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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早期，一位法国人看到社会里边空前冒出来的财富，都是来自于空前地征服自然的机器，于是他就把他所处时代的这个重大变革称作“工业革命”，这个词真实、准确地描述了那个历史时代的特征，因此而流行开来。工业革命产生的铸铁、鼓风炉、煤炭、蒸汽机、铁路、轮船尤其工厂，使人类生产力增长了千万倍。巨大的生产力被组织起来向大自然永不满足和永无休止地索取，同时也被组织起来向劳动者永不满足和永无休止地索取。在这个索取过程中唯一被关心的是效率，因此工业革命蕴含了经济学最早的萌芽——人类智慧势必要为真正的“经济”——“效率”——造化一门空前伟大的致用学问。这样的学问适时地诞生了，人类第一部最著名的经济学著作——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就明确地把财富的贪欲和有效率地追求财富定格为经济学不朽的研究对象。工业革命中生产的节约化、运输系统功能的专门化、使用更大功率的机器尤其使用更少人力驾驭更多机器、推行有效的工作纪律——这一切以效率为核心的工业化需要，赋予了经济学神圣探索的使命。那个时候的英国得益于资本、工厂、铁路、远洋轮、贸易、银行汇集在一起的巨大力量，因而成为“世界工场”。19世纪中叶，英国大部分人口已经居住在城市，“世界工场”里边即使很普通的居民，都特别喜欢、习惯并擅长于浏览显示工业革命促使财富和实力迅速增长的繁琐数字，因此“世界工场”也就滋生了为经济服务的现代经济学最早的萌芽。自从有了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发明工具的科学就乖乖地屈从于赚钱和战争，而赚钱的科学就叫经济学。西方知识折腾的高人们说，用知识的匕首杀向劳工和自然不能像东方人一样蛮干，必须讲究技巧、效率和杀得彻底，于是就发明了经济学。在杀向劳工方面，残酷的工场效率使雇用4－5岁以上童工合法化，对此恩格斯的理论巨著《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雨果的文学巨著《悲惨世界》都有过非常深刻和真实的描述。工业革命使人的经济行为第一次脱离农业社会中大自然规律性变化的约束，在使提高生产效率成为可能的同时，人类也开始变得傲视自然、藐视自然。 经济学的信徒们一直非常在意人与自然进行斗争的力量大小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斗争的效率和效果。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开始后大约两个世纪中，欧洲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一直认为，人口的增长是繁荣兴旺的标志，因为人口多，从事经济活动向自然挑战的人就多。伟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就认为，人口增长是对经济繁荣的一种有效的检验。人们单纯看人，不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都为人的作为和力量而兴高采烈、沾沾自喜。只有英国一个不知名的神职人员马尔萨斯，他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口增多，自然和经济就要为更多的人提供生计；土地产出有限，人口增长超过土地产出，饥荒、疾病、战争等等这些抑制性的灾难就会接踵而至。中国人在20世纪向大自然挑战的大跃进年代，其豪情和自信，与200年前的欧洲人非常相似，全民高唱“七亿人民七亿兵”，并且狠批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自然抑制过程，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残酷过程，但是由于人的狂妄与无知，人们不可能想到可以用计划生育和循环经济这种生产模式来改善这个过程。 人类社会是一个人与自然须臾不能割裂的依存共生的生态系统，可是西方经济学，它一直在使用训练有素的专业工具和“效率”这把“匕首”，毁坏着这个作为人类存在基础和前提的生态系统。在过去百年岁月中，人类在效率空前的西方经济学指导下创造前所未有的巨大物质财富，同时也付出了不可复原的沉重环境代价。可以说西方经济学片面强调效率和经济增长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教训，是所有发展教训中最为深刻和惨痛的。西方经济学最重要的原理之一是对稀缺资源的权衡取舍，而清洁的环境和高收入水平之间的权衡取舍则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告诉生产者如何通过节约成本来提高生产效率，即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的东西。在清洁的环境和高收入水平之间的权衡取舍中，如果要求企业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破坏，就必然增加企业生产物品和劳务的成本；成本增加，企业赚取的利润就减少，劳资双方的收入也必然减少，因此经济学教给企业权衡取舍的绝招，其结果便一目了然——维护清洁的环境受到严重忽视。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给微观主体的效率支招，外部成本不是它考虑的范畴。典型的外部成本是污染，任何企业只要它不承担污染排放的全部成本，它就必然会大量排放，这是完全符合微观主体效率原则的。这个效率原则得以贯彻实施，是以生态环境牺牲和非理性政府这两个条件为前提的。人类听不懂自然环境的语言，牺牲的环境也不能像资本家和劳工那样对其牺牲作出合理要求，于是就造成人类对环境的极大藐视。生产可能性边界是经济学最重要的基础模型，它表示一种经济在既定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技术条件下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组合，在这个符合效率原则的最大产量组合中，增加一种物品的生产必须以减少另一种物品的生产为前提，而被减少生产的物品数量就是机会成本。可是在这个经济学最重要的数学模型中，机会成本没有包括丝毫的环境损失，即增加任何一种物品的生产，或者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增加所有物品生产（即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移动），都会造成环境的损失，这个损失在西方经济学里边没有被当作机会成本看待，也就是白白地牺牲了自然环境。 近百年来，西方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两个越演越烈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实证化。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不讲道德，只讲实证。为什么不讲道德？因为讲道德就没有效率，就会牺牲效率，因此理性经济人的科学与效率原则是经济学非道德的根基。第二个趋势是数学化。数学化是实证的需要，是实证化的工具。经济学家们唯恐经济学剥削劳工、牺牲环境不够精确、不够彻底和低效率，于是便使尽浑身解数引进数学工具。可以说今天经济学的数学化趋势已经登峰造极，以各种眼花缭乱的数学模型和貌似科学、实证、权威的姿态占据国家经济发展的话语霸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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