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党与东林党，谁才是明末最大的祸害？历史早已暗指真相

太监，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个绕不开的存在，以东汉末年和唐朝中后期和明朝中后期的势力最大，东汉末年和唐朝中后期的太监，势力大到可以废立皇帝的地步，明朝的太监势力之大以魏忠贤为顶峰，在历史书籍中，在现代的影视作品中，号称九千岁的大太监魏忠贤一个阴险狡诈，残害忠良的阉人，蛊惑皇帝，把持朝政，排斥异己，残害忠良，坏事做尽，把大明朝廷弄得乌烟瘴气，是一个人人喊打的明末祸害，明朝的灭亡，和他有一定关系，这是掩盖不了的事实。

因为他的作恶多端，崇祯上台后，就根据朝野的呼声处死了魏忠贤，追随魏忠贤的大批阉党官员被贬或杀，随后大批原来被魏忠贤压制和排斥的东林党官员复出，占据了明庭许多要职，一时间号称“众正盈朝。”但是就在所谓众正盈朝的情况下，大明王朝却内忧连绵，外患难平，尽管崇祯皇帝苦苦支撑，但是登基十七年后，李自成攻进北京的欢呼声中，崇祯含泪走到紫禁城里的煤山上一棵老树下，三尺白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明朝由此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

崇祯皇帝死前哀叹：“文臣皆可杀”,“此皆文臣误我”，崇祯朝的文臣绝大多数为东林党，此皆文臣误我，文臣皆可杀，诅咒的就是东林党，由此可见崇祯皇帝此时已明白自己是被东林党坑了，是东林党的清谈误国导致他成为了亡国之君。

的确，东林党的清谈误国，是明朝灭亡的一个重大缘故，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误了天启，东林党误了崇祯，没有阉党在天启朝的胡作非为，就没有崇祯朝东林党官员借着拨乱反正名义的大规模掌权，绝大多数东林党官员长于打嘴炮，短于治军理政，崇祯正是被东林党官员一步步忽悠成为了亡国之君，可见魏忠贤和东林党，是明末的两大祸害。

但是，这两个祸害，谁才是明末最大的祸害？

要说谁是最大的祸害，首先要看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明朝灭亡，表面是亡于李自成和满清，但实际是亡于财政的破产，在整个崇祯朝，旱灾频发，因为朝廷缺钱，无力赈灾导致流民遍地，崇祯元年的陕西二王起义，就是因朝廷无力赈灾导致的暴乱，三边总督杨鹤提出的以抚为主以围剿为辅的镇压灾民暴乱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因为大明朝廷没有足够的钱粮，导致了杨鹤的失败。

在天启主政时，魏忠贤为了讨好好木匠皇帝，总是想尽法子，为了对付辽东叛乱的后后金女真势力，他力排众议、大胆起用辽阳战败后遭受谗言的熊廷弼，违心推荐孙承宗等一批能臣，大力征收工商税收，力保边防经费，在他的一系列铁血手段下，大明跌跌撞撞的向前艰难行走着，可以说魏忠贤是一个一边干坏事，一边干实事的祸害，因为这个，天启皇帝明熹宗朱有校在临死前曾专门叮嘱他的弟弟朱由检(后来的崇祯)说，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朱由校在生命最后时刻，对魏忠贤给予如此高的评价，也是他认识到了魏忠贤在处理“大事”方面的清醒和果决，尤其是在维护朝廷大局、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的关键问题上。

假如魏忠贤不死，凭借魏忠贤的能力和手腕，知人善任，袁崇焕不至于被杀，洪承畴也不会因钱粮的压力而在松锦之战中战败，太监高起潜那样的垃圾也不可能带兵，卢象升也不会死于高起潜的见死不救。

在魏忠贤死后，失去了压制的东林党势力膨胀，一党独大，此时的东林党早已成为了大地主和大商人的代言人，为了维护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不仅忽悠崇祯减免了工商税，而且把大量的税赋转嫁到温饱不继的大量农民和小商品手工生产者身上，导致大量农民和小商品手工生产者破产成为流民，为了温饱，这些人只能走向暴乱。

东林党官员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战术，加饷二百八十多万两，这些负担本来不应该再加在已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广大百姓头上，但是在他的忽悠下，崇祯以‘暂累吾民一年’为借口，再次如绞索一样套在了百姓脖子上，导致了大量流民投向了李自成张献忠等暴乱势力，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战术最后彻底失败

阉党虽然狠毒，残忍，但是最起码保住皇帝才能保住自己的权势，这点道理他们还是知道的，在这个前提下，他们为了自己也要干一些对国家有力的事，魏忠贤征收工商税，用自己不喜欢的熊庭弼、孙承宗、袁崇焕守辽东，就是这种心理的表现，而东林党内，多数是大地主和大商人，土地广阔，财富巨量，对皇帝的依附心里并不强，热衷的是捞钱和结党营私，对国家的政事并不在乎，为了私利党争不断，袁崇焕因党争而死，卢象升死于杨嗣昌的私心，洪承畴败于朝内官员的妒忌贤能，孙传庭因得罪杨嗣昌被崇祯贬为平民，几年后复出战死潼关。

历经十七年的风雨，崇祯最后才明白自己阉党和东林党谁是大明更大的祸害，在他自杀前五天，下令收葬魏忠贤遗骸，这是他对魏忠贤价值和功绩的重新肯定，可惜，他明白的太晚了，大明之事已不可为，他只能一步步走向了那棵最后结束他生命的老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