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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三龄两历一身份”造假高发乱象，此次全国性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工作，明确将干部的出生时间、参加工作时间、入党时间、学历学位、工作经历、干部身份、家庭主要成员及重要社会关系等重要信息作为审核重点。 【编者按】档案记录了一个人的主要工作、生活经历，能够极大地反映出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涂改、伪造档案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明确把“不准涂改干部档案，或者在干部身份、年龄、工龄、党龄、学历、经历等方面弄虚作假”，列为“十不准”之一。 尽管各类法规很详尽，但在“权”与“利”面前，依旧有人想方设法找漏洞、走捷径。 近年来，在档案中修改年龄、增删履历，将背景材料整体“洗白”，成为一些地方干部人事管理的“潜规则”。在中纪委公布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两轮巡视整改情况中，巡视涉及的20个省份中就有15个省份的整改通报提及整治干部档案造假。群众调侃这种“洗档案”现象是“年龄越填越小、工龄越填越早、学历越填越高、身份越造越假”。专家指出，档案管理疏松、纠错机制缺乏、造假成本低是档案造假泛滥的主要原因。 根据全国统一安排，目前，各级组织部门正在对干部人事档案分级、分批展开系统专项审核，各级别公务员和参公管理人员档案均将纳入审核范围，直接向干部人事档案造假乱象“亮剑”。 专家认为，要改变人事档案的“黑箱”化管理模式，需要扩大干部基本信息的公开化，为社会监督创造条件。同时加强对造假行为的处罚力度。像新加坡、新西兰这样重视诚信、提高造假成本、建立严惩机制以及档案信息透明公开等做法或可提供一些借鉴。 新西兰 一举一动晒在阳光下 本报记者 宿亮 发自惠灵顿 你是谁？你从哪来？你有什么本事？你做了哪些事情？你尽职吗？ 在新西兰，这样的问题是媒体和公众时时向政府官员发问的。今年4月，新西兰议会休会，议长与4名不同党派的议员组成代表团前往多个欧洲国家访问，预算13.8万新西兰元（约合人民币66.24万元），其中经济舱旅费9.7万新西兰元（约合人民币46.56万元），包括4名议员配偶的旅费。一时间，媒体哗然，议长连忙出来表态：我出访时自己给老婆掏钱。 帮着官员算账，还要算到小数点后面，这在新西兰是常有的事情。今年2月，政府薪酬部门公布要给议员涨工资，年薪最少涨8200新西兰元（约合人民币3.9万元），总理工资涨幅最大，为2.38万新西兰元（约合人民币11.42万元）。 这个账头一公布，又是全国媒体声讨，逼得总理和议员纷纷说：其实我们不想涨工资。 话说回来，谁不想涨工资呢？但数据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考虑经济形势一分析，到底合不合理一目了然。政府官员想要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就只能是个“白日梦”。 这就是信息公开的力量。在自嘲有“政治洁癖”的新西兰，档案信息透明公开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政府的一举一动都晒在阳光下。 经过多年的实践和修订，《新西兰官方信息法案》已经成为公民要求政务公开、信息透明的最坚实保证。这部法案最重要的原则是：“除出于特定原因需要保护的信息外，所有信息都必须公开。”法案要求任何政府部门在受到公民查询信息的要求时，按照这条原则执行。 按照法案规定，公民向政府部门提交新西兰公开申请，政府组织必须在20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提供信息的决定。同时，法案明确表示，20个工作日是最长时限，实际工作应越快越好。根据法案，有些信息会被拒绝答复，有些则要收取一定的费用。一旦政府部门无法在20个工作日做出决定，申请者有权向政府监察专员投诉。如果政府部门决定不公开相关信息，还需要给申请者明确理由。政府部门之间可以互通一定范围内的有关信息。 这些规定旨在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的水平，确保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考量各方利益，提升政府的治理水平。 在这种严格的法律规定下，政府官员一旦存在档案造假、隐瞒信息或违反规定的情况，公众和媒体可以很容易地从官方获得相关信息，让想要“钻空子”的官员无处藏身。 2008年，新西兰首位华人议员、少数族裔事务部及妇女事务部长黄徐毓芳与丈夫前往中国访问。按照新西兰的规定，官方可以负担议员配偶的旅费，但前提条件是配偶出行的目的完全是陪同，不能兼做其他商务活动。恰恰在黄徐毓芳夫妇的这次旅行中，她的丈夫与某公司签订了一份商务合同。消息公开后，黄徐毓芳只得黯然辞职。 类似的事件在新西兰其实很常见，先前也有议员使用公务信用卡支付私人消费，即便事后还上相应费用，但仍要辞去议员职位。正是这种高透明度的政治生活规定，使得新西兰成了世界上最为廉洁的政府之一。■ 新加坡 学历造假，想都不敢想 本报记者 马玉洁 发自新加坡 新加坡的严法严罚，显然是让蠢蠢欲动的投机分子止步不前的最大约束力。《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新加坡询问了一些在政坛上有过多年经验的人士，谈起学历造假，他们直呼“想都不敢想”。 其实，在新加坡，要想造假并不难。新加坡隆道研究院总裁、原新加坡驻沪领事许振义告诉记者，事实上，新加坡的政府办事大多是基于一种相互信任的原则。因为为了提高效率，新加坡政府的工作流程已经非常简化，而“简化的前提则是诚信”。 “比如你去政府部门办事，很多时候会发现，政府部门让你提交的文件几乎是基于一个无条件信任的前提，政府假定你的材料是真实的，而它并没有立刻去审核。”许振义说道。不过，他也指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是因为新加坡在法律上对于诚信欠缺的行为给予极为严厉的惩罚。 就以新加坡的小学报名为例。同中国一样，新加坡也有学区房的概念。不过，在新加坡，政府允许租房的家庭也作为学区房进入考量。也就是说，只要你住在这个学区里，不管是购置的房产还是租住的，都纳入该学校入学范围。因此，有“聪明”的家长就会采用技术手段，在孩子入学之前，到某一名校的学区内“假租”几个月或者半年，等到小孩成功入学后再搬回原住所。 而这种情况，在新加坡一旦被发现，就会冠以“虚假文件”的刑事罪名被控上法庭，肇事者也将面临牢狱之灾。 许振义说，在新加坡，只要涉及“虚假文件”，就一定是刑事罪名。甚至是在路边停车时，司机用一张用过的停车券冒充新券这样社会影响很小的行为，也必须上庭接受判决。冒着分分钟名誉扫地甚至锒铛入狱的风险，自我约束甚高的官员断不敢做出类似伪造学历的行为。 尽管如此，新加坡也并非与虚假文件绝缘。不过，大多数顶风作案的还是新移民或者是申请居留权的外来人士。去年在新加坡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导游卷入新加坡富婆遗产托管一案中，涉嫌侵吞财产的中国籍男导游杨寅就被连带查出涉嫌学历和收据造假。对此，新加坡法院在去年11月一共控告他高达331项伪造收据的行为，而一旦罪成，他就将面临最高10年监禁或罚款，或者两者兼施。 另外一个例子是在去年12月，一名中国女生为了赚钱治病，答应以7000元人民币的酬劳担当枪手，冒充他人来新加坡参加雅思考试，结果，她在考场上被当场揭穿。即使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强调她是因为胸部有囊肿，为赚取医药费才以身拭法，但在今年3月，法官仍判她入狱五个月。 由此可见，在新加坡，断然不会出现如中国一些地方干部学历、档案造假的现象。而一旦被怀疑在学历或者文件上的信息涉嫌欺诈，政府也可以轻易查证。新加坡三所大学都会提供毕业生学历查询的服务，国外大学同样也都设有类似的部门。而在新加坡，不论是在诊所洗牙拿药，还是网上报名例如马拉松等社会活动，均需要填写详细的身份证信息等个人资料。因此，一旦查出某人有伪造文件的嫌疑，也可以轻易调取文件记录，不会让违法者逍遥法外。■ 【记者观察】严管不如提高造假成本 本报记者 张皓雯 发自北京 中国向干部人事档案造假乱象“亮剑”，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正因为档案管理疏松，造假行为普遍，才需要各级组织部门进行专项审核。 其实说起来，国外管理官员的人事档案，跟我们也没什么不同。比如美国，各级政府机构和其他公立组织的现职人员，其人事档案均由所在机构的人事部门集中统一保管，联邦政府各机构都统一设置了人事部门负责管理本单位现职人员的人事档案。州政府以及其他地方政府中也类似地设有管理现职公务员人事档案的机构，有的叫“人事办公室”，有的称“人力资源办公室”。法国政府系统人事档案采取的也类似集中管理模式，现职人员的人事档案都集中保存在各供职单位的人事部门。日本的各级政府也都设有人事机构，负责保管同级机关的人事档案。 不过，这些国家鲜有篡改官员档案的现象，如果仅仅归功于它们的社会诚信体系良好，似乎也不尽然。究其原委，还是造假的成本太大。荷兰就曾经有个活生生的例子：从2003年开始，索马里裔女议员阿里在荷兰声名鹊起，除了她是首位移民女议员，最令人关注的是她的女权主义强硬做派。也许是政治明星的身份让她有些飘飘然，2006年，她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中公开承认，1992年自己申请避难荷兰时曾经“说谎”——修改姓名、年龄和履历。这使得阿里的命运风云突变，也引发荷兰政坛地震。强硬的移民大臣威尔冬克致电阿里，宣布其荷兰国籍无效。不得以，阿里宣布辞去议员职务，漂洋去美国。阿里不仅为14年前的一个谎言付出了代价，而且导致整个荷兰政坛政治力量重新洗牌，巴尔克嫩德内阁因此倒台。 名誉扫地、锒铛入狱、政治生涯就此断送……改小下年龄、提高下学历就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又有哪个官员敢拿整个后半生的事业去冒险呢？ 所以，中国要根除官员档案造假，不仅仅在于揪出被动了手脚的档案，也不仅仅在于严格管理档案，还要有一把闪着法律理性之光的“剑”，让那些蠢蠢欲动的造假者不敢妄动心思，彻底断除这个念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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