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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坤 苏东坡（苏轼）是我国文化史天空中最为璀璨的星斗。著名的散文“唐宋八大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占据宋代六人中的一半，苏轼尤其出色：诗词方面，苏轼的诗可列北宋第一，词则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为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书法列“苏黄米蔡”之首；绘画方面与米芾并称“苏、米”，米芾又奉苏轼为师。 他不仅是一个天才人物，更难得的是他屡遭打击，仍然以通达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不幸，笑对人生。沧海横流，不改风流本色。 风流者，如风之行，如水之流。 苏轼幼时，跟母亲读《后汉书》，说到范滂接受国家的委任，“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想要为国家做出一番事业来。但当时宦官专政，后来发生“党锢之祸”，许多士大夫被杀被关。范滂准备自首，却遗憾自己未能报答母亲养育之恩：“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范滂的母亲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 苏轼立刻问：“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儿子将来遇到这种生死抉择，也与范滂一样，母亲能像范母那样吗？苏母反问：“吾岂不如范母？” 范滂的事情，说的是一个人面对淫威而不屈，杀身成仁，这应该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最推崇的气节。苏轼幼时，已经立下了平生之气节，就是孟子说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苏轼第一次读《庄子》，认为“吾昔有见，口未能言，得吾心矣。”庄子的哪一句话与苏东坡思想相通，苏轼没有明言。据叶嘉莹先生分析，应该是《逍遥游》中“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这样的神仙，“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热，”即使发大水将所有生物淹没，大旱时连金属和石头都被晒化，神仙仍“物莫之伤”。 这是说无论怎样的困难挫折，都不能使自己受到伤害。即使在最糟糕的环境中，我仍然轻松面对，像庄子所说的“间世异人”，在纷繁复杂的人世中游刃有余。老子说：“善闻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所以，苏轼也在很早的时候接受了老庄的思想，影响了他的一生。 十八岁时，苏轼娶王弗为妻。 宋仁宗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苏氏父子三人自家乡四川眉山进京，立刻引起世人瞩目。在殿试中，主考官欧阳修出题《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杀之三，尧宥之三。”在尧的时候，皋陶为执法者，坚持几次要将一个犯法的人杀掉。尧是一个仁君，想赦免犯法的人，坚持了几次说应该原宥。苏轼的意思是不要随便杀人，杀之前应该想想此人是否可赦免，如果此人十恶不赦再杀，那么，即使用了刑，也不失忠厚。 欧阳修特别欣赏这篇文章，本想取为第一名，却觉得文风像自己的门生曾巩，为了避嫌，取为第二名（据说欧阳修后来非常后悔），苏轼就成为了欧阳修的门生。 欧阳修作为当时的文坛泰斗，却不知道“皋陶杀之三，尧宥之三”见于何典，考官梅尧臣后来问苏轼，苏轼说：“想当然耳。”苏轼承认是自己杜撰的，但同时表示明君一定会这样做。对苏轼的率意随性，欧阳修不但不生气，还说：“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这就是成语“出人头地”的来历。 欧阳修还对自己的儿子说：“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人更不道著我也。”三十年后，世人更不会谈及我。果然，苏轼死后十年，无人提及欧阳修，人人都在谈论苏轼，偷读他被禁的诗词文章。 嘉佑二年，刚刚二十岁的苏轼与弟弟苏辙通过殿试，在三百八十八位考中的学子中名列前茅。 “眉山出三苏，草木为之枯。”这父子三人，真是拔尽眉山天地灵气。 苏轼正要开始仕途之路，母亲去世了。他们匆匆返回举办丧礼，将母亲安葬在“老翁泉”附近的墓地。苏洵号“老泉”，即来源于此。 苏轼为母守孝三年，三年后才回到东京汴梁，与苏辙又通过了批评时政的“制策”考试。同时，苏轼呈上自己策论文章二十五篇。 仁宗退朝回到内宫，欣喜地对皇后说：“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但宰相韩琦以为苏轼还年轻，将他派为凤翔府（今陕西省宝鸡市附近）签判。 这个韩琦，曾嘲讽大将狄青：“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才是好男儿”。 在凤翔，苏轼与陈太守不睦，还曾在太守请他写的《凌虚台记》讥刺太守不知城外有山。太守心胸宽广，依然叫人将文章刻在石碑上。 苏轼后来被贬黄州，因为政敌知道陈太守的儿子陈慥在黄州，他们以为可以借仇人之手除掉苏轼。但是，苏轼早已发现自己的鲁莽，在陈太守去世后应家人之请写了墓志铭。在苏轼一生写的七篇墓志铭里，这一篇长度仅次于写给司马光的。 陈慥字季常，娶妻柳氏，即“河东狮吼”。 陈季常成为苏轼一生的朋友。 苏轼还结识了另一位太守章惇，他们一起进山游玩，在仙游潭，绝壁之上架有横木为桥，苏轼不敢过，章惇安步而过，用绳索挂在树上上下，书 “苏轼章惇来游”于石壁，从容返回，神彩不动。 苏轼抚章惇背：“君他日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什么，苏轼说：“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能将自己性命玩弄于股掌之上，亦能杀人。 不久，仁宗死去，英宗即位（公元1064年），以苏轼为翰林侍诏，即皇帝的秘书，韩琦反对，苏轼就在史馆任职。 五月，苏轼的妻子王弗去世。十周年的时候，苏轼写下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第二年，苏洵去世。苏轼、苏辙辞官回乡。三年后丧期届满，苏轼娶王弗的堂妹为妻。 公元1068年，已经是宋神宗熙宁元年腊月，苏轼、苏辙进京，正逢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与苏氏父子一样名列“唐宋八大家”，平日不修边幅。但苏洵曾写《辨奸论》，说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王安石在政治经济各方面推行改革，政策上用意富国强兵，执行上却难免有偏差。 苏轼看到变法的问题，上书抨击青苗法中的缺失，公元1071年被外放杭州通判，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天才与最美丽的城市相遇了。 苏轼相信自己的前生住在杭州，他去寿星院时，觉得景物熟悉，告诉同伴有九十二级台阶通往忏思堂，结果确实如此。 王安石的新党失势，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上台，要废除一切新法，排挤所有新党。苏轼又上书，认为不应废除新法之中有利于百姓和国家的措施。他说：“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老弟与温相知日久，始终无间，但不随耳。” “荆”是王荆公王安石，“温”是司马温公司马光。这样，苏轼在新旧两党眼中都是反对派，被称之为“蜀党”。 尤其苏轼有济世之才，更为两党排斥，成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在密州，他与百姓一起力抗蝗灾；在徐州，洪水到来时他舍身救城，每天住在城墙上，监督筑堤固墙，眼看水位即将超过城墙仍不后退，与军民一起奋战，直至大水退去。 苏轼前后两次外放杭州，一次是通判，一次为太守。他殚精竭虑，治理好了几乎壅塞的西湖，使得西湖在调节水量、供给饮水以及减少海潮压力等方面，都有很大作用。他主持修建的“苏堤”，不仅能够处理水草污泥，更为西湖增添了一道美丽风景。 苏轼在杭州疫病流行的时候，成立了“病坊”，这是中国官府出面办理的最早的传染病隔离医院。 从杭州开始，苏轼开始了被贬逐外任的脚步，中间虽也曾返回京城为官，但为时短暂。他走过河南、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东，从未在一个地方居住超过三年，距离东京汴梁越来越远，最后贬居海南，遥望中原只一线山影。（宋太祖赵匡胤曾誓言不杀大臣，所以后世北宋当权者以贬官作为惩罚手段，如果贬死在路上或蛮荒之地，则不算违背祖训） 苏轼在外放时还接待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与苏轼论旧，将苏轼的新作抄录下来，回京后，将自己认为其中诽谤朝廷的诗句加以注释，上书告发苏轼居心叵测，大逆不道。 据说，苏轼的这位朋友是沈括，《梦溪笔谈》的作者。 苏轼的政敌如获至宝，派人将苏轼从刚刚赴任的湖州抓回东京，关在御史台监狱里。御史台的院子里种了很多高大的柏树，招来很多乌鸦作巢，因此御史台也叫“柏台”、“乌台”，这件案子就是“乌台诗案”。 苏轼在乌台被关押四个多月，“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看样子受到了狱吏虐待。 据说，苏轼与长子苏迈约定，有坏消息就送鱼来。有几天苏迈被迫出京借款，让一个朋友代他送饭，却忘了约定的事。这个朋友送了几条熏鱼，苏轼吓坏了，写两首绝命诗给苏辙，有“与君世世为兄弟”之语，将一家十口托付给苏辙。 新党对苏轼的迫害，旧党一言不发，只有苏轼的家人和朋友想方设法搭救，如驸马王诜（《水浒传》中苏轼将高俅推荐给了王诜，王诜又推荐给了端王，高俅从此飞黄腾达，王诜即书中的“小王都太尉”）。 一天午夜，苏轼的牢房里忽然来了一个人。进来后，一言不发，将一个小盒子放在地板上当枕头，倒头就睡。苏轼以为是别的囚犯，没有理他，径自睡着了。四更天的时候，苏轼被这个人推醒，说：“恭喜！” 原来这个人是宋神宗派来的，看到苏轼呼呼大睡，鼾声如雷，立刻报告给了宋神宗。神宗明白苏轼心中没有亏心事。 此时，仁宗的皇后病逝，应大赦天下。副丞相王珪却称，苏轼的诗作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证明苏轼有叛逆之心。章惇在旁，辩解说：“龙非独人君，人臣皆可言龙也。”并举出历史上以龙为号的文人为证：“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宋神宗说：“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王珪语塞，退出后章惇问他：“相公欲覆人家族耶？”王珪说：“闻舒亶言尔。”章惇说：“舒亶之唾亦可食乎？”你连舒亶的口水也要吃吗？ 神宗免苏轼死罪，苏轼回到家中，“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但是，“乌台诗案”是政敌刻意在苏轼诗中断章取义，恶意中伤，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这对苏轼的打击非常重。苏轼“誉满天下，谤亦随之”，他的一生，就在人性恶毒的嫉妒中度过，所以他给爱妾朝云生的小儿子取名“遯”，题诗“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苏轼贬到黄州担任团练使的小官，且不许管理任何政事。落魄至此，他写下的《寒食帖》，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 贬官期间没有收入，难以维持生活，但他并不怨天尤人，开垦了城东一块荒地，像陶渊明一样自己耕种，世上从此就有了东坡居士。他在雪中建造了自己的房屋，名为“雪堂”，在此写下了大量诗词文章。 我国文人以诗来表现抱负，词本是酒席间供歌妓演唱的歌曲，内容多为美女和爱情，直到苏东坡用写诗的方法写词，并且多写自己的胸襟怀抱，开创了更为深广的境界，词从此摆脱了筵席应酬的身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天地。 《念奴娇》词牌，因为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又被称为《大江东去》或《酹江月》，一场尽人皆知的赤壁大战，苏东坡仅用“樯橹灰飞烟灭”六个字就写完了，天纵其才！ 至于他写的前、后《赤壁赋》，以通达的宇宙观，将无限的时空用完美的文字和声韵表现出来，体现了苏东坡在儒道佛之间圆融无碍，出入自如的境界。《记承天寺夜游》，短短85个字成为“瞬息佳境最动人的记录”，体现了苏轼提倡的作文“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传诵千古。 在苏东坡的眼中，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他在黄州，语言不通，“儿童尽楚语吴歌”，当地人不知道同他说什么，他就和他们一起讲鬼故事。他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 神宗去世，哲宗即位。苏辙上《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章惇被黜，对苏氏兄弟怀恨在心，苏东坡最好的朋友变成了最可怕的仇敌。 公元1094年（哲宗绍圣元年），章惇为相，“能杀人者”将苏辙贬居雷州，并赶出官舍。苏辙被迫租赁民宅，却被告发非法侵占，幸亏有租赁合同才逃过一劫。 苏东坡被贬到当时为蛮荒之地的岭南惠州，经历了诸多磨难的东坡居士安之若素。他在惠州春风中小睡，写下《纵笔》：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春风将诗吹到远在京城的章惇耳里：“原来苏东坡那么惬意！” 苏东坡刚在惠州建起自己的房子，两个月后，被贬谪到海南儋州。（据说，章惇认为儋州与苏东坡的字子瞻字尾相同，比较有趣）当地张太守久仰东坡居士，热情招待。但不久，章惇派人将苏东坡逐出官舍。当地居民纷纷跑来，帮助盖起房屋，苏东坡命名为“桄榔庵”。 东坡年老，看不清楚东西：“浮云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空中好像都是云霞，什么东西也看不清楚，但是，有无数像桃李一样美丽的花在我的内心之中开放了。 黄庭坚说：“苏轼胸中有烘炉，故能陶冶万物，点铁成金。”陶渊明是将悲苦溶解，但悲苦仍在；东坡将万物融于胸中烘炉，在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之间留下一襟晚照。 公元1100年，哲宗去世，大臣打算拥立端王。章惇说：“端王轻佻，不可临天下。”太后执意立端王为帝，是为宋徽宗。 章惇被贬至雷州，当地居民不将房屋租赁给他。不久，苏东坡被赦免南归，天下皆以为必将重用，章惇之子章援写信给苏东坡，请求自己的老师不要报复。苏东坡回复：“某与丞相订交四十余年，岁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惟论其未然者而已。……” 对一个曾经不择手段迫害自己的人，苏东坡说：我们唯有笑看未来。 实际上，苏东坡渡海归来时，写了《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情。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闻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东坡走到常州病逝，年六十六岁。临终前说：“我没有做过坏事，我不会下地狱。” （怎么会呢？虽然苏东坡去世后，徽宗将他列在“元祐党人碑”，书也被禁，蓄意将其永远钉在耻辱柱上。1106年，文德殿上的石碑被雷劈为两半；五年后，一个道士告诉徽宗，看到苏东坡在天宫为文曲星。徽宗惊惧之下，恢复苏东坡一切荣誉。） 七十年后，陆游到黄州东坡故居，看到东坡画像，身着紫袍，头戴黑帽，手持藤杖，倚石而卧。陆游会想些什么呢？也许上天真的是偏爱东坡，因为他离世二十五年后，轻佻的宋徽宗葬送了天下，东坡则免去了国破家亡的羞辱。 上天让苏东坡在万丈红尘中遨游，在忧愁、患难和屡经挫折时仍坚持操守，在佛道儒之间达到完美的贯通和谐。我们常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将近一千年前，苏东坡说：“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即使周遭嫉妒、诽谤、诬陷、迫害的暗箭如雨，他却潇洒出尘，“沾衣不湿杏花雨”。在磨牙吮血的险恶环境中，面对接踵而来的打击和自己有志难伸的困厄，东坡一笑而过，留下的是传诵千古的诗词歌赋和无数美食美景的传说，照亮了历史，温暖了人心。 上天偏爱这些至情至性的人，好像汤显祖、雪芹和纳兰公子。汤显祖临川四梦、雪芹红楼大梦、纳兰公子浮生一梦，东坡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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