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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中国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著有《中国建筑史》、《<营造法式>注释》等作品。 中国金石书画素得士大夫之重视。各朝代对它们的爱护欣赏并不在于文章诗词之下，实为吾国文化精神悠久不断之原因。独是建筑，数千年来，完全在技工匠师之手。其艺术表现大多数是不自觉的师承及演变之结果。 因此一个时代过去，另一时代继起，多因主观上失掉兴趣，便将前代伟创加以摧毁，或同于摧毁之改造。 这位生于民国时期的谦谦君子，一生都如一名战士般为中国之建筑奔波奋进。虽于世人而言，关于他的谈资更熟悉的是“任公之子”、“梁林爱情”；但除却这些光环，于他而言，他只是梁思成，一位献身中国建筑事业，对古建筑、文物有着无限热忱的建筑师。
而这位建筑师一生最重要又最美好的时光，便是他在营造学社的那些日子。
斗拱上的梁思成 营造学社，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术型民间团体，由朱启钤先生1929年发起建立而成。“营造”二字，起源甚早，为我国建筑的专有名词，最著名者便是北宋崇宁年间编纂的《营造法式》一书。 学社建立之目的，便是保护中国的古建筑文化体系。在崇洋风尚盛行之时，努力寻求属于中国建筑特色的真正出路。“民元以后，目睹公私建筑，一唯欧风是尚，旧式法规，薪火不传，行将湮没……”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于是以梁思成为首的一批有志之士，就这样开始了中国建筑的探索保护之路。从编纂整理建筑古籍，用科学方法研究梳理古建文献，到转变思路，投身实践，开始了长达10年的实物调研征程。 这十年来，可谓风雨兼程。作为中华民族的儿女，为了将中国建筑发展勘查地更彻底，不让古建文化沦入日本之手，他们走遍中国11个省，从寺庙、木塔，到石窟、宫殿，从汉阙、墓葬，到宗祠、会馆，不忍疏漏地测绘调查了近三千件古建筑。其中艰辛与收获，也非一二言语所能达之，故仅抽取几个片段稍作分享。 1932年河北蓟县独乐寺
蓟县（民国属河北省辖县），古之重镇，地处盘山之麓，风光俊美。独乐寺作为梁思成一行人实践调查的第一所古建筑，其源由便是那硕大的斗拱与清式斗拱不同。独乐寺建筑组群中的观音阁，三层木结构均运用斗拱进行灵巧地连接，成屋檐、成平座、成上檐，雄大坚实，功用强大，与清式斗拱的纯粹装饰大不相同。 这座建于辽代统和二年（公元987年）的建筑组群，因地处偏僻，风格上尚保留了诸多唐代遗风。斗拱的雄厚宏伟、严整开朗，颇有敦煌壁画中的唐代建筑风范。而建筑组群中的山门，经岁月流变，虽下段脊饰已为今日所见的吻，然上段脊饰仍保留了唐代的鳍形尾，细细察之，有趣的很。 独乐寺观音阁平面及剖面 这次考察，梁思成的弟弟梁思达也在同行之列，只因当时学社人力尚不充足，测绘队伍还未组建完成。然并不影响这次考察的丰硕收货。 1933年山西应县木塔
山西大同，作为南北朝时的佛教艺术中心之一，又是辽金两代的陪都，古刹林立，学社早已将其纳入考察计划之列。而本作为顺便考察之列的应州塔，却出乎意料地交付了一份震惊世人的答卷。
林洙在回忆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一行人犹豫要不要去应县考察时曾提到一件趣事。 “考察山西之时，因去往应县的交通很不方便，担心翻山越岭后，到头来只是一座清代重建的塔。于是他在北平图书馆查阅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应县的资料，却不见一张应县木塔的图片。他决定写一封信给应县的照相馆，并在信中附上一元钱，请他们代照一张木塔的照片寄来。他在信的封面写上“应县最大的照相馆收”，其实那也是应县唯一的照相馆。不久，果然收到那家照相馆寄来的木塔照片。”
于是这才有了应县之旅，发现了我国现存最古的一座木塔（公元1038年）也是最大的一座木塔。同时在木结构中它在世界范围来说也算是最高的一座。九层重叠式的木框架结构，除却塔基和第一层的砖石墙壁、锻铁的塔刹，其余部分全为木材构筑。五十多种斗拱承托着每一层的檐和平座，立面轮廓雄伟华美。更神奇的是，这金属塔刹的木塔竟在九百多年的雷电风云中，未经破坏，屹立不倒，可叹古人技艺之高超。
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 至于测绘，如说一层层的梁架斗拱尚有人安稳立足之处，那十多米高的塔顶便是于险中行走。对测绘团队来说，唯一依靠的工具便是塔顶下垂的铁链，而铁链是否锈蚀断裂也未可知。即便如此，梁先生仍是双脚悬空的攀了上去，毫无畏惧地带领大家完成木塔的全部测绘调查。
应县木塔塔刹照片
1936年河南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作为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开凿于北魏太和年间，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的更迭雕造，已蔚为大观。唐贞观之后，又因定都洛阳，使得龙门石窟逐渐成为贵族、皇室造像活动的中心，其雕刻艺术也达至顶峰。 因此，探索中国古代文化形式的发展，追溯先民文化活动的历史，龙门石窟是必要去的。这对于建筑也不例外。在当时资料匮乏、遗迹破坏严重的情况下，以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陈明达、赵正之组成的学社勘查队便对龙门石窟进行了为期4天的紧急调查。 考察云冈石窟路途中 除了石窟本身的内外建筑手法，窟壁上的浮雕也保存了那些朝代木构建筑的丰富逼真摹本，使得他们早已忘却这一路的荆棘和不堪，只顾得不停闪动快门，记录这些珍贵的建筑特征资料。 那几天，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丰富的，状态是愉悦的。然身体上，则也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关于龙门时期，刘敦桢先生曾在日记中写道'寓室湫隘，蚤类猖獗，经夜不能交睫'，梁思成先生回忆起遭遇跳骚袭击的场景，曾将那成千上万的跳骚误认为是床单上蒙的一层砂土，只是这“砂土”任凭如何抖落，都摆脱不得。 1939-1941 川康沿线古建筑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梁思成一行人为避免日本人的盛情邀请，便跟随大部队转移到西南后方。在战乱频仍的岁月，警报四起，敌机轰炸，他们顶着生存艰难的压力，仍然坚持不懈的完成了学社最后一次野外调查。在地瘠民贫的川康地区，他们或乘滑竿，或搭人力车，或走路，一段接着一段，半年时间跑了35个县，调查了古建、汉阙、崖墓、摩崖石刻等730余处。追随者先民的脚步，将那些古老的建筑工艺刻入脑海，记入史料。 汉石阙数种 考察川康地区 这是学社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野外调查，战况纷乱，学社的经费已所剩无几，连保存这些年的资料硕果不被抢占或丢失都显得艰难。 后来，那次广汉之行，还是因得当地重修县志的机缘。城墙、衙门、文庙、奎星阁、关岳庙、城隍庙、牌坊、会馆，这一系列古老中国城市的标准配置，在广汉这样一个小地方都呈现的淋漓尽致。梁思成曾用相机留下了这些古建筑的珍贵图像资料，这些照片尘封在一个蓝布包裹中，经岁月辗转，直至2007年才被发现，共计560张，为中国古代城市的历史文化留下宝贵的资料。 经过这十多年的钻研和实践，编写中国建筑史的时机已趋于成熟。于是1942年，在四川南溪县的李庄，在两个相连的简陋小院里，营造学社的成员们开始精心梳理建筑资料，并由梁思成进行建筑史的编写工作。历时两年，这本由中国人自己来写的《中国建筑史》终于完成。而营造学社当初建立的主要目标也终于实现了，它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一般，逐渐地淡出了历史舞台，于1946年结束这一民间学术团体。
营造学社在李庄的工作室，右为梁思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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