文王和举兵灭商的武王。说它们是周的诗史，理由是充分的。

西北大学已故的刘持生（1914—1984）教授，我早年曾忝为同事，有幸听其讲诗。后读其遗著《先秦两汉文学史稿》，深感他对《诗经》史诗的论述格外清楚，超乎常人，而却较少为人注意，故特稍加抄录标举。

他在该书《三百篇的现实内容》一节按时依体分析《诗经》内容，指出：“‘周颂’中有好几篇籍田社稷所用的诗，如《臣工》《噫嘻》《丰年》《载殳》《良耜》等，这些诗，都是说周人在农业方面的成就。”又说：“‘二雅’是整个西周王朝从开国鼎盛一直到衰乱灭亡全部过程的纪事诗。其中有记述英雄事迹的史诗，有装饰贵族生活的礼仪诗，有反抗政治黑暗的讽刺诗。这里虽有初盛和衰微的区别，有军国大事与生活细节的不同，实际上是周人历史各个不同阶段真相的反映，都可以叫做史诗。其中第一部分最显出史诗的特色，一般人把这一部分叫做史诗。”

刘教授先依一般人之见开列记述英雄事迹的史诗的篇目，并作出说明：

《生民》《公刘》《緜》《皇矣》《思齐》《文王有声》《文王》《大明》《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常武》《出车》《六月》《采芑》。前八篇是记述后稷、公刘、古公亶父、太伯、王季、文王、武王几个主要人物的事迹，并提到后稷母姜嫄、太王妃太姜、王季妃太任、文王妃太姒几个女性，及伐纣时重要人物师尚父等。后八篇则全是记述宣王命方、召诸臣征讨经营之事。东迁以前周室大事，略备于此。

在具体分析了上述诸篇后，他指出：“史诗是氏族制度解体时的产物，是氏族战争中英雄人物的传记，是氏族建国过程的实录。”

刘教授还论列“二雅”中的礼仪诗和讽刺谴责之作，特别是后者，如《民劳》《瞻卬》《召旻》以及《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巧言》《巷伯》《我行其野》《何草不黄》等篇，指出它们反映了周政的朽坏腐败，民众的苦不聊生，与历史的实际情况关系密切。这样的讽刺诗、悲剧诗，同样堪称史诗。有了它们，诗的周史才比较完整。他最后小结道：“综上所述，我们便知道周人从开国到乱亡的整个过程，差不多都在‘二雅’记述之内。西周乱亡，雅诗便告终结，接着便产生了系统的历史——《春秋》。”

显然，刘持生教授的《诗经》史诗观是从作品中上古史实际出发的，既比照了世界史诗的情况，又明确站在中国文学的本位，而且他的史诗观是开放的、宏大的，因而他所举出的史诗篇目也比一般研究者为多。

沿着刘教授的思路，我觉得，若以“二雅”中上述诸单篇史诗为主干，而辅之以《诗经》中的其他相关作品，就能够构成一个史诗系列，一张史诗的网络。他上举的十六篇史诗，前十三篇出自《大雅》，后三篇出自《小雅》。其出自《大雅》的前八篇，并未按今存《诗经》的目录顺序，而基本是按诗中主人公的时代先后排列，从周的始祖后稷直到文王、武王；后八篇在时代上晚于前八篇，大体上到了宣王中兴之时，内容则主要是命方叔、召伯诸臣征讨经营之事，当然仍是东周之前的重要史事。以这十六篇为基干，西周史诗的主体就成立了。但《诗经》中还有很多篇章可以用来丰富这个系列。比如，想进一步了解周人农耕生产状况，有《小雅》中的《莆田》《大田》等篇，《七月》虽属《豳风》，亦不妨加入；想知畜牧发达的盛况，则可看《小雅·无羊》；想知道周人田猎的景观，《小雅·车攻》表现得很充分，《郑风·大叔于田》也可为一助；想了解周人的房舍建筑和室家之欢，可看《小雅·斯干》；想了解周人的祭祀礼仪，可看《小雅》的《楚茨》《信南山》等。又如，一个国家，一个王朝，不可能不经历战争，史诗也不能不写到战争，如果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除刘教授已指出的《大雅》的《江汉》《常武》和《小雅》的《出车》《六月》《采芑》等篇，还可考虑将写战争之苦的《小雅》的《四月》《北山》加入。而对西周日渐窳败的政治和昏君佞臣小人的揭露批判，除了《大雅》的《瞻卬》《召旻》《板》《荡》外，《小雅》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巧言》《何人斯》《巷伯》也都很有分量和力度。一般来说，《风》诗的产生晚于《雅》《颂》，但《风》诗中的许多作品，像《王风·黍离》、《魏风》的《伐檀》《硕鼠》、《秦风·黄鸟》《陈风·株林》之类，也不妨作为《诗经》史诗大树的枝叶。它们多方面的描写咏叹，对历史中不同阶层生活具体而细微的写照，也就更多地触及周史，反映了民族生活和心理倾向，不妨成为主干史诗（或所谓史诗网络）的补充或附从。换句话说，若把《诗经》中那些与一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关涉的作品综合起来看，其实就能构成一部主干清晰、枝叶繁茂、内容相当丰富宏伟的上古大史诗。人们以前总为中国古代没有《伊利亚特》《奥德赛》类的史诗而感到缺憾，其实，《诗经》史诗就是中国式的史诗，只是与希腊史诗形式和风格有所不同罢了。除了史诗，《诗经》中还有很多反映两周时代各地民情风俗和民众心理的诗歌——这里姑且称之为生活诗吧。而其实，先民的日常生活虽不像灭商建国、军事征讨之类事情那么宏大重要，今日看来却也不失为一种历史呢。许多生活诗历时久远，也极有可能被发现具有了史诗之某些性质和价值。

《诗经》中有史诗，这首先是从现存《诗经》的文本分析得出的结论，同时也有古人的论述作支撑。最直接的就是《孟子·离娄下》所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约前372—前289）这里所说的《诗》，是古代所谓圣王派遣人员从民间搜求来借以了解民情的歌诗，是《礼记·王制》所谓“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公羊传》何休注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作品。其数量应该比“诗三百”多得多。《诗经》的许多作品就是从这大量的民间歌诗中经淘选后留存下来的。孟子的说法强调了“诗”与“王者之迹”的关系，也强调了“诗”与“史”的关系。虽然在王者之迹未熄、诗尚未亡之时，列国多已设置史官，有了记史的行为，但那时的“诗”仍然是“史”的重要一翼，尤其是“诗”中表现的美刺讽谏倾向对“史”、对后世成熟起来的“春秋笔法”影响很大。所谓“迹熄诗亡而后《春秋》作”的说法，实际上也就指陈了“诗”在“史”系统发展起来之前，存在着一定的记史、补史作用的现象。当时，诗也好，史也好，主要都还靠口头语言流传存载，诗也就负担起史的部分职能。这些诗中既有“齐桓、晋文之事”，也含有孔子所理解（窃取）的“史义”，诗中有史、诗史－史诗的根源应该是在这里。后来圣王派人采诗之风消歇，以文字为载体的史述渐趋成熟，成为历史记载的主体，诗的政治负担减轻，“诗中有史”的硬性要求不再存在，诗与史开始分途发展，但诗与史的深刻因缘却再也不能割断，史诗与诗史，便成为中国诗学和史学缠绕交叉的永恒命题。

从文学角度论《诗经》史诗，人们首先看到的自然是它们的叙事性，叙事是它们最根本最显著的特征。这也就是研究诗歌叙事传统首先会想到《诗经》史诗的原因。上举那些诗篇的叙事性是无可否认的。问题是，叙事有种种叙法，它们的叙事又是怎样的？有些什么特点？与史著的叙事有何异同？与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和抒情传统又有何关系？对后世有何影响？问题多多，需要层层深入。

 

二　《诗经》史诗叙事与史述的关系

如果诗不符史（特别在大关节上），就不能称为史诗；但如果诗的语言与史述雷同而没有特色，史诗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既合于史（史实、史述）又有诗的意味，是一种既具有诗性的史述又具有史性的诗歌，这可以说是史诗叙事的根本特色。

在《诗经》中，《文王》《大明》《緜》《皇矣》《生民》《公刘》这六首史诗，其所写应是既符合史实，又用了与史述不同的、诗的表现方法。《生民》以周的始祖后稷为主角，突出描述其神奇出生，歌颂他热爱稼穑的禀赋和品性，以及因此给周人带来的福祉。《公刘》中着重赞颂的公刘，据《史记·周本纪》，他是后稷的曾孙，继承后稷的事业，完成了由邰至豳的迁徙。公刘之后若干代，传到了古公亶父，《緜》所歌咏的就主要是他的事迹。《皇矣》着重写古公的少子季历。季历得以继位，与其父兄的扶持谦让有关，《皇矣》诗即“叙大王（古公）、大伯（季历长兄，为让弟继位而去吴，为吴太伯）、王季（即季历）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文王》《大明》则分写季历之子昌（周文王）、之孙发（周武王）的功业。文王奠基，武王灭商，周国臻于鼎盛。这六首诗的史诗性质最强，形成周人史诗的主干，而每一首又都有不同的侧重，不同的叙事特色，都可作思想艺术的仔细分析。限于篇幅，这里只取史诗特征最为鲜明的《大雅·緜》作叙事分析。

《緜》开头以“緜緜瓜瓞”起兴后，只用两句（“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概括叙述周民早期生活状况，接着就让主角登场，描写周的先祖之一古公亶父（后追谥太王）率民迁徙和娶得姜女之事：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瓜瓞句的起兴，是诗歌的特殊表现法，史述里是不需要的。而诗歌从这种含比喻的兴法起笔，不但形象性强，能够引发联想，因而有了诗味，而且隐含了自公刘起，周人日益繁兴的历史。明人安世凤《诗批释》在此句旁批曰：“一句比起，下皆叙事。”可谓言简意赅，切中肯綮。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二句追述公刘时代的事。公刘曾率领族人沿着杜水和漆水，迁徙到豳地，初建了周国。仅用两句概叙一长段史事，是这首史诗的又一个特点，在其他几首史诗中也可以看到不同程度的概叙。古公亶父领导周人从豳到岐下的第二次大迁徙，以及在岐下的生产建设，就是《緜》诗的主要内容。不过对于迁徙一事，《緜》写得同样很简括；对于古公亶父在豳时期的生活，也只记述了一件事，那就是其时人们还住在土穴里，没有家室房舍。而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对此的叙述则要详细得多，当然他也有特别的关注点：

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民之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比较一下诗述和史述，可以看到，它们内容基本一致，但各有侧重。诗歌是用来歌唱的，史诗不能没有叙述，但不能也不需要十分细致，尤其不必把古公迁徙的理由一一说明，人们参照史述，自能有所了解。关键还在于“诗陈郊庙，意主颂扬，播迁衰飒语不宜琐叙”，而且要把“避乱迁国，极不得意事，却写得雄爽风流。只‘来朝走马’一语，形容精神风采如见”，就必须考虑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诗经》作者在这些地方是十分用心的。

其实，古公迁徙的事，如果细说原因那是很复杂的，并不像《史记·周本纪》讲述得那么简单，更不会是古公出于爱惜百姓而宁可主动让国。但作为一个史家，司马迁的目的是要塑造古公亶父的仁者形象，并借此强调人民远比土地财物重要的政治观点，这才有意突出古公的一席话及其效果的——史述同样有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只是诗与史的着眼点有所不同而已。司马迁刻意写出古公爱惜民众、避免打仗而宁愿迁徙的想法，对于这一点，诗歌则通过另外一种更丰满含蓄而形象生动的手法加以表现。《緜》在开头两章以后，以在史述中不可能有的大段描写，集中叙述了古公的作为和人民的感受。从“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到“混夷駾矣，维其喙矣”这六章三十六句，诗人唱出了丰富的内容。其大意有如下述：

啊，岐下的土地多么肥美，这就是我们的周原！在这里，就是苦味的堇荼吃起来也饴糖般香甜！古公思谋筹划，钻龟占卜，得到上好的吉兆，决定在此建设我们的家园。我们快乐，在此栖息。我们忙着勘定疆界，开荒拓土；我们开沟疏渠，从西往东，为农事做好一切准备。古公创设制度，委任官员，让司空负责国邑的营建，让司徒分派劳役组织人力。我们拉绳立版，筑土盖房，建起宗庙社稷，盖起库厩屋舍。挖土多多装满筐，倒进夹板轰隆隆，用力夯土声登登，削平捶实蓬蓬响。工地热烈喧闹，赛过鼛鼓震天！瞧，王居的外郭门高高，王宫的正大门巍巍，都是我们所建。还造起了庄严的宗社和祭坛。国有大事，我们都来这里祷祝祭奠。啊，戎狄的窥伺我们不再害怕，我们声誉无损，泰然安居。有刺的树木拔除了，道路畅通了，侵略者遁逃了，攻击我们的话语停歇了。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

诗歌描写周民由于生活改善，心情是愉快的。避战远徙可能曾遭耻笑，但建设的成功使种种议论消歇。从歌唱中清楚看出，周人所重视的，一是农业生产，二是家园建设，包括居舍仓廪和宫室宗庙的修造，三是国家制度的创设，四是乡土家园的安全和环境的和平安宁。这些反映了周民（传承下去成为我华夏民族）的民心民性和生活理想，直至今日还是基本如此。

古公亶父时期，是周的国力向上发展的重要阶段，《緜》诗表现了当日周民的高昂情绪。之后，古公的儿子季历，孙子昌（即周文王）更把国力推向高峰。《緜》的最后一章把叙述的接力棒直递到文王：

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

前两句叙述的是一桩史事，也是一个典故。据《毛诗故训传》，大意是虞、芮两国争地，相持不下，两国之君听说周王公正，便来找周王评理（所谓平质），结果到周国一看，这里的人从下到上无不礼让，绝无争端，二君深感惭愧，便自动和解了。《史记·周本纪》对此也有记载，细节上有不同，结尾也不同。《毛传》说的是“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余国”，《周本纪》的记述是：“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话虽有异，实际指向是相同的。由此可见，这时周虽还是殷商的属国，但其德义超凡，气象和潜质已预示它必将受天命而一统天下。所以，《緜》这首诗是以既委婉又自豪的四个“予曰”开头的排句收束的。

这里的“予”，是创作和歌唱这首诗的诗人。他是周族的代言人，也可以说是周文王的代言人。经过前面的叙述描写，诗到这里，他的满腔激情喷涌而出，必须由直接抒情来表达了。历代的《诗经》研究者大都认为，这四个排句是道出了周之所以兴盛的人才基础，所谓“济济多士”。周拥有四类特殊才能的大臣、能解决四类重大问题：一善团结，能使人亲和趋附；一精礼仪，能让人懂得尊卑先后；一能宣扬王之德誉而令人乐意听命奔走；一能以雄强的武力捍御侵侮——这样，周当然就无往而不胜了。

需要注意的是，《大雅·緜》是一首诗，只能用诗的表现法，它从古公亶父写起直到推出文王，预示周将步向鼎盛，话到意到，史诗完成，随即戛然而止，后续的周事，将由其他篇章另写。史述当然不能这样，《史记·周本纪》是周的全史，它需从西周写到东周乃至周亡，就是对文王个人也需有头有尾、交代清楚，不能像《緜》诗那样含而不露、露而欠明——尽管对史笔的要求也是简洁质实而不能铺张。“（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王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史记》这段话交代周文王的成功，文字也够简洁的，却也是史述所不能不说的，但对于《緜》诗来说，这几句话已是一种补充，把诗中含蓄的意蕴挑明了。诗和史就是这样互补而足成之。

从《緜》的叙述，可以看到，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与历史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也大致可以看出此类史诗叙事有些什么特点。

就其内容言之，那就是抓大事，突出主要历史人物，突出他们身上的优秀质量和成功的原因，以宣示和弘扬核心的政治理念，最根本的就是“仁”和“以德取天下”“以德治天下”的理想政治观，也包括强调“人民（人心）重于土地财物”的观念等。这种政治上的早熟，与后来儒家思想的形成有关，而与希腊史诗较喜夸饰英雄人物的勇力、好斗、爱情颇为不同。

中国式史诗叙事在内容上的这些特点和由此形成的传统，与史述“彰善瘅恶，树之风声”的写作宗旨和传统完全一致，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同源关系。当然，无论史述还是史诗中着力讴歌的仁德之类，实际上并不是已然达成的政治现实，即并不是统治者已经做到了的，更多的只是反映民众和后来儒生士子们的向往和愿景而已。史家、诗人、诗与史的创作者、传播者、编集者和阐释者都是想通过正面引导来达到实现理想的目的。虽然历史一再证明，真正实现这种理想的希望极其渺茫，甚至几乎不可能；但这个理想本身，如同所谓的乌托邦一样，还是有其历史价值的。通过《緜》以及它的姐妹篇，人们可看到周民的生活和他们的某些核心理念：重视生产，热爱和平，渴望安居乐业；重视宗庙社稷，尊崇祖先，拥护和渴望仁德的统治者；生命力顽强，却丝毫没有侵略性，即绝不侵略别人，也不怕别人侵略自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会奋起反抗，浴血战斗，宁死而不屈。这不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根性吗？

就史诗《緜》的表现艺术而言，则是采取大跨度叙事手法，着力于表现长时段的历史生活。叙事时间掌控自如，细处很细，该慢则慢；粗时极速，大笔挥洒。对此，前人多有揭示。“周原膴膴”以下六章三十六句，前人的评语是“此下细叙”“事事不茍”“一一如画”“脉法甚细”“写景入微，如见如闻”；明人孙矿《批评诗经》在第八章下评曰：“上面叙迁岐事，历历详备，舒徐有度。至此则如骏马下阪，将近百年事数语收尽，笔力绝雄劲，绝有态，顾盼快意。”所谓“骏马下阪”，乃指叙事从古公亶父直跃至文王，这其间有近百年的事却一笔带过。清牛运震《诗志》亦云：“木拔道通是太王事，昆夷窜服是文王事，妙在一气说下，不分两层，正自浑合无痕。”而结尾尤为快捷，只以四个“予曰”，点明文王时代的“济济多士”就戛然结束，与开篇的“緜緜瓜瓞”相呼应，引得后世评家拍案叫绝：“一起一绝，结构绝胜！”清徐玮文《说诗解颐》进而比较《緜》与《皇矣》的章法：“《皇矣》八章先略而后详，《緜》九章先详而后略，比而观之，周家之缔造可睹矣。”总之，《皇矣》和《緜》诗都是大手笔的中国式史诗，其中有场面铺写，有景物描绘，甚至有人物的行动和话语，对后世诗文的“铺叙体”写法影响极为深远。不过，也应该指出，它们基本上是采用正面叙述和描写手法，尽情铺叙、尽情讴歌以塑造理想人物，而诗中确实并无出自不同动机而形成的人物矛盾冲突，因而也就没有因这种矛盾冲突所形成的故事情节，即没有什么戏剧性因素。如果要说中西史诗的区别，恐怕最明显的就在这里。而所谓“中国无史诗”的观点，主要理由大概也在于此吧。

 

三　《诗经》史诗与故事

中国式史诗不像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那样从头到尾讲述一个故事，尤其不存在那种公开以争夺女人和财产为目标（或换言之，是以显示勇气和为荣誉而战）的战争故事。然而，并不是说，《诗经》史诗是完全没有故事的，只不过中国史诗的故事内容和讲故事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緜》写了古公亶父率领的迁徙，但略去了对迁徙原因和古公想法的正面描写，全诗笔墨主要集中在迁徙后的一系列建设性行为上，但从“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维其喙矣”和“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御侮”等诗句看，周人并非不知外敌的存在和战争的可能性，也不是不明白国力强大和“御侮”人才的重要性，只是他们不想过于强调那个方面而已。《緜》不写被侵略而被迫迁徙，也不正面写“御侮”的斗争，应该视作诗篇作者的一种有意选择，背后是有出于民族性格的深刻考虑的，也不妨认为是民族性格的自然流露。

若要看《诗经》史诗讲故事，可以《大雅·生民》为例。这首诗的前三章就讲了周的始祖后稷神奇的出生和成长过程，所讲的明显是一个神话传说：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吁，厥声载路。

……  ……

这里将姜嫄履上帝脚印而受孕，后稷足月出生，出生时特别顺利的景况，出生后被屡次抛弃，虽被弃却得鸟兽保护，终于大难不死的过程一一道来。在看似客观的叙述中，实际上隐含着后稷负有天命、获得神佑的深层寓意。仅写后稷的出生，就用了三章（全诗八章）篇幅。第四章写后稷的幼年，笔墨转向描述他的奇禀异能：他从小就跟瓜豆禾菽麻麦庄稼有缘，凡他所种植，总是蓬勃茂盛，果实累累。以下还剩一半篇幅，就全用来浓墨重笔地描述后稷的农业成就和丰收后欢宴祭祀的盛况。中国式史诗文字向来节俭，《生民》这样写法，就算是比较铺张的了。对此，《史记·周本纪》则这样叙述：“（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为《史记》做“索隐”的司马贞，就在这里指出：“已下皆《诗·大雅·生民》篇所云，‘诞寘之隘巷……鸟覆翼之’是其事也。”可见，《史记》的叙述有一部分其实就是根据《生民》诗所载传说故事写成的。只是无论《大雅·生民》还是《史记·周本纪》，它们更关心的都是后稷对农业的贡献和作为周始祖的地位。《生民》是诗，对此尚有一定程度的铺叙歌咏，《周本纪》是史，就以散文将事实写得更为简洁而已：“弃（后稷名）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共游戏，还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榖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等到朱熹（1130—1200）为《生民》作传注时，就引用这一段来解说“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这一章。由此可以充分看到诗与史在叙事上的互补互动。　　

《诗经》史诗除有对神话传说故事的叙述，也有对历史故事的叙述，而在写法上则另有特色。

比如，《江汉》《常武》两首便是对两场战争的叙述。周宣王号称中兴，曾有平淮之战。《江汉》写的是宣王命召虎出征淮南，《常武》则写宣王亲征淮北。但作为故事核心的并不是战争的酷烈场面，而是着重突出王师的声势和文德治国的理念。因此，人们从《江汉》诗中看到的是如此情景：

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来旬来宣：“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锡尔祉。

厘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万年！”

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

其行文特点是在特定地点（空间）营构戏剧性场面，让人物登场表演，以人物对话来演述故事，而以此故事宣扬王师的威猛和治国的理念。周王对召虎布置任务，既是居高临下，高瞻远瞩，又亲切富于人情味，给予的赏赐丰厚而具有寓意。召虎的回答，除了恭敬的祷祝，更触及了治国的大计和根本理想：“矢其文德，洽此四国。”君臣目标所注，绝非仅是一次战争的胜利，而是边疆的巩固，其实更是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诗经》史诗就是这样在艺术上避免出现残酷血腥的战争场面，而更好地为政治服务的。这一特点影响到整个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实际上也就形成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一大重要特色。

这种艺术表现方式的滥觞，可以追溯到《尚书》和众多彝鼎铜器上的铭文，而其形成的传统后来又在某些文体的写作中得到发扬光大，如唐代韩愈的《平淮西碑》和李商隐赞美韩愈此碑的《韩碑》诗。韩愈所撰碑文写唐宪宗决定讨伐淮西叛镇和命裴度以宰相身份视师，皆将皇帝诏语用对话方式表达，以振拔文气，使碑文通篇得势。李商隐诗写唐宪宗命韩愈为平淮西事撰碑，用的是虚构的对话方式：帝曰：“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而赞美韩愈的写作，则说他是“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直接指明了《韩碑》所继承的文学传统。有趣的是，这种表现手法也被今日某些历史题材电视剧的编导所采用，如不久前播放的《大军师司马懿》写曹操、袁绍的官渡之战，写司马懿平定青徐守军之乱，就都用的这种手法，既突出了主将的形象，又免去了乱哄哄的打杀场面，表达主题的目的达到了，还省却了拍摄的许多麻烦和浩大的开支。

战争既是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存在，诗歌写战争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但写战争有个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作者的兴趣究竟在哪里？目的又是如何？是大有分别的。《诗经》史诗对战争的写法当然不是唯一的，也不能说它就是绝对的好，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其重点不放在血淋淋的残酷一面，而写军容，写声势，写君臣的应答，写战后的嘉奖，并非常突出地点明战争观和政治理想。说明古人已很懂得光靠武力征讨是不行的，战争不是目的，比战争的胜利更为国族所需要、所欢迎、因而更值得赞颂的是和平安宁。与此表现不同而密切相关，《诗经》风诗中那些厌战反战的作品，或写征夫思家，或悲闺人念外，反映了人民对战争的态度，而作者的同情则完全是在百姓一边的。历史上的中国有过无数次大小战争，但从人民的祈愿看，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是厌恶战争的，至少从《诗经》起，就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一种酷爱和平的倾向。这种民族性究竟是好是坏，应该如何调节，使之适应世变，不妨研究探讨，但华夏民族本性热爱和平而绝不好战，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四　《诗经》史诗与人物形象

与任何史诗一样，《诗经》史诗也要刻画人物形象。《诗经》史诗刻画人物的独特之处往往是鲜明简洁地突出大节，而比较忽略无关的细节，更少描绘人物的细部，这既与上述的两点相关，可以保证史诗主要旨趣的实现，并与史述“尚简”的根本要求相符，也与诗歌写人艺术尚处于初阶有关。

比如，《大雅·生民》突出写后稷的神奇出生，更突出地写他在农业种植上的杰出禀赋和伟大贡献，大事很清晰，其他则略去。又如，《公刘》集中写他率领周人进行的大迁徙，“诗人抓住公刘率周人由邰迁豳这一关键的历史事件，分迁徙（第一章）、择地（第二、三章）、定居（第四、五、六章）三个层次，一一道来，有条有理”。对照《史记·周本纪》的相关记述，可以感到《史记》所写几乎就是《公刘》内容的散文化而已。再如，《緜》对古公亶父的迁徙（由豳至岐）写得并不详细，连最能凸显其仁人之思的迁徙理由都没有正面去写，而将重点放在了迁至岐下以后的建设（开拓田亩，疏浚沟渠，造宫室宗庙，设制度官员），通过国家强盛和人民安乐歌颂了古公的仁人形象。因为，这些史诗所欲突出的，不是主人公的外形或个性，而是周人热爱乡土、热爱和平安居的民族性格，是对领头人和统治者的期望，最主要的是在于实行仁政和德治，至于其他方面，尚未为当时的史诗作者所注意。

   《诗经》史诗对男性统治者的赞美，历代论之甚多。今天最值得一提的，是《诗经》史诗也给妇女形象以相当重要的地位。

   《大雅·生民》主要写后稷，且是从后稷的出生写起，偏偏当时或许尚在母系社会，故其父不明，而其母姜嫄对他的孕育传说非常神奇，于是姜嫄的形象就必然被突出了，她成了直接与上帝联系的、周的真正始祖，而后稷则成了上帝之子，姜嫄地位的崇高自不待言。更值得注意的是，同在《大雅》中的《大明》《思齐》两篇。《大明》全诗八章，有四章是六句，有四章是八句；从第二章至第六章，用五章写王季与太任、文王与太姒结婚直到武王出生之事。而重点是对太任和太姒这两位女性人物的介绍描述。太任占了一整章：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第二章）

太姒所占篇幅更多，在诗中连续三章：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第四章，大邦有子指太姒出自大邦莘国，莘国在洽之阳）

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第五章，天妹指太姒，喻其美丽高贵。文王亲迎，在渭水联舟为桥）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第六章，缵女即好女、淑女，与长子均指太姒，其德行与文王相当，生子即为武王，负有伐商的天命）

所叙突出了什么呢？一是她们的高贵出身，二是她们的德性和德行，三是她们隆重辉煌的婚礼，四是她们养育了优秀的儿子，使周人有了杰出领导者。面对周的兴盛，追思其由来，不能不归功于她们的重大贡献。于是，把她们的嫁周歌赞为赋有上天意旨的恩赐。

   《大明》诗末两章写武王伐商誓于牧野，周师浩荡，恰好天也放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诗的最后一个鼓点打在商亡周兴的历史节点上，但就这首诗来看，武王的父母和祖妣才是诗人真正想倾情歌颂的对象。这一点，前人已经看出，如孙矿《批评诗经》在篇前评中就说：“此诗似专为颂两母而作，故叙其来历特详。其文之德，武之功，无非见两母贻福之隆耳。”牛运震《诗志》也说：“叙周家世代，却从闺门女德推本言之，意致极别，正极笃厚。”他们所论指出了《大明》诗的真正特点和价值。

对于《思齐》，历来阐释者多强调此诗主旨是“歌文王之德”。其实，就诗篇而言，歌颂的重点也是周的几代王后：“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这是《思齐》的首章，一下子就推出了周的三代母后：大任是王季之妻、文王之母。周姜（亦称大姜、太姜）是太王即古公亶父之妻，王季之母，亦即文王的祖母。大姒则是文王之妻，武王之母。这就明白宣示了，文王修身齐家治国的功绩也好，周的取代殷商趋于强盛也好，都与这几位母亲分不开，特别是与她们对孩子的良好养育分不开。《思齐》并未描写她们外形的美好，而是着力突出了她们的贤能德慧，从而含蓄地表达了古人心目中贤妻良母的标准。如此这般地强调母亲德性的伟大作用，可以说是典型的中国特色。中国文化有重男轻女的倾向，但这并非中国所独有而别国所无。相反，尊重妇女，尤其尊重做了母亲的妇女，又尤其尊重为国培养并贡献出优秀杰出子女的母亲，这才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特色，而这一点从《诗经》时代就已经充分显示，从《诗经》史诗就可看到了。

与此相关，对于危害国家社稷的女性，《诗经》史诗当然就会给以批判谴责。例如，所谓“变大雅”的《瞻卬》，就是“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乱之诗”。“女人祸国”的说法无疑是荒谬的，周代厉、幽二王的败政，也并不仅仅因为重女色，但“嬖褒姒”确是幽王败死的原因之一，正如晋献公宠信骊姬确给晋国带来一系列政治变故，是太子申生早死和公子重耳出亡十九年的重要原因一样。君王是罪魁，奸佞嬖宠（两性皆有）为帮凶，在批判君王的同时触及奸佞嬖宠，对于他（她）们所具能量给予足够重视，特别是把她们与所依恃的男性统治者一起批判时，就更不可一概而论，简单否定。

 

五　《诗经》史诗对政治邪恶的批判

《诗经》史诗对统治者的恶行丑行，如生活奢侈淫糜，役使百姓残酷无度，特别是拒斥贤能而宠信佞臣嬖妾，拒斥忠言而听任流言蜚语横行等现象，多所揭露批判。这似乎也该算是中国式史诗的重要特点之一。忽略此点，将使《诗经》史诗失去完整性。

代表性作品便是《大雅》中的《板》《荡》两篇。如果这两篇还比较抽象温和，那么产生年代更晚的《瞻卬》《召旻》其批判力度就更大了。还有《小雅》中的《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何人斯》《巷伯》诸篇，这些批判幽王的诗篇足以构成一个史诗之网。综合起来看，是表现了西周灭亡前夕的历史，反映了当时政治局面和社会状况的某些侧面：

    《瞻卬》，朱熹曰：“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乱之诗。”

    《召旻》，朱熹曰：“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至饥馑侵削之诗也。”

    《巧言》，朱熹曰：“大夫伤于谗，无所控告，而诉之于天。”

 《十月之交》：“（第三章）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第四章）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朱熹评第三章曰：“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电，山崩水溢，亦灾异之甚者。是宜恐惧修省，改纪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惩也。”评第四章曰：“言所以致变异者，由小人用事于外，而嬖妾蛊惑王心于内，以为之主故也。”

生活腐化与小人当道，是西周政权败坏的根本原因，而内政窳乱、民困人怨、边境不宁乃至国土被侵削，则是周政败坏的必然结果。周的历史走过繁荣兴盛阶段，来到了腐败衰亡时期，虽然周厉王、幽王之后，还有漫长的东周，即春秋阶段，但作为史诗，《板》《荡》《瞻卬》《召旻》已经纪录了周的历史巨变，并一定程度地揭示了周衰的内在原因。加上《小雅》中《正月》《十月之交》《何人斯》《巷伯》等内容相关的篇章，就综合构成了“大史诗”的一个重要侧面。所谓“大史诗”，也就是综合《诗经》“二雅”许多作品而从“美刺”两个方面见出西周及春秋前期的历史面貌、历史动态、历史趋向的“史诗网络”。我心目中的《诗经》史诗，不仅是指那些堪称史诗的单篇作品（如《生民》《公刘》之类），而且还指以这些单篇作品为基础、又伸出了许多枝干，附丽了许多叶片的诗之大树。前人观点启发了我，使我对《诗经》史诗的构成与规模有了这样一点新的想法。

《诗经》史诗对西周政治阴暗面的揭示，离不开必要的叙事，而这种叙事同样也具有简洁概括、要言不烦的特点。虽然说得简单，但却又一针见血，痛切淋漓，令人怵目惊心。试看《瞻卬》的一至三章：

 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拜靡有定，士民其瘵。蟊 贼蟊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

 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

这里是把叙事和抒情浑融地结合起来，把“赋、比、兴”自由地错杂运用了。朱熹的注释在每章下都注曰“赋也”，那是因为他从每章的整体着眼，未深入到诗句的分析。这几章确实都是“直言之”的赋，是诗人的正面叙述，但所叙内容，有的是自己的感受和情绪，有的是客观事实，在我看来，就有抒情议论与叙事之别。如第一章，开头六句是诗人心灵的呼喊，是感情的直抒。接下去“蟊贼蟊疾，靡有夷届”则是比喻，用蟊贼比喻作恶为害的奸佞，比喻该收捕的“罪罟”。第二章的赋，讲得具体些了，说的是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夺人田地，夺人人口，迫害无辜，纵容坏人。但具体的程度不过如此，还是笼统概括得很。第三章把矛头对准周王的嬖宠褒姒，有比喻，如“为鸱为枭”；有直赋，如“妇有长舌，为厉之阶”；还有直接的议论和抨击：“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诗人困而呼天，但并非一切归因于天，而是认为人事更为重要，人事会影响天意，影响天命，人自作孽，便不可活了！是谁在自作孽呢？不就是诗中所言宠信妇寺而排斥贤能的昏暴之君吗？国政如此，其后果便必然如《召旻》所描写的：“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疆土被侵蚀，人民在流散，这就是幽王时代周国的大势。《诗经》史诗真实地录载了这个大势，形象地反映了时代氛围，虽诗中具体史实有限，但客观的反映加上诗人主观情绪的表达，那沉重而压抑的时代氛围却让后世的人们仍能通过读诗而体会得到。

《诗经》史诗内容丰富全面。它们并非只有赞美歌颂（而且赞美歌颂中实含对愿景的期待，对统治者的劝勉激励），也有按历史发展变化的线索表现其兴衰起伏的曲线，与史同识同用。《诗经》史诗既是文艺的，也是历史的，其风格严肃庄重，有鲜明突出的思想性，但其思想的表达多数情况下又并不直截了当，而是曲折含蓄，掌握分寸，点到为止，用古人的话说，就是“温柔敦厚”。

 

六　《诗经》史诗叙事的类型分析

叙事性是《诗经》史诗的基本属性、基本特征，但《诗经》史诗既然是诗，就必有程度不同的抒情意味。这种抒情意味，有的通过明确的感叹议论、爱憎言说，直接抒发或倾诉；有的并不明说，而是渗透在叙述事实的口吻语气之中，所谓含蓄用晦，令人玩味。就各篇而言，它们都是不同比例抒叙成分的有机结合。正是这种情况，为后人给《诗经》史诗的类型剖别提供了条件。

对诗歌作品进行类型分析，可以采取多种角度。如按内容题旨与历史关系的疏密分出史诗与非史诗，按内容题材分为山水、田园、边塞、宫廷之类等等。另外，也可按诗之功用分为赠别、唱和、即事、感怀之类，或按诗体的格律与否来分，按诗句的字数多少来分，等等。本节则是要按诗篇抒情、叙事比重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史诗类型，为的是较为清楚地说明诗篇构成的抒叙关系，并进而探讨诗歌叙事与抒情、叙事传统与抒情传统的关系问题。

总的来说，史诗表现手法特色是以叙事为主，抒叙结合并自由转接，或无形渗透。但如果就诗面看，史诗中既有纯粹叙事而将抒情意味浸没在叙事之中的情况，也有基本上是抒情而仅作提示性叙事的情况。前者可谓叙中抒，后者便是抒中叙。

史诗中的这两种类型，对后世的诗歌都产生了影响，但影响的对象和内涵有所不同。《诗经》史诗的存在，对诗歌叙事类型的分辨提供的启示是：以何为主（以叙为主，还是以抒为主）可以作为分辨类型的重要依据。

《诗经》史诗的主体是以叙为主的，可称为“主叙型”。与之相对，另一类便是“主抒型”。这部分作品就内容而言，颇具史诗意味；但若就抒叙比重严格言之，则叙事不足，抒情突出，它们不能充当《诗经》史诗的主干，却不妨作为枝叶。

这里先不下何谓“主叙”、何谓“主抒”的定义，而是从诗歌实际出发，试从《大雅》的《生民》《公刘》《緜》《皇矣》《思齐》《文王》《大明》《文王有声》，《小雅》的《出车》《六月》《采芑》等篇，慢慢地看下来。看它们的抒叙结构、抒叙比例和抒叙关系，然后来归纳和分类。因为所涉篇章较多，在此只能紧扣核心、要言不烦和点到为止，而不能像赏析文章那样展开铺叙，也算是一次诗歌抒叙分析的实验吧。

《生民》的分章，历来略有分歧，朱熹《诗集传》云，其“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皆以十句八句相间为次”，比较合理，从者为多。此诗七十二句，可谓句句叙事，古之论者均以为“赋也”，无异议。而且所赋皆事，孙矿《批评诗经》评云：“次第铺叙，不惟纪其事，兼貌其状。描入纤细，绝有境有态。”这是说《生民》不仅叙事，还有属于叙事而又比叙事更进一步的描写刻画。至于诗的叙述者，或以为是周公，其实即使真是周公所作，他也是作为大周的代言人在述古和颂赞。诗的主要成分是述古，其叙述重点突出，简洁有力，爱用问句导出叙述（首章“生民如何？”）或推进叙述之转折（七章“诞我祀如何？”）；又爱用排句，以压缩叙事过程，加强气势；爱以“诞”（即“当”）字领起章段，以提示时间空间的流动，引起对事件的重视，颂赞之意则深蕴于全部叙述之中。全诗没有直接感叹议论、直接抒情之句。

《公刘》六章，章十句，共六十句。每章均以“笃公刘”唤起，确定了全诗颂美的基调，依次叙述公刘的事迹功业，从有邰迁徙到豳地，在豳择地而种，定居安家，发展生产，建造宫室，平平叙来，叙述中蕴涵深深的歌赞感激之意，但也没有直接咏赞抒情之句。

《緜》九章，章六句，计五十四句，除首句比兴，八章“柞棫拔矣”二句以比喻代叙述，九章四个“予曰”以直抒代叙述外，其余四十七句，都用赋法叙事，可见其叙事成分之重。其叙事简洁处，常用排句，故第三章出现三“爰”字，二“曰”字，第四章出现八“乃”字，第五章用二“乃”字引出“俾立室家”，后即转为关于修建宫室的细节描写（聚焦于建筑的细腻叙述），并由五章一直延伸到七章，此后才总结式地叙述“柞棫拔矣”等等，待叙至四个“予曰”，乃以直抒胸臆兼叙事，达高潮而结束。诗以叙为主，但叙中含着抒，直接抒情的字数仅占全诗十二分之一左右。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九十六句的长篇，涉及太王（古公亶父）、太伯、王季、文王三代君王。太伯是王季之兄，见父亲有意让弟弟继位，主动远走吴地，使王季顺利接位，文王便是王季之子。朱熹说此诗“一章二章，言天命太王；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并指出各章均用了赋法。朱熹给赋法的定义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其实，赋法所直言之者，既可以是客观的“事”，也可以是主观的“情”，凡直接叙出而不用比兴者，均可谓赋。以《皇矣》来看，全诗确实都是诗人的直接叙述，但所叙内容的性质颇有不同。前四章叙述的主观色彩明显浓郁，而具体事实较少，可以说是抒情色彩更重，抒情中还夹杂着某些议论教训的成分。第一章是如此，第二章叙述的比喻性特色也是一目了然。第三、四章有了些具体史事的内容，但总体看，仍十分概括抽象，连太伯让位给王季这样的大事也未正面描述。此后四章都是写文王功业，主要是伐密伐崇以固周疆的战争，但也许是为了全篇风格的统一，便再三引用上帝的训诫之语，实际上是侧写文王的德行。这一部分叙事的议论色彩自然仍很明显。综上所述，可知《皇矣》虽全用赋法，但叙事成分却不及《生民》《公刘》《緜》诸篇，而抒情色彩却要浓郁得多，不过就总体而言，涉及史事的叙述仍是其主要成分。所谓史诗的“主叙型”，应该就是据以上作品概括出来的。

《思齐》篇幅不长，五章二十四句，全诗皆赋。但所赋之事，具体的仅太姜、太任、太姒三代婆媳关系一桩，占全诗一整章六句。由她们引到文王，然后叙写文王，写他的敬顺祖宗，写他道德淳厚，逢凶化吉，以及周围人才济济等，但均比较抽象，难见实事。可见，全篇用赋，直言其事，其实也包括了直揭诗旨乃至直抒胸臆的表现方法。研读此诗，自然重视首章“推本”文王祖妣、重视女性的深意，但就叙事类型的分剖而言，《思齐》的表现方法与前几首颇为不同，抒情成分显然有所加重。

《文王》虽全用赋法，却不尽是叙事，抒情议论乃至教导训诫成分也很不少。其诗七章，章八句，共五十六句，叙述文王承天命而建周，叙述他的“令闻”“济济多士”和终将取代殷商的地位，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部分诗句叙事性强。接下去就说到了诗人代表上天对文王后继者的勉励和教训，什么“宜鉴于殷，骏命不易”，什么“仪刑文王，万邦作孚”之类，几乎占掉全诗一半的篇幅，以至于历代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文王》这样的诗，只有凭周公的身份才能做出来，有些话只有周公才能那么说，从而把这首诗理解成是周公戒励成王而作。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共五十六句，也是全用赋法，但与《文王》情况不同。除首章系抒发感慨和说理外，其余七章纯属叙事：二章叙太任来嫁于周，生下文王；三章述文王昭事上帝；四章述文王将娶妻；五章描写文王“亲迎于渭”；六章描写文王太姒成婚，生下儿子武王；七章述武王伐商，誓师牧野；八章描写周师大胜，灭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这七章中有比较概括的叙述，也有相当细腻的描写，故应属“主叙型”。

《文王有声》八章，章五句，共四十句，是对周之文武二王的颂歌，在歌颂中涉及一些重大史事，但均概括而抽象，所以全诗抒情色彩很浓，盖因其主要目的本不在于追叙史事也。刘持生教授将其置于所举的英雄史诗目录中，与《文王》《大明》并列，这应该没有问题。但在以主叙还是主抒来区分史诗类型时，究竟将其归入何类，则颇费思量。

《出车》《六月》《采芑》是《小雅》中被刘教授视为英雄史诗的作品。这些诗篇的抒叙结构如何呢？

《小雅》作品的基本格调多为作者第一人称自叙，与《大雅》作品多以国族代言人口吻歌唱（第三人称叙述）明显不同。《出车》等三首正是如此。《出车》写作者随大将南仲北征猃狁，形势紧急，战事艰险，但周军阵容强大，战士同心协力，在南仲率领下得胜而归。也许诗中的“赫赫南仲”是诗人要歌颂的主角，但今天看来，南仲的部下，那些抛家别亲奔赴战场的无名战士（诗人就是其中之一）才是真正的英雄。此诗六章四十八句，从一开始就进入叙事，描写军容和形势，写时间的流逝，从春到冬，从冬到春，景色变换，人的情感随之起伏，从对王事和征途的忧虑到胜利的喜悦，叙事中穿插写景和抒情（十句左右，占全诗近五分之一），使诗形象鲜明，灵动可喜。那么，叙事仍应是《出车》的主要成分。

《六月》也是六章四十八句，写周宣王命尹吉甫率军北伐猃狁之事，从“猃狁孔炽”的“事因”叙起，经“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到大部队整装出动，再经战事的曲折，“（猃狁）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周军的反击，终于获得“薄伐猃狁，至于大原”的胜利，叙述至事件结束，以“事果”将诗告一段落。最后则是庆功宴的描述，具体到筵席的陈设和出席者的人名。整篇作品，几乎没有抒情之句，自属“主叙型”，而在叙事中流露了深深的责任感和自豪感，表现了典型的“叙中抒”风格。

《采芑》写宣王命方叔南征荆蛮，同样四十八句，以赋法写景为起兴，带动全诗的叙述节奏，叙到紧要处，更进入细致描写，如首章之全景：“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乘其四骐”，紧接着便是“四骐翼翼；路车有奭，簟笰鱼服，钩膺䩦革”的镜头，对方叔的战车，描写细到车的颜色和车马的种种装饰。二、三章再细写“其车三千”的旗帜鸾铃，部队雷霆般的击鼓催进之声，乃至方叔所穿命服和蔽膝的色泽及玉饰。在此声势之下，概叙了方叔“执讯获丑”的胜利，然后才非常适时地直抒了对方叔的赞美：“方叔元老，克壮其犹”和对荆蛮的讽戒：“蠢尔蛮荆，大邦为雠！”从诗歌抒叙结构的比例来看，直接抒情几乎仅占全诗文字的十二分之一，本诗自应归入“主叙型”。

以上是从诗歌文本抒叙结构的角度分析了“二雅”中的一些史诗作品，除《思齐》《文王》《文王有声》三首抒情成分较多外，其余诸首都是叙事成分占绝对优势，无愧为叙事性史诗。说它们是构成《诗经》史诗主体的“主叙型”，看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思齐》等三首，叙事成分虽不如《生民》等篇，但也绝非纯粹的抒情诗，而是叙事抒情成分兼有并重，更确切说，是介于由主叙型向主抒型过渡的中间状态。如果说在它们一侧是《生民》等“主叙型”作品，那么在它们另一侧，就还存在着抒情议论成分更重、因而不妨称为“主抒型”的另一类型。比如，《小雅》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巧言》《何人斯》《巷伯》诸篇，大抵就属于这种主抒的类型。试举三例。

《节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共六十四句，是《诗经》中作者名字见于诗句的作品之一，其诗末章有云：“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家父遂被认为是本诗的作者，《毛序》并曰其主旨是“家父刺幽王也。”对此两点，历来同意的人不少，却也有不同意见。但诗的内容是讽刺权臣（师尹）、昏王和乱政的，这倒并无争论。读此诗，人们能够感到作者情绪的激动和对权臣、昏王、乱政之极端痛恨，对家国前途的深切忧虑，其程度似远超痛心疾首，几达刻骨锥血；其姿态不仅是一般的顿足捶胸，简直是狂烈的呼天抢地！“昊天不佣，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在情绪激昂难以控制之际，责怪的矛头竟然敢于直指至高无上的昊天。应该说，抒情的强度是相当惊人的。这一切基本上都是由直言其事的赋法所完成（唯首二章的开头两句是起兴）。可是，细读下来，全诗所赋，主要是诗人的主观感情，他内心的汹涌波澜而已，究竟触及了什么具体的、要害的史事呢？却显得相当模糊朦胧，关于诗旨和讽刺对象的不同见解就是由此而来的。比如，诗中说到“不平谓何，天方荐瘥”，说到“方茂尔恶，相尔矛矣”，读者从字里行间可以推测并相信诗作者心中必有所指，但究竟所指为何，是否能够肯定是幽王或是厉王？诗中却并无相应表现作为证据，结果读者看到的，就始终只是作者的情绪表演，却不明白其具体的事实根据。这充分体现了诗歌抒情的特色和功用——读者可以感知并接受到诗人心灵发出的震荡波，但相关事实却模糊不清。倘若诗歌叙事成分多些，叙事切实些，抒情和控诉的效果也许还会倍增。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共九十四句，是《小雅》中的一首长诗。在诗中，赋、比、兴三法皆用。据朱熹的标注，是第四、七章为兴，第九、十、十一章为比，其余八章为赋。比兴手法大多用来抒情议论，将欲言而难以直言的内容，用各种比喻道出，《正月》即是如此。然而，其用赋的部分所直言的事，也并非外界客观的事实，而是作者心灵的波荡，全诗只有两句是触及史事的，那就是第八章的结尾“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这是极为重要的两句，有了它，诗作的时间可以定位，可以断定诗所歌咏的是周幽王宠信褒姒的时代；诗中流露的悲愤忧愁，包括诗中那些看似不着边际、无甚联系的比兴，也都可找到合理的解释。而且，还可根据诗意推知，诗所反映的乃是宗周将灭未灭之时，诗人敏锐地感到，幽王宠褒姒的势头“燎之方扬，宁或灭之”，再这么下去，周的寿命就不长了。“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两句叙事，仅占全诗句数的四十七分之一，作用竟如此之大。在抒叙结构和比重上，《正月》与《节南山》相当近似，都是抒多叙少，但《正月》的叙事虽少却叙在了要害上，从而整个诗篇抒情议论就获得了坚实的基础，其含意也就不再有含糊朦胧之弊，叙事对于诗意诗旨的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巷伯》与《巧言》《何人斯》主题近似，都属于《诗经》史诗中揭露批判政治邪恶和谗言流行这个侧面，表现手法也较为近似，而以《巷伯》最为鲜明突出。全诗七章，其中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共三十五句。关于此诗本事，朱熹说：“时有遭谗而被宫刑为巷伯者，作此诗。”“巷伯”二字并不见于诗中，但诗之末章有云：“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告诉读者诗作者是“寺人”即宦官，巷伯就是宦官，是受了宫刑的罪人。但这个巷伯大声疾呼自己是被谗言所害，谗言横行，正人受害，这都是政治黑暗的标志。全诗义愤填膺地痛骂进谗的“谮人”，实际上是把听信谗言而迫害正人的掌权者也骂进去了。诗的核心段落是第六章：“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前五章的控诉是铺垫，此后一章是作者负责的交代。全诗倾诉作者的悲愤心情，进谗、信谗的具体活动并无描述，可以说，此诗抒情成分极重。像这样的诗，应该仍不失为史诗大树的一片枝叶，但就其本身特色而言，恐怕就得实事求是地称之为“主抒型”了。

上面分析到的诗篇，从《生民》到《巷伯》可以按叙事性由强渐弱、抒情性由弱渐强的原则排成一个队列。从《大雅》的《生民》《公刘》《緜》《皇矣》及《小雅》的《出车》《六月》《采芑》，中经《思齐》，到《文王有声》《文王》和《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而至于《巷伯》，无论用色彩还是线条，都可以大致地标示出诸诗叙事抒情成分比重和结构的变化。

对于《诗经》史诗抒叙结构的分析，也可以作为参照运用到其他诗歌中去。这是因为，无论主叙还是主抒，《诗经》史诗都对后世诗歌产生影响，从而形成某种传统。主叙型史诗的影响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后世与史实关系较为直接的叙事型诗歌中，如杜甫创作于安史之乱中的《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悲青阪》之类，以及自传性的《自京赴奉先咏怀》《北征》《羌村三首》等。而既以《诗经》史诗的经验为基础，又吸收《诗经》生活诗（特别是《风》诗中的故事型作品）的经验，加上乐府民歌和史传、小说思维的营养，杜甫创作出故事性戏剧性更强的“三吏”“三别”，白居易则创作出《上阳白髪人》《卖炭翁》等“新乐府五十首”以及《长恨歌》《琵琶行》。这后一种故事型作品（多为歌行体）在后来漫长的诗歌史上，也发展成一大系列，值得人们细加研究。

主抒型史诗的影响，则主要见于后世的咏史诗。其特点是其诗既以一定的史事为咏叹对象，又往往将具体的史事推远变淡，并不具体描述史事，或仅作极浓缩的概述，诗的篇幅往往比较短小，而只着力于抒发对一定史事的感慨议论和批评，诗人的主体意识和感情倾向都更为突出而强烈。这类诗歌，按其实际情况，我称之为“含事”或“咏事”，以显示它们既与叙事有关，又是有差别、分层次的。关于诗歌叙事，还有许多问题，只能留待以后陆续探讨了。

编者注：该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18年第3期第486—502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了解全貌，烦请继续向下拉，就可看到。

昨日回顾：复旦大学朱荫贵教授的文章《“大分流”之后的与时俱进：传统钱庄业在近代中国的变化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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