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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化的核心  工业革命是指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内的系统生产与科技革命，直到今天为止，一共出现过三次，分别是：蒸汽时代、电气时代、网络时代。 进行工业革命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国民经济，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工业生产活动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不断上升。这种上升的过程，又被称为“工业化”。 “工业化”这个术语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中，从未出现过。马克思还特别强调，蒸汽机在现代工业出现之前就早已存在，但它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相反地，正是由于创造了工作机，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进行工业革命的条件是什么？或者说：工业化的核心是什么？ 二：三次失败 通过历史，可以知道，英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国力大涨，成为了日不落帝国。如果说从无到有，成为工业革命爆发的策源地，需要很多的历史条件。那么，英国都完成了工业革命，为何只有少数国家才能跟进？难道连抄作业都不会了？ 很可惜，连作业都不会抄的国家就包括了中国。从1840年起，尽管中国并不缺乏睁眼看世界的志士仁人，尽管中国也曾试图进行工业化，但都无一例外地遭到失败。 第一次工业化的尝试是清朝的洋务运动。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多次暴力叩开，领土被分割，国格遭到侮辱。在这种情况下，志士仁人开始了探索救国图强之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他们提出的第一个主张。 其中，实权派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都学着西方列强，办兵工厂、纺织局、船务局等。中国薄弱的近代工业，就是他们建立的。 然而，这样薄弱的工业，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甲午战争失败了，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清政府成为了洋人的朝廷，中国的屈辱进一步加深。 第二次工业化的尝试是中华民国的辛亥革命。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志士仁人认识到发展工业的制度缺陷。于是，照搬西方列强的社会制度，引发了一系列的戏剧性事件。 首先是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尚在国外，辛亥革命就成功了，整个中国南方各个省份改旗易帜，孙中山回国之后就建立了中华民国。开国如此简单，历史上从未有过。 其次是孙中山为了共和，与袁世凯的北洋军阀势力进行了南北和谈，辛亥革命的果实轻易地被窃取，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的局面。 最后是各个军阀割据一省或者数省，大搞工业。其中，截止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之前，仅仅中国东北的工业产能就超过了日本。 学习西方的共和制度、联邦制度等等，在中国造成的是军阀割据。虽然工业能力超过了日本，并且是日本的三倍。但是，结果显而易见，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北。  我们的历史印象，就是中华民国工业能力很弱。实际上，民国啥东西都能造，各种工厂遍地开花，飞机大炮的生产能力并不弱于日本，武器装备甚至比日本更先进。 在和平年代，这样的能力确实很好看。然而，相比日本的工业化，民国只有工业，没有工业体系，更没有工业化。各种工业生产没有建立完整的生产链，一旦遭遇战争，大量的工厂随时都有可能停摆。 第三次工业化尝试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前三个五年计划。这一次，通过学习苏联，健全了工业体系。从农村到城市，铺设一条条完整的生产链。这一次尝试，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在朝鲜战争中击败了西方列强，更创造了许多了不起的成就，工业生产能力超过了之前百年的总和。 然而，这样的成功也是相对的。因为有了工业体系，却没有实现工业化。仿照苏联以重工业作为工业化建设的切入口，着重于军事工业的建设，虽然保证了国家安全，却没有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与苏联一般，中国对自然灾害的抵抗力非常弱小，遭遇了粮食危机，饿死了很多人。三年自然灾害，让人痛彻心扉。在痛彻心扉中进行反思后，中国将矛头指向了市场化。 第四次工业化尝试是改革开放。这一次，我们敢于学习任何先进国家的技术，也不盲目学习任何国家，我们要走出一条自身的发展道路。 这一次，从开辟国外市场，到建立内部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国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了世界的工厂。仅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国不仅建设了最完整的产业链，还获得了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国内市场，成为了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这一次的工业化显然是非常成功的，只是并没有完全成功。首先是中国的工业大部分是中低端产业，其次是中国遭遇了人口老龄化和负增长的危机，最后是中国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 三：失败原因 从1840年直到今天，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一次次地反思失败的原因，并且进行改正。然而，依然会遭遇失败。这是为什么？未来还会不会继续遭遇失败？ 鸦片战争后，我们认为是技术不行，于是就有了洋务运动的第一次工业化尝试。第一次失败后，我们认为是制度不行，于是就有了共和制度。第二次失败后，我们认为是没有建立工业体系，于是就有了我们的全产业链。第三次的相对失败，我们认为是没有进行市场化，于是就有了城市化之后庞大的国内市场。 技术、制度、产业、市场，曾经都成为了中国工业化失败的原因，“中等收入陷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原因？在未来，我们会不会像巴西、阿根廷、土耳其、马来西亚等国家一般遭遇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会不会像日本一般遭遇停滞的三十年？ 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从近代百年屈辱的历史中走出来，我们并没有完成历史的超越，我们还在被西方列强一次次地卡脖子，我们还在被美元霸权所欺凌。  要完成历史的超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就得搞清楚，中国错失三次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中国能不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进行弯道超车？ 四：运行成本 在上一篇发文《为何明朝没有发展出工业革命？论西方的弯道超车》中，论述了西方文明之所以弯道超车，是因为其独特的地理环境，适应了工业发展的需要，继而通过工业革命完成了对其他农业帝国的历史超越。 中国之所以错失三次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受制于地理环境，无论是进行工业化，还是运行工业化社会，其运行成本，都远远高于西方文明各国。不仅仅是中国，其它无法完成工业化的文明国度也是如此。 工业社会的运行成本，只要是高于西方文明各国，那么就无法抵御来自西方列强工业品的冲击。向西方列强购买工业品，比自身制造工业品更加便宜，那么自身的工业根本就发展不起来。 要降低成本，需要更高的技术积累，需要更严密的组织，需要更健全的产业，需要更广阔的市场。对于后发工业国来说，要满足这些条件，都需要国家推行贸易保护政策。对于那些农业国来说，这种贸易保护，往往会视为闭关锁国。 比如说拿破仑时期的法国，面对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拿破仑大帝就推行了大陆封锁令，先后颁布了《柏林敕令》、《华沙敕令》、《米兰敕令》、《枫丹白露敕令》，对英国进行经济封锁。 在拿破仑大帝统治下的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莱茵同盟（后来的德国）、西班牙、葡萄牙，以及与拿破仑大帝缔结同盟的沙皇俄国和奥地利帝国，都拒绝与英国发生贸易关系，并且断绝来往。 大陆封锁令的推行，使得法国的工业发展十分迅速，法国在获得了欧洲庞大的内部市场后，悄无声息地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英国为了对抗大陆封锁令，便利用自身强大的海军，进行反封锁，隔绝欧洲大陆与其海外殖民地的联系，并大规模地进行走私贸易。由此导致欧洲大陆各国经济萧条，进出口停滞。沙皇俄国第一个违背盟约与英国勾结，为了维护大陆封锁令的拿破仑不得不远征沙俄。  拿破仑帝国崩溃后，大陆封锁令瓦解，法国被迫向英国让出部分欧洲市场。其后，英国和法国，在率先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开始了全球的殖民扩张，对中国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这两个强盗，攻入北京城，烧毁了圆明园。 再比如说1860年前后的美国、德国、意大利、沙俄、日本、清朝，这六个国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贸易保护，交叉进行两次工业革命。 美国、德国、意大利，采用的是国家统一的方式，建立国家内部统一的原材料供应和商品销售市场。沙俄、日本、清朝，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由政府主导各类工厂的建设，在沙俄叫农奴制改革，在日本叫明治维新，在清朝叫洋务运动。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推行孤立主义政策，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击败了西班牙，推动拉丁美洲的反殖民浪潮，夺取了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 德国与意大利结成同盟，与英法两国相对抗。沙俄依然在为了出海口进行疯狂的扩张。日本启动了大陆政策，意图吞并周边的国家。清朝自认为实力了得，意图对以往的藩属国推行废藩设省的政策，武力攻占日本的构思被一些有野心的士大夫所提出。 对于中国来说，清朝在洋务运动中的成就，就像现在的印度一般，基本上是通过对外购买，建立一些华而不实的工业力量以及军事力量。没有实力，却有着不一般的野心，意图打破地缘平衡，自然而然遭到沉重的打击。 为了制约清朝，深陷布尔战争泥潭的英国与日本结成同盟，日本在英国的支持下发动了甲午战争，清朝惨败，洋务运动宣告流产。这让其他西方列强看到了清朝的虚弱，八国联军随即攻入北京城，清朝走向崩溃。 因为地理环境的制约，清朝进行工业化的社会成本，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这就导致清朝取得的工业成就十分有限，没有实力在地缘博弈中取得胜利。 从进行工业革命的社会成本以及工业社会的运行成本来说，中国要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进行弯道超车，根本不可能。西方文明在大航海时代超越同时期的明清两朝，不是在农业技术上领先，也不是在国家体量上的超越，而是通过发展工业取得胜利的。 在农业技术上，在国家体量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没有哪一个国家能超过中国。因为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运行农业社会的成本，要远远低于其他文明国度。我们可以用最少的土地，养活最多的人口，其他文明国度根本做不到。 同样的，西方文明各国因为地理环境的优势，运行工业社会的成本，要远远低于其他文明国度。他们可以用最少的资本，培育最庞大的工业实体，其他文明国度同样也做不到。 对于中国以及其他非西方文明国度来说，工业生产的产业附加值越高，科技程度越高，要承担的社会运行成本也就越高。越是进行产业升级，越是会大幅度推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 工业社会的运行成本增加，表现为工业生产率的下降，大量的工厂企业闲置，资本与产能同时过剩。在内部，人民的生活成本不断增长，工作压力巨大，内卷变得越来越严重，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在外部，因为要进行产业升级，降低工业社会的运行成本，就必须推行贸易保护，这必然加剧与先发工业国的贸易冲突，战争也就不可避免。 内部的贫富差距，外部的战争风险，内外危机会导致产业升级失败，工业化进程被遏制，从而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在先发工业国竖立的技术壁垒之前，被他们强大的金融资本所洗劫。 五：地理环境的制约  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在于其通过气候、地形、资源等自然条件，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运行成本，包括生存成本和生产成本，进而决定着人类社会的人口增长率，包括自然增长率和机械增长率。 马克思有言：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永恒的必要条件。人口越多，人口越聚集，越是有利于社会分工的细化，而分工越细越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和新产业、新发明的诞生。 对于农业社会来说，在地理环境的作用下，某个地区的人类社会，其生存成本低，生产成本高，那么就一定会出现农业文明，诞生强大的农耕帝国。 因为生存成本低，就能够繁衍出大量的人口，获得充足的劳动力。而生产成本高，就迫使这些人口必须聚集起来，才能进行土地开发。 古代中国，恰好就具备这样的地理条件。长城以南，淮河以北的中原地区，特别是河南省这个中原的核心，其地理特点，就是地处于温带季风气候区，地势西高东低，平原被群山环绕，被河流贯穿。 这样的地理特点，有着多样化的地形，有着多样化的动植物，这就使得这片土地四季分明，土地肥沃，动植物生长繁盛。适宜的气温，降低了人口对衣食的生存需要，人口不仅自然生产的成本低，活下来的成本也非常低。 因为农业是靠天吃饭的，在地形多样化的情况下，当一个地区出现灾情，人口可以向其他地区转移，从而保留大量的人口。少量衣食就能繁衍庞大的人口，且能生存下来。这就使得古代中国可以获得充足的劳动力去解决灾情问题。 这样的地形，又使得水资源分布不平衡，容易发生水灾和旱灾。要进行土地开发，就必须组织大量的人口就进行水利设施建设。所以，修建和维护水利设施，就成为了古代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修建和维护水利设施的过程中，需要与之相配套的其他产业，包括伐木、采石、冶炼等工木工程方面的技术和行业。如此一来，水利设施建设和维护良好的历史时期，这片土地就能获得大量的粮食，并且发展出更先进的技术。 适合人类定居的平原地带，在中国，都是被群山环绕或者切割。平原小，分布多是主要特点。例如：关中平原、汉中平原、成都平原、海河平原、河济平原、汉江平原。 中国的版图，南北维度，东西经度，东西南北纵横九万里，大江大河都是从东到西依次排列，有黑龙江、黄河、长江、珠江。 为此，在地理环境的作用下，中国社会运行成本分布：东北和草原，生存成本与生产成本双高；河西走廊、新疆、青藏高原，生存成本高，生产成本低；长城以南，淮河以北的北方中原地区，生存成本低，生产成本高；南方地区，生存成本与生产成本双低；岭南地区，生存成本高，生产成本低。 在农业时代的中国，中原地区成为了其他地区人口和技术的输出地，其他地区的社会发展，要么缺少人口，要么缺少技术，对中原地区的依赖程度很高。这就是古代中国形成庞大版图，且版图十分稳固的根本原因。 同样的，有优势，也就是劣势，最大的劣势就是中央王朝要控制各个地区，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 首先是东北和草原，由于生存成本和生产成本双高，只能发展游牧和渔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口，总是会想方设法地向外迁徙。打得过中央王朝，就入主中原。打不过，就西迁。 中原王朝要迁徙人口过去，或者派驻军队，都需要大量的粮食供给。直到清朝时期，由于高产农作物的推广和大量种植，中央王朝才彻底地将其进行行政化管理。 其次是河西走廊、新疆、青藏高原，由于生存成本高，生产成本低，地处内陆，缺乏水运航运之利。由此造成，这片土地只在陆上丝绸之路繁荣时，才能够自给自足。 唐朝之后，这片土地的经济发展，十分依赖于中原王朝的经济支援，与中原地区进行贸易，或者由中原王朝派驻军队，才能维持其社会发展。对中原王朝来说，这片土地实在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 然而，这样的经济负担，却不能不管。生产成本低使得周边的游牧部族向这片土地迁徙，这片土地的民众也会为了争夺生存成本更低的绿洲大大出手，最终造成战乱，从而威胁到中原腹地。 清朝之前，这片土地的民族更替十分频繁。到了清朝末年，这片土地盗匪横行，肆意屠杀民众。大事件就是左宗棠平定陕西农民起义，收复新疆。小事件就是各类马匪，在这片土地到处流窜。 最后是淮河以南、南岭以北的南方地区。由于这片土地生产成本低，所以吸引了大量的中原人口流入。然而，由于生存成本低，人口流入后，只会从事农业生产以及进行低端的买进卖出的商业活动，成为佃户或者行商。 佃户进行精耕细作，行商走村蹿户，使得南方地区粮食产量很高，家庭手工业繁荣，商业氛围浓厚。从表面上看，这很不错。 实际上，成就的是宗族、世家之间的内卷。村落之间，宗族之间的对立，是古代中国南方地区的主要矛盾。这些宗族世家，拿着赚来的钱，去兼并土地，去贿赂官员，或者把自家子弟送入官场，以便打击其他对手。 他们不会拿钱去兴修水利，也不会拿钱去扩大手工业生产。更不会相互协作，从而形成完整手工业生产体系。佃户没有消费能力，手工业无法形成规模，由此导致技术停滞不前。 这也是民国时期，南方地区明明工商业繁荣，却只有工业，没有工业体系的根源。反而是南方的人口北上，去东北打工。 生存成本和生产成本双低的情况下，宋元明清四朝，大量的人口以及资本都被吸引到南方地区。如此庞大的人力和资金投入，却没有产生相应的收益，没有产生技术革新，反而成为了土地兼并，官场腐败的催化剂，造成整个社会的贫困，大量的家庭破产，南方地区由此成为了吞食国力的无底洞。 岭南地区，包括两广、福建和海南，这片土地有樟树平原、潮汕平原、珠三角平原、琼北平原、昌感平原等。山地丘陵覆盖面积大，平原面积小，气候较为炎热，有优良的港湾。 地理环境使得这片土地，自身的粮食生产较为有限，山地丘陵也阻隔了外来粮食的进入，这就极大地推高了人口的生存成本。同时，山地丘陵、以及优良港湾，又为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商业贸易提供了条件。 所以，岭南地区，生存成本高，生产成本低。生存成本高，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生产成本低，导致人口机械增长率很高。大量人口集中到几个平原地带，在发展商贸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庞大的城市。 古代中国的技术发展，一方面来自于北方围绕着兴建和维护水利设施而开办的各类官营手工业，另一方面就是来自于珠江流域的商业贸易驱动。 生存成本高，使得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越高，人们相互协作，发展经济效率更好的产业，从而推动了技术革新。生产成本低，又使得这片土地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降低劳动力成本，使得高端制造技术的发展非常迅速。 岭南地区唯一的缺陷，就是气候较为炎热，这降低了生存成本，使得这片土地的人口不会通过发展军工技术和强大的军队来获得收益。 所以，即便从唐朝起，这片土地就成为了中华文明对外交流最重要的窗口，也没有使得这片土地发展成为国家的核心地带，无法抵御中原王朝的统治。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次次被王朝更替所打断。 即便近代以来，一次次的革命号角都是在岭南吹响。但是，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辛亥革命，或者是北伐战争，以珠江流域为发展核心，都无法取得最终的胜利，其脚步始终停留在淮河以南。 明清以来，古代中国之所以还能在西方列强面前，留有最后的一丝体面，也是由岭南所驱动。明朝时期的月港在樟树平原，清朝时期也有广州十三行这样的对外窗口。即便明朝没落，明朝的水师，依然能够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的海军一较长短。 清朝即便是面对法国这样的世界第二殖民帝国，依然能够在中法战争中击败法国，在镇南关战役取得胜利。这就是岭南的力量，其不仅为一个没落的帝国挣得了一丝颜面，更为以后的新生提供火种。 一批批志士仁人在这里睁眼看世界，在这里走出国门，在这里吹响革命的号角，在这里建立经济特区，岭南成为了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引擎。 六：人口聚集  工业时代，最需要的就是岭南这样生存成本高、生产成本低的地理环境。对比西方文明高纬度的地理环境，岭南的生存成本受气候的制约，要明显低很多；岭南的生产成本也因为其辐射的地区有限，也明显要高一点。 在农业时代，生存成本低，才能繁衍更多的人口，才能使农耕种植获得充足的劳动力。生产成本高，才需要聚集人口进行土地开发。在众多人口聚集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社会分工，推动生产技术的发展。 到了工业时代，这种情况，完全逆转。生存成本低的话，人口就会在农业生产领域囤积下来，不会去发展更具有经济效率的工业生产。生产成本高的话，通过工业生产出来的商品就不具有价格优势，最广大的社会底层民众就没有购买的经济实力。 只有在生存成本高的情况下，才会为了生存，自发地向工业生产领域流动，去发展更具有经济效率的社会生产。只有在生产成本低的情况下，工业生产出来的商品才能销售出去，从而推动土地的进一步开发。 农业技术只能开发适合人类定居的地区，而工业技术却能进一步开发那些不适合人类定居的所谓不毛之地。更多的土地得到开发，人类社会所获得的自然资源就越多，生产出来的物质资料也就越多。 农业时代是先有众多的人口，才有人口的聚集，人口聚集才能开发更多的土地，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工业时代则是先有人口的聚集，才能开发更多的土地，生产出更多的商品，继而供养更多的人口。 什么样的地理环境会使得整个社会的生存成本高、生产成本低呢？马克思有言：人们的衣食住行是人们从事政治、科学和艺术等活动的基础。 地形、气候、资源等自然条件，使得某一个地区，人们维持基本生存所需的衣食越少，就意味着这个地区的生存成本越低。反之，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衣食越多，生存成本就越高。 或者是，某一个地区，人们获取生存所需衣食的途径越少，就意味着这个地区的生存成本越高。反之，获取生存所需衣食的途径越多，生存成本越低。 同样的，某一个地区，人们出行或者是运输商品所需的费用越少，就意味着这个地区的生产成本越低。反之，出行和运输商品的费用越高，生产成本就越高。 或者是，某一个地区，人们进行社会生产或者运输商品所需的时间越长，就意味着这个地区的生产成本越低。反之，进行社会生产和运输商品所需时间越短，生产成本越高。 同样的，某一个地区，商品运输所需的费用越少，就意味着着地区的生产成本越低。反之，商品运输的费用越高，生产成本就越高。 分析一个国家不同地形、气候、资源等自然条件对其社会运行成本的影响，需要丰富的地理学知识，更需要一个较长的综合考量的过程。这里就不详细论述。 七：弯道超车 进行工业化以及运行工业化社会，需要生存成本高、生产成本低的地理环境。这样的地理环境，恰恰是与农业社会运行相反的。中国之所以在两千年历史进程中，有着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就是有着这样的地理环境。 西方文明实现弯道超车，是在地理环境的作用下，有着进行工业革命以及运行工业社会的成本优势，并非是在农业技术上弯道超车。 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业门类越来越细化，西方文明各国缺少足够的人口建设全产业链，不得不将一些利润低的产业转移出去。承接了这些产业转移的文明国度，通过所谓的人口红利，降低了工业生产的成本，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工业化。 这就给了人们一种假象，以为只要有人口红利，就能快速完成工业化，以为只要能发展高科技产业，就能对西方进行弯道超车。 实际上，没有社会运行成本的优势，只有可能是对所谓的高科技进行技术升级迭代。这种形式上的创新，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其只会增加社会的运行成本，使更多的人失业。 真正的创新，是从无到有。比如说，以前没有计算机，后来发明了计算机，这才是创新。对计算机进行技术升级，使其更便宜更优质，这说不上是创新，最多是更新。  从无到有的创新，这不是人们通过主观能动性就能做到的。这种创新，是社会运行到一定的阶段后，为补全社会运行的缺陷所产生的需要。 这种需要的创新成本，是由整个社会承担的，社会得到的回报是让更多的人得到工作岗位。这不是说投入的研发经费多，点的科技树多，就能做到。 一般情况下，是人们对现有的社会问题，提出构思，然后实践，再不断改进。改着、改着，就发现其不同的用途。由此，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就问世了。 就像火药，最初就是道士炼丹的副产品，谁能想到它能开启热兵器时代。就像计算机，最初是为了解决发射导弹、火箭等军事和科学的计算问题，谁能想到它能引爆一场信息革命。 计算机，经过了巨型化、微型化、网络化、多媒体化，智能化多个阶段的发展，其应用领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本无法想象，第一台计算机的算力，还不如现在的一台计算器。 在工业生产领域，通过学习，最后比西方文明各国做得更好，这个可以实现。要在工业领域弯道超车，基本上不可能。 目前，人们以为的弯道超车的高科技产业，如新能源汽车，5G网络，光伏发电，高铁等等。其中有些产业，西方国家在一百年前就有了。拿新瓶装旧酒，最多说明能够在人口的优势下用得西方国家更广泛，受众更多。 八：殖民历史 西方文明各国从未在农业社会的运作中，实现对中国的弯道超车。中国也不可能在工业社会的运作中，实现对西方文明各国的弯道超车。 西方工业化进程，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是大航海运动的土地殖民。土地殖民阶段，西方殖民者所执行的是驱赶屠杀原住民，所需要的是土地以及贵金属，主要殖民对象是美洲大陆。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印第安人悲惨历史。  第二历史时期，是工业革命的商品殖民。商品殖民阶段，西方殖民者所执行的是自由通商，所需要的是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整个非洲、亚洲是其主要的殖民对象。 此时的美洲大陆，反而平静了不少，因为此时的美洲没有多少人口，销售市场根本打不开。反而是北美十三州为了避免沦为宗主国的倾销市场，发起了独立运动，建立了美国。 第三个历史时期，是网络时代的金融殖民。金融殖民阶段，西方殖民者所执行的是金融霸权，所需要的是全球化和人口红利。主要的殖民对象是人口众多的沿海国家，典型的例子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 我们并没有超越历史，我们仍处于西方殖民历史的范畴之中。我们的工业化，并非由自身的社会运行成本所驱动，而是在西方殖民者推动产业转移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实现的。 所以，我们的工业化是承接西方中低端产业转移的结果，我们的城市化是人口红利转变为金融资本的结果。 以我们的资本取代西方殖民者的资本，从而取代西方殖民者全球化领头羊的位置。以我们和平的以助力其他国家进行工业化基建的手段对抗西方殖民者暴力的操控世界能源市场的手段。以我们的举国体制大力发展前沿科技，以便打破西方殖民者所塑造的技术壁垒。 所有这些策略，都给我们营造了一种假象：西方不行了，美国要崩溃了，我们要崛起了，我们要弯道超车了。 实际上，这些策略，早在五百年前的明朝已经使用过了。大明宝钞、郑和七下西洋、开放月港、全球一半的白银产量流入大明等等。 当然，明朝推行这些政策，要对付的对象，不是西方殖民者，而是南方的商人。我们可以说，由于历史的局限，明朝统治者不懂金融知识，下西洋也只是为了宣扬皇帝的德威。难道西方的殖民者天生就懂这些？ 之所以西方殖民者能够发展出工业革命，能够开启工业化时代，他们有地理环境所赋予的成本优势。这个成本优势，最基础的，就是他们的粮食可以成为资本的一部分。 这个明朝根本做不到，因为明朝要囤粮备荒备灾，要保证粮食安全。时空转换到现在，依然是如此。我们的对手美国，他们的粮食以及生产粮食的土地，实际上就是资本的一部分，可以自由地在资本市场上流转。 想一想，我们这么做，会发生什么？其实不用想也知道，明朝的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到了明朝末年，大量的百姓家庭破产，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九：解决问题 观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在西方发展工业进行全球殖民的历史进程中，只有我们中国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我们对近代百年屈辱的反应如此强烈，是因为近代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与历史上天朝上国的巨大反差所造成的。 除了我们中国外，美洲、非洲、亚洲、澳洲的所有国家，都有一段完全沦为殖民地的历史。虽然我们的邻居日本，通过脱亚入欧成就了工业大国的历史地位，加入了西方殖民帝国的行列。然而，二战之后的日本，彻底沦为了美国的金融殖民地。一纸协议，日本几十年的努力就被洗劫。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根源于我们中国的地理环境。地理环境作用下的中国，中原核心的社会运行是生存成本低，生产成本高。由此，中国版图在中原核心的凝聚下，形成大一统的牢不可分的整体。 如此一来，清朝时期的中国，就避免了像印度一般被殖民者蚕食和瓜分。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其国家体量与我们差不多，也是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只是，他们的地理环境，使得他们的历史，就是一盘散沙，就是一系列的被入侵者所统治的历史。  另一方面，有利于工业发展的地理环境，其社会运行是生存成本高，生产成本低。这与我们中国的地理环境完全相反。日本之所以沦为美国的金融殖民地，除了二战失败外，根源于地理环境作用下，两者的社会运行成本是类似的。日本能通过赌国运，通过一场战争而崛起，也会在战败中沦陷。 其他有过彻底沦为殖民地历史的国度，他们的地理环境，要么在生存成本上与工业发展的需要相同，要么是在生产成本上与工业发展的需要相同。地理环境对社会运行所产生的作用，与西方完全相反的只有中国。 相反的情况下，我们中国不会与西方殖民者同流合污，既不会认同他们的社会运行模式，也不会像日本那般来个“脱亚入欧”式全搬照抄。西方殖民者既没有那个实力一口气吃下中国这么庞大的整体，也无法产生非要吃下的利益驱动。西方殖民者唯一的手段，就是军事打压和战略围堵。 中世纪的西方，之所以没有被他们东边的大帝国所吞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东罗马帝国本来想恢复罗马帝国的版图，也通过军事力量重新控制了意大利半岛。结果发现，征收的赋税，不仅无法支付军事行动，甚至无法弥补派遣官员进行统治的费用。 东罗马帝国之后的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蒙古帝国，都曾意图染指西欧。结果，无一例外，他们都选择了半途而废。西欧那地方，得不到他们想要的粮食和赋税。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对待西欧各国，唯一手段也只是军事打压。 所以，中西方就成为了天生的对手，其竞争的不是超越对方，而是超越历史，超越自己。竞争的方向，是对人类文明进行升级。我们所看到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去工业化的路途中走向了衰弱。我们看不到，是西方发达国家有没有可能在升级？有没有可能，这种所谓的衰弱是他们在摸索着创造更高层次的文明形态？ 人类文明经过了农业文明发展后，是进行工业文明的发展，那么下一个文明形态又会是什么？又如何才能发展出来呢？ 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弯道超车，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十：总结与方案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何中国错失了三次工业革命？ 答案是：中国的地理环境对社会运转的影响是生存成本低，生产成本高。在这种地理环境的作用下，中国创造了世界上最先进发达的农业文明。同样的，在这种地理环境的作用下，中国进行工业革命以及运行工业社会的成本太高。 为此，中国经过近代百年的摸索，才在错失三次工业革命的情况下，在西方去工业化的尾声中，抓住了全球化和人口红利的契机，从而实现了工业化。 第二个问题：中国能不能弯道超车？ 答案是：在地理环境的作用下，运行工业社会的成本太高，中国无法在工业生产领域，对西方进行弯道超车。 第三个问题：中国怎样才能弯道超车？ 答案：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西方完成弯道超车是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工业实现的。中国要弯道超车，只能是找到自身地理环境的优势，在发展工业的基础上，继而发展出更高形态的文明社会生产方式。 具体方案，可以参考西方实现弯道超车的历史。西方虽然有适合工业发展的地理环境，但是在人类农业文明鼎盛之前，其没有发展出工业文明。 从这一点来说，农业社会发展到鼎盛，是工业文明出现的基础。西方在发展出工业文明之前，也有过一段“中国文化热”。他们也是在学习了中国最先进的技术成就后，才发展出工业文明。仅仅是西方自身的农业发展条件，不具备向工业社会发展的能力。 没有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西方是没有办法进行大航海的。中世纪的西方，也是农业社会，但一片黑暗。不学习中国等其他农耕帝国，他们自身搞不来四大发明。 所以，中国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并在学习的基础上，去寻找这些技术新的应用方向。网络上有一段反思古代中国历史的小段子，说的是我们拿火药做鞭炮，西方却是拿火药造大炮。 这个小段子肯定不是事实，我们自身也有积极的发展火器，只是没有西方那么快而已。不过，这个小段子，也说明了技术应用的方向，比技术本身更重要。 从目前的前沿科技来看，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可能就是智能机器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工业发展之所以能创造比农业更多的物质财富，是因为农业的生产方式无法去开发那些不适合人类定居的地区。  不适合人类定居的地区，也有丰富的动植物和矿产资源，将其开采并运送到工厂进行加工，变成商品后，再销售到适合人类定居的地区。如此，不管适不适合人类定居，工业的生产方式都能进行开发。 可利用的自然资源来源变得更为广泛了，也就给了人类社会进行社会分工生产的条件，创造的物质财富自然更多。 沿着这种思路往前推，人类无法定居的地方，智能机器人能不能定居？智能机器人的生存条件和人类的完全不一样，他只需要能量而已。这样一来，是不是就解决了原产料运输的问题，完全可以实现就地开采就地生产。 人类要做的，就是研发更先进的智能机器人，并且投放机器人。一开始，机器人的智能可能不够，那么能不能通过网络技术，远距离遥控呢？ 比如说，我们向月球投放大量的机器人，假设数量达到了七十亿个，在月球上形成了一个机器进行生产的社会。机器人生产人类所需要的物质资料，人类则研发技术，提升机器人的生产能力。 这样的生产状态，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就变成了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人类研发的技术向机器人交易生存物资的关系。 由此，国家可以统一设立相关的机构，有研发机器人的机构，管理机器人的机构，与机器人进行交易的机构。由国家统一生产、统一交易、统一分配，也就构成一个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 人类社会在这种运作方式之下，我们大一统人文背景之下的国家优势，地理环境优势，也就发挥了出来。我们有着全球最多的有文化的高素质人口，可以在国家统一安排下构建最庞大的研发和生产机器人的团队。 生存成本低，生产成本高的地理优势，又可以重新发挥出来。生存成本低，使得我们对构建初始机器人社会的物资需要就低，意味着发展机器人社会的成本更低。生产成本高，使得我们对构建机器人社会的驱动力越高，意味着我们将某些社会生产转移到机器人社会，所获得的利润越高。 与中国相比，西方社会在地理环境的作用下，表现就会相反。就像我们中国在明清时期，打压商人，限制手工业发展的情况一样。我们的缺陷，是粮食和土地无法成为资本的一部分。西方的缺陷，是粮食和土地无法成为人口增长的直接因素。 假设发展机器人社会，开启智能革命成为未来社会的必然。西方发达国家，要面对的，是机器人社会提供的物资太少，还不够他们的投入成本。是将某些社会生产转移到机器人社会后，无法获得足够的利润。 在地理环境作用下，中西方的社会发展，我们会非常快速，西方则缓慢停滞。其他连工业化都没有实现的国家，则是连机会都没有。相对比之下，我们就实现了弯道超车，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目前，智能机器人的发展方向，主要是要取代人类重复性、特繁琐，纯体能类的工作。由此带来了智能机器人取代人类的恐慌设想，带来了人类与机器人并存的设想，带来了人类与机器融合的设想。 这样的方向显然不对，因为其只会造成更多的人口失业，造成社会贫困，无法改变工业化生产的方式。 由国家主导，构建一个与人类社会并立的机器人社会，用来承接人类社会的产业转移，与人类社会进行商品换技术的对等贸易。这个方向，才能改变生产方式，开启智能革命。这个方向，美国似乎已经在进行，被称为再工业化，只是进程较为缓慢。 当然，智能机器人的方案只是一个构思，肯定有许多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甚至是社会问题。 全文完，感谢阅读，期待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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