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重农抑商”的秦始皇为什么特别尊重巴寡妇清和乌氏倮？

书接上回，我们已经可以做出“结论”了。

“市籍”在西汉的广泛应用，并不能与秦国和秦朝的制度画等号，恰恰相反，依托“市籍”管理“贾人”群体，实为关东六国给统一后的“秦朝”留下的遗产，在短暂施行之后，即被西汉王朝所继承并发扬光大。

我们所见到的西汉商业管理制度，与其说是商鞅变法后的秦制继承人，不如说是秦制与关东六国体系“杂交”后的“新物种”。

过往基于文献的秦汉经济史讨论，《史记·货殖列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但是其中能够确定为秦国、秦朝的巨贾，只有乌氏倮和巴寡妇清，这就让原本将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秦朝视为一个“不变”整体的“整体论”，自其建立之初，就存在例外的情况。

现实是，从商鞅变法到秦朝灭亡，中间有150年左右，任何一个组织机体，都不可能保持不变，甚至我们今天所见的出土秦律，也是演化后的产物，但是从制度史的认识演化角度，层垒之后的变化结果，是有可能回溯理解之前的制度演化过程的。

更能与制度史实所印证和进行解释。

三解在上文中，已经连篇累牍地论证了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并没有施行“市籍”制度，而是在其广泛人口流动控制的制度框架下，允许编户百姓进行短距离的、固定地点的、政府可控的商业活动。

而乌氏倮作为巨贾的出现，必须考虑到一条秦律，见岳麓书院藏秦简《金布律》：

金布律：黔首卖牛马勿献（谳）廷，县官其买殹（也），与和市若室，勿敢强。

意思是，百姓买卖牛马不用向官府报告，官府要买的话，可以在市场和百姓家里交易，也就是说，牛马买卖可以在“市”之外的“室”进行，而与此同时，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还记载了一个古老的行业：

……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节駔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

与畜牧相关的有前半段的马、牛、羊、猪，也就是畜牧本身，另有驵会，即驵侩，也就是马市的中间人，《淮南子》中说“段干木，晋国之大驵。”可见战国初期已经有这个专职行业，且与畜牧本身，都能够获得20%—33%的利润。

另见李斯《谏逐客书》：

必秦国之所生然後可……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西蜀丹青不为采。

此处将良马、丹青与江南金锡、郑卫美女同列，实际上表明了一个“内外之别”，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并不生于秦国，首先就不要把它视为“内贸”常态。

所以再看《货殖列传》的记载：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括地志》“乌氏”条下记：

周之古地，后入戎，秦惠王取之，置乌氏县。

我们之前提到过，在咸阳就有戎翟君舍人，也就是投附君长的私臣，这意味着秦虽然吞并戎国为郡县，却并没有将这些外族君长全部消灭，所以，才有秦国的重要官职“属邦”之设。

畜牧起家的“乌氏倮”恰恰就是借助秦国的律法规定，也可叫“漏洞”，由畜牧+戎狄贸易起家致富，因为他赚的钱和牛马，并不来自于秦人，而是臣服于秦的“戎王”，注意，可不是“胡王”，说明，他进行的不是纯粹的外贸，那会受到严格的出入境限制。

戎翟属邦本就设在秦国的郡县之间，只要你不脱籍逃亡，这种往来实际上属于“变相”的“内贸”，但是请注意，这是“变相”的，而不是常态的“大宗贸易”，只是由于他的货品对于秦“有利”，才可以被秦始皇“奖掖”，但也只是“比”封君，而非真的封爵，也就是基于秦始皇个人喜好的尊礼罢了。

同样，世代守丹穴致富的“巴寡妇清”也是如此，需要注意的是“家亦不訾”，此处的“訾”，在我们确定秦有“訾税”之后，应该理解了，实际上是说巴寡妇清家不需要交财产税。

为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华阳国志·巴志》记录了一条秦昭襄王为“秦、蜀、巴、汉”射白虎的夷人的奖励：

秦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要，王嫌其夷人；乃刻石为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雇死倓钱。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锺。”夷人安之。

夷人有税收优惠，自然不按照秦国的编户齐民标准缴纳“赀税”，巴寡妇清“用财自卫，不见侵犯”也说明了这一点，在秦国的编户齐民社会里，本身是禁止你“自卫”的，这些权利已经让渡给秦制国家了，仍旧拥有这个权利和能力，只能说明巴寡妇清生活在蛮夷所居的“道”中，也是“属邦”管辖范围。

也就是说，这二位“大贾”的身份，因为“居住地”属于秦统治的特殊地带，因而，在秦的法律意义上是“同盟者”，又能够起到“取有用之物于外”的作用，才会被秦始皇所尊礼，这一点，早已跌落臣仆地位的普通郡县编户黔首完全没资格奢求。

所以，当关东六国的“贾人”进入到秦的“编户齐民”系统之中，作为“新黔首”的他们无论有多少钱，都只是《货殖列传》里提到的“迁虏”，没有任何享受尊礼的资格。

当然，钱多钱少，待遇还有区别，“天下豪富十二万户”就可以先被迁入首都咸阳，另外一部分“迁虏”就被打发到了巴、蜀和南阳，更广泛的“贾人”就等着被扔到南海、桂林、象郡这样的新开发地区，至于你是死是活，秦始皇并不在乎。

反正，这部分人活着，可以开发“新地”，死了，算是缓解国内本部的粮食压力，自始至终，“市籍”对于秦始皇都是一个寻找社会“不轨之徒”的凭借，抓出来，扔出去，消灭之，你说，这是不是“法家”的统治？

所有问题，都要比较，相对于秦始皇的“消灭法”，汉高帝刘邦在继承了“市籍”的同时，又学习了关东六国的“管理法”，采取了《史记·平准书》中记载的“高招”：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困”、“辱”，比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是轻了还是重了？比统一之前的魏国是轻了还是重了？

我们没法回答，只能说，比秦始皇的“消灭法”要轻，也就是说，关东六国的“贾人”先是在秦帝国建立之后跌入了地狱，好不容易盼到秦亡楚兴，在乱世中提心吊胆地呼吸了几年自由的空气。

等到汉高祖大一统之后，又跌入了一个权力制造的“牢狱”，被困、被辱，直到汉高祖死去，汉惠帝、高后才给了他们一条活路，让他们像人一样活着，当然，子孙仍旧享受着战国时代关东六国的“歧视待遇”。

回溯这样一个“轮回”，难道真的可以用“抑商”还是“重商”这样简单的词汇来概括这长达一百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