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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作为“世纪瘟疫”早已不是一个陌生话题，却仍然令人谈之色变，我们看一看数字就明白了。 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权威数据《2017年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2017年全国（不含港澳台）共报告法定传染病发病703万例，死亡1.98万人。其中，乙类传染病306万例，死亡1.96万人。也就是说，传染病死亡基本集中在乙类传染病中，甲类为零，丙类可以忽略不计。而在乙类传染病中，死亡数居前5位的是艾滋病、肺结核、病毒性肝炎、狂犬病和人感染H7N9禽流感，占98.81%。其中单艾滋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就有1.53万人，独占死亡总数的77%，是排第二位肺结核的（2823人）的5.4倍。而其发病数也高达5.7万，仅在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梅毒、淋病、痢疾和猩红热后，排第七位。搞定艾滋病一个病，中国传染病的威胁可以去掉一半多。 我们再看看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趋势数据。 自然，中国自古就没有这个病，这是一个由“他的国”输入的传染病。34年前，1985 年 6月，一位阿根廷旅游者在中国北京一家顶级医院的外宾部就诊，症状是发热、咳嗽。这个症状普通得和一般感冒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仅仅两天，他就因呼吸衰竭死在这家医院的ICU里。如果是普通医院，这个病人死也就死了，重症肺炎嘛，不奇怪。如果是遇上中医，只怪他正气太虚，外邪太毒，也不会进一步追查原因，没那习惯；追也追不出。然而，这是中国最顶级的医院，主治医生又非常热爱学习，它会不会是当时欧美也才刚刚报道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即艾滋病）呢？为了求证，这名医生不惜打越洋电话给死者的私人医生（想想那时打个电话有多难，尤其是越洋电话），证明他在本国就已经确诊为“艾滋病”；这种跨洋问诊在中国医学史上可能非常罕见，或者压根就没有过。然后，又通过血清学和病理学（尸检）进一步证实了诊断。这家医院叫协和医院，中国排名第一的医院；这名医生叫王爱霞，上医毕业，发现全国首例艾滋病后，她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艾滋病实验室。 1985年全国只有一个艾滋病患者，还是外籍的。但HIV丝毫没有水土不服，相反，在中国开始了爆炸式的增长。1989年，在吸毒人群中发现了146例HIV感染者，这标志着艾滋病已经在中国本土落地生根。1990年，全国艾滋病死亡228人；2017年，死亡15251人；2018年12月份，死亡2444人。 无论是发病数还是死亡数，都在与年俱增。是不是很恐惧？ 这病是哪里来的？人类医学对这病完全无能为力吗？中西医各自承担了怎样的责任，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做出了怎样的贡献？我们来一一理清头绪。 这病哪里来的？ 毫无疑问，是外来的。有人干脆说，是西医搞出来的。 医学能搞得出一个新病来吗？首先肯定，中医是搞不出的。因为中医不是以病原而是以症状来区分疾病的，任你病原千变万化，症状总是差不多的。所以，中医把非典辨为疫毒犯肺证、疫毒壅肺证、肺闭喘憋证、内闭外脱证四个证型（这是官方的辨证，若论民间中医，则无疑有无数个证型）；甲流分为风热犯卫、热毒犯肺、热毒壅肺、气营两燔四证；中东呼吸综合征分为外邪闭肺、痰热壅肺、正虚邪陷、正伤邪恋；埃博拉出血热分为卫气两病、气营两燔、热入血分、内闭外脱。看起来都差不多，无非是四个字的排列组合，在中医看来，这些都不能算是新病，世上压根就没有不能用古老辨证搞不清楚的新病。所以说，中医是不可能搞出一个新病来的。 那么西医呢？它怎么搞的？ 我们看看历史。早在1981年6月5日，美国疾控中心（CDC）监测到洛杉矶地区有5名男性同性恋者患上了卡氏肺囊虫肺炎。不就是一种肺炎吗，我们每天接触成千上万个肺炎，也没有什么感觉；在中医看来，也无非就是个热毒犯肺或热毒壅肺，大不了内闭外脱、气营两燔嘛。但CDC觉得，这5个肺炎委实不寻常。因为，这个所谓卡氏肺囊虫，其实是一种真菌，很少感染正常人。在此前，几乎仅见于早产儿、营养不良婴儿、以及一些先天或继发的免疫缺陷者。怎么会在健康成年人中集中群发呢？ 随着病例报告的增多，1982 年，CDC确认这是一个新的疾病，命名其为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中文根据其缩写AIDS,翻译为“艾滋病”。 到这时，现代医学也主要是根据症状表现来定义这个新的疾病的。只不过，其依据的不是主观思辨，而是临床观察、流行病学和实验室检查。然而，是什么导致一个好好的人免疫系统崩溃呢？中医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个“正气”是被什么摧毁的呢？这个“邪”怎么就那么的毒它是嘛呢？是风寒暑湿燥热还是又一种特别的天地间的“异气”呢？当然，中医最多也就个别人心里会闪过这一念头，不会真有人去追究。可能是不屑吧，从来就没有中医会追究这事儿，辨证解决一切。但西医认死理，不把这个病因找出来，简直寝食难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了，现代医学至少三个领域的惊人发展为寻找艾滋病病因提供了可能。 一个是病毒学。十九世纪下半叶，人类医学取得的最为癫狂的伟大成就是细菌学，以巴斯德和科赫为代表的微生物学家们在半个世纪里几乎破解了人类几千年来所有瘟疫的病因。而在二十世纪初，病毒学开始登上医学舞台，取得了可以媲美细菌学的伟大成就。早在十九世纪末，科学家们就发现，有一种比细菌还小得多的东西，可以穿过细菌滤器而传染烟草病变。这一发现在口蹄疫中也得到证实。这个小东西被叫做“病毒（virus）”。随着更多科学家包括物理学家的加入，对病毒本质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病毒的化学成分被确定主要为蛋白质和核酸，而核酸是病毒感染、致病及复制的主体。电子显微镜出现后，人类可以直接看到病毒，它的真面目终于大白于天下。这个没有细胞结构，无比简单的由外壳包裹着一条核酸（DNA或RNA），必须在活细胞内寄生并复制的非细胞型生物，却是无比凶残的人类杀手。从普通感冒，到麻疹、狂犬病、脊髓灰质炎、沙眼、肝炎，到史上最严酷的瘟疫天花，都是连独立生存能力都没有的病毒干的好事。 一个是免疫学。免疫学自18 世纪Jenner发明牛痘苗开始，到20世纪八十年代，已经从经典、近代进入现代免疫学时期，免疫早已突破“抗感染”的原始含义，达到了分子水平。人体免疫系统的组织学和细胞学基础、抗体的分子结构和功能、免疫网络学说、抗体多样性、细胞因子与免疫细胞膜分子研究、杂交瘤技术、分子杂交技术等等，免疫学空前发展，深刻影响了现代医学的一切领域。对于“获得性免疫缺陷”的原因，免疫学自然是不可或缺的利器。 第三个是分子生物学。毋庸赘述，这是现代医学最炫的“屠龙之技”。五十年代Watson和Crick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继而提出分子水平的遗传“中心法则”：通过DNA的复制，生物体将其遗传物质传给子代；通过转录和翻译，再传给RNA和蛋白质，从而决定生物的表型。这一法则将整个生物界包括病毒完美统一在一起，生命终极秘密的揭示指日可待。到八十年代后，分子生物学技术更为突飞猛进，分子克隆、核酸分子杂交、PCR、生物芯片、人类基因组计划等等，无不令人目眩神迷。面对“世纪瘟疫”艾滋病，屠龙之技岂会无功而返。 这三门科学加上流行病学，艾滋病的起源、流传和原因逐渐清晰。原来这些不同程度发热、咳嗽、溃疡、皮疹、淋巴结肿大的病人具有共同的本质，缘起在非洲，人类始祖生活的地方。 最早的艾滋病毒抗体在一个和非洲人接触过的死于1959年的英国海员的血液标本中发现。而在乌干达、坦桑利亚等地区，艾滋病也早就被叫做“朱莉安娜病”而流行，当地的一些女人通过性服务以换取有朱莉安娜图案的漂亮布料；这个朱莉安娜可能是一个明星，不幸躺了世纪最大的枪。源自非洲的艾滋病通过一条“艾滋病高速公路”而传向世界。至于流传甚广的“零号病人”，加拿大航空乘务员盖特恩·杜加斯，尽管他一生有无数的性伴侣，为艾滋病的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神奇的分子生物学还是还了他一个清白，他不是HIV病毒感染的第一人。真正的第一人也许永远埋没在历史的尘埃里去了，因为科学家们基本确定，艾滋病毒已知的4种毒株，均来自喀麦隆的黑猩猩及大猩猩；是谁以什么方式，将猩猩身上的病毒带到人间？ 这可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现代医学搞彻底清楚了艾滋病的病因。清楚到知道它是100-120纳米的球形颗粒；知道颗粒包膜上镶嵌的糖蛋白gp120和gp41；知道包膜里面的反转录酶（RT,p51/p66）、整合酶（IN，p32）和蛋白酶（PR，p10）；知道了病毒基因组全长约9.7 kb，含有gag、pol和env 3个结构基因、2个调节基因和4个辅助基因，以及这些基因的精微含义。更知道了这个病毒是怎样进入人体内并掀起狂风巨浪的：它首先通过复杂机制吸附、膜融合，再穿入进宿主T淋巴细胞；在细胞质中，通过反转录酶形成互补DNA，通过聚合酶合成双链线性DNA，通过整合酶整合到宿主细胞的染色体DNA中，形成“前病毒”；前病毒被活化后通过转录和翻译，形成RNA和结构及非结构蛋白质；最后装配、成熟及出芽，产生成千上万的新病毒。 这就是现代医学搞清楚的艾滋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因此，艾滋病并不是西医搞出来的，而是西医经过及其高端的技术和及其艰辛的努力才搞清楚的一种新的传染病。非要加之罪的话，也是非医，或者干脆是猩医搞出来的吧。而中医，由于有伟大的攻无不克的辨证，不需要搞清楚这些。 搞清楚了又如何？能治吗？能治才是王道！不错，确实是这个道理。 艾滋病到目前为止尚不能彻底治愈，最好的方法是所谓叫“高效联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ight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HAART），是美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于1996年提出的。这个疗法的基础是前面所述的现代医学对病毒的结构、功能及其进入人体后的吸附膜融合和穿入；反转录和聚合及整合、转录和翻译、装配成熟及出芽四个过程的精深了解。以不同的药物，作用于这四个过程的不同环节和靶点进行阻断，使病毒不能成功复制子代。如，用核苷类 (NRTIs)和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NRTIs)阻断反转录过程、用蛋白酶抑制剂（PIs)阻断病毒核酸的复制和装配、用整合酶抑制剂 (INSTIs)阻断病毒DNA和宿主DNA的整合、用融合酶抑制剂(FIs) 和CCR5抑制剂阻止病毒侵入宿主细胞。把这些机理完全不同的药物联合起来，疗效更好，耐药更低，因之俗称为“鸡尾酒疗法”。鸡尾酒疗法问世后获得巨大成功，70%-80%的病人免疫系统得以修复重建，病毒载量大大减少甚至检测不出，对早中期艾滋病尤其疗效卓著，几乎可以达到接近健康人的期望寿命。艾滋病因此不再是绝症，而成为一种慢性病。据WHO数据，随着鸡尾酒疗法的推广，在2000年和2016年间，HAART使大约1310万人的生命得到挽救；而2017年来，全球艾滋病相关死亡减少了1/3。 对此成就中医却怎么看？中医几乎是不屑一顾。 2005年，央视节目《中医学家邓铁涛——神手挽狂涛》中，国医大师邓铁涛接受访谈时说：“你看现在治疗艾滋病的何大一，美国华裔科学家发明治疗艾滋病，现在是最高明的鸡尾酒疗法，就是我们商代的水平。”并在在全国人民面前夸下海口“一年半”攻克艾滋病。 国医大师代表中医最高水平，他在央视公开说的话，应该是有充分自信的吧。他的自信至少包含了以下的含义和逻辑：1、鸡尾酒疗法是复方疗法。2、商代就有了复方疗法。3、两种复方疗法原理是相当的。4、现代中医非商代可比，自然疗效也当远胜西医，所以一年半足以攻克艾滋病。 我们看看这样的自信是否成立。 首先，我们应该给“复方”一个限定，并不是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叫“复方”；复方应该是基于某种医学原理，把不同的药物混合，使它们的作用互相协同叠加，增强效果，减轻副反应，产生一加N大于一加N的药理作用。不然的话，厨师做菜也可以算是复方了，哪轮得到博大精深的中医呢？ 那么，商代的中国医学就有复方疗法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关于商代的医学，我们只能从甲骨文去判断。作为医学史的常识：商代没有专门的医学书留下来，没有任何可以称作医学理论的东西，只有20几种和人体部位相连的疾病名称，比如：疾目、疾齿、疾首等；治疗主要靠巫术，祈求神灵保佑，没有留下任何一个药方，更不要说“复方”了。邓大师说商代已有复方，他的证据在哪里呢？商之后的先秦文献中没有药物学专著，散在记录药物最多的是《山海经》，大约不到两百种，其中，没有复方的用法。 现存最早的医书是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成书年代推测在战国秦汉之际，早于《黄帝内经》。这本书中记录有189个医方，绝大多数是单味或两味药，属于单方性质。但是，也确实有个别复方，如，治疗疽病的一个复方含有7味药，并且根据不同的疽病调整各药的比例，这可以说是最早的具有初步立方遣药意识的复方，但是，它比商代已经晚了很多。 中医真正具有君臣佐使、七情和合等组方理论基础的复方要到《神农本草经》才有，大约在两汉时期。邓铁涛把这个时间提前了大约一千年。 西方，或者说其他民族的传统医学在相当于商代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复方的疗法呢？当然也不是。实际上人家可能有复方比没有复方的商代（约3000多年）要早得多。 比如，美索不达米亚的医学以楔形文字记载在泥板上留存至今，有几百种药物，如罂粟、曼陀罗、没药、大麻、甘草、肉桂、阿魏、芫荽、大蒜、莨菪等；使用的剂型有丸剂、散剂、涂敷剂和灌肠剂；更难得的是，已经有了处方格式的医疗摘要，分为三部分：病名、药名和用法。时间是5千年前，比医学基本等于零的商代要早2千年。 印度的阿育吠陀医学早在4500年前就有了系统的医学理论，并记载了5000多种单味药和复方，而且，几乎所有的药材均需要炮制。比商代也要早1500年。 古埃及的多种纸草文医书，成书时间约为公元前1900～前1500年，不仅有原始的理论、惊艳的手术，也有数百种药物，剂型则有丸剂、栓剂、软膏、悬液、灌肠液等。比同等水平的内经神农本草要早两千年，比商代则早500到1000年。 至于相当于中医真正复方的时代，阿拉伯医学、波斯医学等古老医学都有无数的复方，这并不是中医的专利。 所以，中医复方要和西医比早晚是没有意义的，真的要晚很多。 而更关键的是，鸡尾酒疗法的“复方”是一种组合的精准打击，它的的背后是精确到分子水平的强大的现代医学系统的理论（细胞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药理学等），它和中医的“复方”压根就不是一回事。邓大师认为与鸡尾酒疗法“相当”的中医复方又是什么呢？中医复方与前面所述的艾滋病病毒无关，与病毒进入人体复制、整合、繁殖、播散的复杂途径均无关。它只与药物的性味归经有关，与药物的君臣佐使分工有关，与艾滋病病人的症状学“辨证”有关。而所有这些理论性味归经、君臣佐使、辨证，都基本是一种主观的分析判断，没有客观证据，更不可测量，不可验证；也没有毒对艾滋病疗效的客观数据。如果中医复方真的在商代就有相当于现代鸡尾酒疗法的水平，那艾滋病岂不是玩儿一样地被秒杀？ 中医复方与鸡尾酒疗法的复方唯一的相同点只是把几种药物联合起来使用而已，背后的理论基础有天壤之别；说它们是“相当”的，就好比说现代智能机器人和三国时代的木牛流马是“相当”的，它们看起来确实都具有“自动化”的特点。 十几年过去了，邓大师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就去世了，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邓大师虽然去了，想攻克艾滋病的中医却大有人在。但是，认真地说，尽管很困难，我们还是要寄希望于现代医学的进一步进展；不能期待对病因和发病机理一无所知的医学反而能发明出神奇的疗法来。事实上，在最权威的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艾滋病丙型肝炎学组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2018版）》中，没有一个字提及中医，大约确实是不寄希望了吧；因为根据惯例，在很多传染病的指南中，总是会给中医留一席之地的。 至2017年底，全球尚现存活HIV/AIDS患者3690万例，使用鸡尾酒疗法的2170万，使用率59%；我国的75.9万例，使用率尚无官方数据。WHO和我国的《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均提出“90-90-90”的目标，即到2020年，实现存活的HIV/AIDS 患者90%被检测出，诊断的HIV/AIDS患者90%接受规范的 HAART，治疗的HIV/AIDS者90%达到病毒被抑制。这一宏伟目标的含义无非是，尽量使所有的艾滋病患者无遗漏地使用鸡尾酒疗法。显然，无论商代的、清代的，还是当代的中医“复方”都代替不了“鸡尾酒”。 世纪瘟疫凭谁克？答案一目了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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