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0东汉时期的军事思想和军事人物

东汉的军事思想与西汉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与同时期其他 学科相比，亦显得较为落后。就兵书著述而言，民国陆达节在 《中国历代兵书目录》中，虽然辑录了东汉兵书9部，然均因其影 响较小而未能传世，数量上也远较其他朝代为少。究其原因，一 是与东汉王朝的治国指导思想有关。刘秀统一天下后，确定了 “以柔道行之”的治国方针，主张“偃武修文”，故军事思想未曾 引起足够重视。二是谶纬神学的影响。自刘秀晚年“宣布图谶于 天下”后，这种神秘哲学更笼罩了整个思想界，多少对军事学术 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所以，东汉时期的军事思想学科步履维艰， 陷入了一个低谷。但是，军事思想是军事实践的产物，从东汉统 一战争、民族战争及其他战争中，仍可发现不少具有历史价值的 军事思想，如重视战争准备的思想，联合多数、攻击主要敌人的 策略思想和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思想等，均有借鉴意义。王 符《潜夫论》中关于择将任将、实边固防等思想，亦不乏光彩之 论。此外，一些杰出军事家和优秀将帅的运筹决策思想、统兵治 军观念及战役指挥艺术，亦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军事发展水平，具 有科学探讨的价值。

第一节东汉军事思想概述

一、重视战争准备的思想

东汉时期关于重视战争准备的思想，虽然在理论方面缺乏完 整、系统的学说，只有思想家王符在《潜夫论》中，针对安、顺

以降战备松懈的状况，提出过“明修守御之备”的主张（详见本 章第二节)，但从东汉前期光武帝刘秀等人在对待民族冲突，尤其 是为解决匈奴南扰问题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上，可以看出 东汉王朝对战备问题的认识水平和重视程度。换言之，东汉前期 在进行民族战争时，充分注意了综合国力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 把边防建设与政治、经济的整顿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全i*位地 作好从事一切战争的准备。这在秦汉时期是颇具典型的。

东汉明帝、和帝时期对北匈奴战争的胜利以及最终灭亡北匈 奴，固然与窦固、窦宪、耿秉等人的正确指挥有直接关系，但究 其根本原因，应是东汉王朝长期重视战争准备的必然结果。在这 场战争中，汉朝的作战对象匈奴，是秦汉时期具有强劲战争活力 的北方游牧民族。秦始皇、汉武帝都曾欲以雄厚的国力基础彻底 制脤匈奴，虽然取得过多次反击战争的辉煌胜利，在一定时期内 有效地抑制了匈奴的南扰，捍卫了北疆，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反而因战争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而激化了国内社会矛盾r汉 高祖在结束楚汉战争后不久，即以胜利之师北伐匈奴，却招致了 兵困平城的屈辱结果。而这一切均是东汉王朝的前车之鉴，尤其 是汉高祖击匈奴失败的教训，对处境、条件与其相似的刘秀感触 更深。刘秀的战略思想本来就体现了一个“稳”字，所谓“量时 度力，举无过事”①，凡事策划周详，三思而后行，从不做胸无把 握或力所不及的事，力求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成果，这从他 在统一战争期间的战略决策及战役指挥上看得很清楚。所以，当 全国统一后匈奴南下问题日益严重时，他并不急于兴师北伐，“非 儆急，未尝复言军旅”，而是全力安内，就连西域诸王再三请派都 护，都一律予以谢绝。

表面上看，东汉初年刘秀在对待匈奴问题上采取的是一条消 极防守的政策，对匈奴南下容忍放纵，实质上刘秀在政治、经济、 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所作所为，正是针对了当时的客观情况，因

①《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而具有更深远的战略意图。

刘秀深知战争是综合实力的较量，而当时的汉王朝刚从战火 中摆脱出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①，客观上综合实力不足以再 次发动大规模战争，主观上民心厌战，渴望休养生息。若不顾一 切，急于求成，必将重蹈汉高袓覆辙。所以当建武二十七年（51 年），臧宫等人请求联合高句鲡、鲜卑、乌桓等族共击北匈奴时， 刘秀的回答是：“……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 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 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 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由此观之，刘秀并 非不想一举“以灭大寇”，而是准备尚不充分，时机尚不成熟。在 这种情况下，息边养民，充实国力，等待时机，为汉匈之间不可 避免的战争作长期、充分的准备，乃是根本大计。正是在这个思 想指导下，东汉王朝自统一天下至永平十五年，致力于整顿政治 经济，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巩固统一政权。而对周边 民族的袭扰以及地方上的叛乱，则充分注意分别轻重缓急，量力 而行。如对交趾“二征”及武陵蛮的叛乱，因其直接影响地方建 设和社会安定，且力所能及，故坚决予以镇压；但面对实力强大 又远居塞外的匈奴的南扰，则因国力不足，无法在短期内将其制 服，而采取屯兵防守，静观其变的策略，怍长远的战略准备。由 于东汉王朝采取了息边养民的政策，国力逐渐得到恢复。至永平 十六年，政局稳定，生产发展，国家殷实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具 备了相当雄厚强劲的战争潜力；同时，随着联合南匈奴、鲜卑、乌 桓打击北匈奴策略的实现，在军事上也作好了出击北匈奴的一切 准备。所以，东汉对北匈奴的战争，规模虽不如汉武帝时期，但 却基本消除了因匈奴而引起的、持续几百年的边患，这一结局无 疑是与汉朝决策者高度重视战争准备密切相关的。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后汉书》卷十八《臧宫传》。

两汉初年刘邦与刘秀所处的历史背景十分相似，都是从农民 战争中崛起，通过统一战争建立政权、夺取天下。但在对待匈奴 问题上，因指导思想不同，刘邦急于求成，国力不足而轻举妄动； 刘秀“量时度力”，作长远准备，因而导致两种结果。正反两方面 的经验教训，再次证实了先秦思想家反复强调的“国富者兵强，兵 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①的战争哲理，给后人以启迪。

二、联合多数、攻击主要敌人的策略思想

纵观东汉前期几次规模较大的战争，不难发现，汉王朝运用 较多且卓有成效的一项基本策略，便是联合多数、攻击主要敌人。 作为东汉持续几代的重要策略，它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刘 秀略地河北时，势孤力单，白手起家，要想在群雄割据、四分五 裂的形势下谋求发展，就必须充分利用各股势力之间相互为敌的 客观条件，发挥自己政治上的优势，争取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势 力，以达到壮大力量、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的目的。刘秀具有审 时度势、统观全局的战略头脑，擅长政治攻心战术，又善于集思 广益，采纳正确意见，因而具备运用这一策略的心理素质和客观 优势。形势的压迫和自身发展的需要，使刘秀初步形成了联合多 数、攻击主要敌人的策略思想。这一思想在东汉统一战争及对匈 奴的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与王郎对峙时，刘秀的实力远不如王郎，但刘秀采取的策 略远比王郎高明，政治上“延揽英雄”，组成了一支精明强干的领 导班底；“务悦民心”，奠定了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军事上区分 敌友，确定争取联合的对象和主要打击的目标，联合多数，造成 我众敌寡的态势。所以，王郎虽曾盛极一时，但在刘秀联合信都 任光、和戎邳肜、上谷耿况和渔阳彭宠的强大攻击下，迅速土崩

①《管子*治国第四十八k

瓦解。

对刘秀来说，联合只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的策略，联合的对象 随时间、空间和形势的变化，可能成为永久的部属，也可能就是 下一个打击的主要敌人。刘秀联陇和联河西便比较典型地说明了 这个问题。陇西南接巴蜀，西连河西，东邻关中，具有重要的战 略地位。所以，刘秀在东方未定、无力东西兼顾时，采取的第一 步策略便是联合陇西隗嚣，这样既可破坏陇蜀联合，以陇制蜀，确 保关中无忧，又可使陇、蜀在相互攻击中削弱力量，为日后图陇 并蜀创造条件。由此可见，联陇制蜀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配合先 东后西战略计划的顺利实施。当关东之敌消灭后，刘秀得以全力 西向，隗嚣便由联合对象转化为刘秀实施先陇后蜀战略的首要攻 击目标，而河西窦融则成为刘秀打击隗嚣的新的联合对象。

从东汉联陇制蜀和联河西攻陇的策略中可以看出，刘秀处处 胜算，着着占先，完全掌握了主动权。而隗嚣则自始至终被刘秀 牵着鼻子走，先是惧怕实力强大的公孙述蚕食其地盘，欲借刘秀 之力以确保陇西。待刘秀势力日益发展，隗嚣意识到刘秀的潜在 威胁时，陇蜀关系已经破裂。欲拉拢窦融，使河西“与陇、蜀合 纵”①抗汉，但刘秀亦“闻河西完富，地接陇、蜀，常欲招之以逼 嚣、述”②，早已把目光盯住了河西。窦融原是汉室外戚后裔，本 就“心欲东向，以河西隔远，未能自通”®，又闻汉朝“土地最广， 甲兵最强，号令最明”®，加上刘秀积极争取，遂拒陇而投汉。刘 秀联合窦融的成功，更使隗嚣陷于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绝境，成 了刘秀的瓮中之鳖。

从联陇制蜀到联河西攻陇，刘秀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根据形 势的发展变化，制定相应的对策。争取谁、利用谁、打击谁，均 心中有数；对时机、分寸的把握，亦恰到好处，紊丝不乱，确实 体现了相当高超的策略思想。

全国统一后，东汉王朝继续奉行联合多数、攻击主要敌人的

①②③④《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

策略，并把它作为一项基本的边防策略，广泛运用于民族战争。其 中最典型的事例便是，东汉前期联合南匈奴、鲜卑、乌桓等族对 北匈奴的反击。

东汉王朝在统一后对匈奴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由被动防御到 主动反击的过程，其转折点是匈奴的分裂。在此之前，汉朝因天 下疲敝，无力外顾，对匈奴南扰采取以防为主的政策；匈奴分裂 后，刘秀抓住有利时机，对南匈奴以及长期受匈奴控制的鲜卑、乌 桓等族进行笼络，逐渐形成了以汉军为主体的多族军队联合打击 北匈奴的态势。刘秀的这项策略是非常高明正确且完全符合当时 客观情况的。首先，匈奴一直是汉朝来自北方的最大祸患，特别 是匈奴胁迫鲜卑、乌桓连兵南下，更给汉朝造成了莫大压力和威 胁。争取联合南匈奴、鲜卑和乌桓，则既可防止北匈奴与他们再 度合势，最大限度地孤立北匈奴，又直接壮大了汉朝的边防力量。 其次，匈奴分裂后，北匈奴成为汉朝最主要的敌人之一，但“夷 狄情伪难知”①，“强者为雄，弱即屈脤”②，南匈奴、鲜卑和乌® 等族也是不可忽视的不稳定因素，若对其处理稍有不当，则可能 造成祸患。汉朝用笼络手段对其实行联合，虽然要耗费相当数量 的财币，但却能带来几大好处，既可稳定这几个部族，又可通过 对其控制，化害为利，实现“以夷制夷”的战略企图，还可造成 “夷虏相攻”的局势，使他们在与北匈奴的相互攻击中，各自削弱 力量。这也是东汉初纳南匈奴时耿国提出的“令东扞鲜卑，北拒 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③，以及后来耿秉提出的“以夷伐夷， 国家之利”④的边防策略思想。第三，东汉初定天下，百端待举， 需要一定时间来休养生息，以恢复国力。联合南匈奴等部族打击 北匈奴，可减轻内陆徭役征发，确保国内安定，为大规模反击北 匈奴作好准备。同时，汉军在与匈奴军队的作战中，往往表现出

①③《后汉书》卷十九《耿国传》。

②《后汉书》卷四十一《宋意传》。

④《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对漠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其战法的诸多不适应，联合南匈奴 等部族，则可弥补汉军的不足。

总之，东汉王朝釆取的联合南匈奴、鲜卑、乌桓，打击北匈 奴的策略，是刘秀固有策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运用。它 不仅立足于当时急需休养生息，无力外顾，而匈奴南下攻势日益 加强的客观现实，致力于扭转眼前被动防御的不利态势，而且充 分注意了长远的战略目标，为日后大规模联合北伐，彻底击垮北 匈奴创造了条件。所以，东汉取得天山之战的辉煌胜利，以及最 后彻底灭亡北匈奴，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东汉正确运用联合多 数、攻击主要敌人策略的结果。

三、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思想

东汉统一战争期间，刘秀在军事战略上最有特色也最具典型 的，便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集中兵力是古代兵法中“众寡分 合”原则的核心问题，它根据敌对双方态势，通过众寡分合的灵 活运用，达到“我专敌分”，用髙度集中的优势兵力，逐个击破相 对分散的敌军，从而实现战略企图。作为战役指导的战术问题，历 代兵家对它均作过精辟的论述，所谓“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 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 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①，“夫五指之更弹，不若 卷手之一桎，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倶至也”②，强调的均是集 中兵力问题。刘秀对这一问题虽没有作过理论阐述，但在军事实 践中，却超越了一般战术范畴，不仅在战役指导中高度重视兵力 集中，而且在宏观决策时运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原理，制定 指导战争全局的作战方针，表现出了高超的战略运筹思想和非凡

《孙子兵法·虚实篇》。

<淮南子》卷十五《兵略训h

的创造力。

刘秀的这一战略思想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酝酿、成熟的。初 建东汉王朝时刘秀的势力虽有较大发展，但四面受敌，除与实力 强大的更始、赤眉作战外，还面对大大小小、遍布全国各地的割 据势力的威胁，处在众多敌对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所以，统一 战争究竟如何展开，是刘秀战略决策的关键问题。而首先为他解 决这一难题的是邓禹。邓禹是刘秀决策阶层的首要人物，初随刘 秀时便以其远见卓识，向刘秀提出了两大方略：其一为“延揽英 雄，务悦民心，立高袓之业，救万民之命”①的政治策略；其二便 是军事战略上的发展蓝图，即以河北为基地，先“北取幽并”， “东举青徐”，再“南面以号令天下”，逐步实现统一大业。其文如 下：“河内被山带河，足以为固，其土地富贵，殷之旧都，公之有 此，犹高祖之有关中也。进兵定冀州，北取幽并，胡马之用；东 举青徐，引负海之利。三州既集，南面以号令天下，天下不足定 也，②邓禹的对策，既阐明了逐步夺取有利地区的重要意义，又 包含了分清主次缓急、各个击破敌军的思想内容，对刘秀战略思 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刘秀在定都洛阳、平定关中后，基本 按照邓禹的思路，确定了先关东后陇蜀、先易后难、由近及远、各 个击破的战略方针。

从刘秀所处的历史背景来看，这个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切 实可行的。其一，刘秀四面受敌，在力量对比上远不如敌对势力 之和，若四面出击，死打硬拼，必然因兵力分散、众寡悬殊而受 制于敌。但敌方力量分散，互不统属，各自为敌，便于通过众寡 分合的运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其二，东汉统治中心洛阳位 于关东，关东之敌对其威胁最大，不就近解除这一威胁，则无法 专意进军陇蜀，统一大业将半途而废或遥遥无期。同时，关东之 敌与陇蜀相比，力量相对分散、薄弱，地理形势亦不如陇蜀复杂

《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

《后汉纪》卷第一《光武皇帝纪》。 险峻，易于各个击破。因而，刘秀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为战略 指导方针，既符合敌对势力众多而分散的客观情况，也符合自己 总体力量不足以同时出击的现实，反映了刘秀集团高明的运筹决 策水平。

按照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思辑和先东后西、由近及远 的战略方针，刘秀充分利用客观条件改变敌众我寡的形势。根据 自己的实力，分别轻重缓急，抓住有利时机，采取政治、军事手 段，防备和争取次要敌人，先集中兵力、逐个击破威胁最大的东 方之敌。在用兵关东时，又时刻不忘陇蜀之忧，采取联陇制蜀、联 西河制陇的策略，解除西顾之忧，确保集中兵力于东方。待东方 平定后，再折转锋芒，集中全力进军陇蜀。整个战争进程自始至 终，基本依照刘秀的战略意图运转，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军事史上， 运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战略思想的成功范例。

第二节《潜夫论》的军事思想

一、重视将帅军事素质和修养的思想

《潜夫论》是东汉后期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王符的著作。王符， 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南）人，“少好学，有志操”①，与 名学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交情甚厚。生性耿介，不趋炎媚 俗，以此不得晋升，遂郁愤而隐居，专心著书，共成30余篇， “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②。

《潜夫论》共10卷36篇（含叙录），主要阐述其治国安民的 思想主张和反对谶纬神学的哲学观点，其中《劝将》、《救边》、 《边议》、《实边》4篇，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了他的军事思想，这 些思想虽无更多创新和突破，但在军事思想领域极端沉闷的东汉，

①②《后汉书》卷四十九《王符传h —382 —

无疑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

《潜夫论》中所阐述的军事思想，带有浓厚的时代气息。东汉 后期，政治腐败，朝政荒废，官吏残暴，豪强肆虐，阶级矛盾、民 族矛盾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空前激化。所以，《潜夫论》在探讨 军事问题时，非常自然地涉及到了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对 上层统治集团不明军事、不修武备、不恤民生、苟且偷安的现象 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抨击。

东汉自安、顺以降，“羌乱”不断，边民备受战火之殃。王符 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将帅素质的低劣，因而，在 《潜夫论》有关军事内容的篇章中，他把《劝将》列于诸篇之首， 以示对将帅在战争及战备中地位、作用的重视。他首先分析了汉 军将帅在同西羌作战中所暴露的诸多弱点，指出，“今兵巧之械， 盈乎府库，孙、吴之言，聒乎将耳，然诸将用之，进战则兵败，退 守则城亡”；“军起以来，暴师五年，典兵之吏，将以千数，大小 之战，岁十百合，而希有功”，主要原因就在于将帅不懂治军用兵 之道#概而言之：（1)将帅不明战略，不懂战术。“胜负之数，不 明乎将心”，“无断敌合变之奇”，故不能审时度势，掌握战争战役 主动权。（2)将帅不知以抚死禄生来激励士气。“今吏从军败没死 公事者，以十万数，上不闻吊唁嗟叹之荣名，下又无禄赏之厚实， 节士无所劝慕，庸夫无所贪利。此其所以人怀沮解，不肯复死者 也”。这是造成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的重要原因。（3)将帅赏罚 不明。“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将不能效也，言赏则不与，言罚则 不行”，其结果是“士进有独死之祸，退蒙众生之福”，士兵抱着 这种态度去作战，自然只有失败。（4)将帅荒废军事训练，不能 爱抚士兵。“今观诸将，既无断敌合变之奇，复无明赏必罚之信， 然其士民又甚贫困，器械不简习，将恩不素结，卒然有急，则吏 以暴发虐其士，士以所拙遇敌巧。此为将吏驱怨以御仇，士卒缚 手以待寇也”。

在分析了汉军将帅以上四个致命弱点后，王符进一步指出: “夫将不能劝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与无兵等。无士无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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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欲合战，其败负也，理数也然。故曰：其败者，非天之所灾，将 之过也。”既明确指出了不能治军劝士、不会训练士卒的将帅，其 战败的必然结果,又强调了将帅对于战争胜负所承担的重大责任。 所以，王符充分肯定了将帅在扶危解难、救国安民中的主导作用， 他在引用了《孙子》关于将帅乃“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 也”的言论后，针对当时边境郡县长官不懂军事的现状，提出了 “是故诸有寇之郡，太守令长不可以不晓兵”的建设性意见，这实 际上也是对东汉光武以降“偃武修文”指导思想以及由此导致国 防力量削弱后果的一个批判。

既然将帅在战争战备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那么对 将帅的选择和培养，便无疑是事关国家安危、人民祸福的重大事 务了，所以应该予以高度重视。他着力强调，必须认真选拔那些 才智卓绝、深通谋略的难得之士来担任将帅，“是故选诸有兵之长 吏，宜踔跞豪厚，越取幽奇，材明权变，任将帅者”。坚决制止论 资排辈、任人唯亲的现象。指®，“不可荀惟基序，或阿亲戚，使 典兵官”，并警告说，如果照此办法选拔将帅，就等于把国家交给 了敌人。

王符对将帅素质、品格、修养提出了具体要求，并作了深入 细微的阐述。他认为，将帅除应具备《孙子》中所提出的“将者， 智、信、仁、勇、严也”①五条标准外，还必须具有“敬”的品质。 具体地说，“智以（折）[料]敌，仁以附众，敬以招贤，信以必 赏，勇以益气，严以一令。故（折）[料]敌则能合变，众附爱则 思力战，贤智集则英谋得，赏罚必则士尽力，勇气益则兵势自倍， 威令一则惟将所使”。将帅只有集智、仁、敬、信、勇、严于一身, 才可统兵破敌，辅主安民。可见王符不仅深明孙子兵法之微言要 义，而且在论述中融入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尤其是“敬”的提出， 是对孙子论将理论的补充和发展。

关于将帅应如何统御士兵、激发士气，王符从人的本性在于

①《孙子兵法·计篇》。 趋利避害、显名避耻角度出发，作了集中的阐述。他认为，“凡人 所以肯赴死亡而不辞者，非为趋利，则因以避害也”；“不利显名， 则利厚赏也；不避耻辱，则避祸乱也”。所以，一旦战斗打响， “军鼓雷震，旌旗并发，士皆奋激，竞于死敌”的真正动力，并非 士兵们“情厌久生”，而甘愿去死，而是“义士且以徼其名，贪夫 且以求其赏尔”。作为“生民之司令，国家安危之主”的将帅，必 须了解这一人之常情，根据人的本性，抚死禄生，赏功罚过，使 士兵为求名图赏，为避耻辱祸害而赴汤蹈火，死不旋踵。

择将任将，是中国历代兵家兵法极为重视的问题，王符在吸 取前人有关理论和总结当时将帅得失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思 想观点，其中不乏光彩之论，特别是关于将帅素质、修养的论述， 具有精深独到的见解，是对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一个小小贡献。

二、救边安民与整修武备的思想

王符针对当財西羌之乱日益剧烈，朝廷久无对策，士大夫苟 且偷安，不救边民于水火的现实，特作《救边》、《议边》两篇，系 统阐述了他对战争的认识及其救边安民与整修武备的战略思想。

王符从民本思想出发，认为“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帝 王立国“以富民为本”。因此，用兵征战，不是为了穷兵黩武，而 是为了保国安民。他说：“是以圣王养民，爱之如子，忧之如家， 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灾患，除其祸乱。是故鬼方之伐，非 好武也，俨狁于攘，非贪土也，以振民育德，安疆宇也。”战争是 随着阶级国家的起源而产生、发展的，“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 圣抚之，恬澹无为，体道履德，简刑薄威，不杀不诛，而民自化, 此德之上也。德稍弊薄，邪心孳生，次圣继之，观民设教，作为 诛赏，以威劝之，既作五兵，又为之宪，以正厉之。《诗》云: ‘修尔舆马，弓矢戈兵，用戒作则，用逖蛮方\故曰：兵之设也 久矣。涉历五代，以迄于今，国未尝不以德昌而以兵强也”。既然 自古以来就有战争，有战争就有军队，所以不能去兵忘战，

“《易》制御寇，《诗》美薄伐，自古有战，非乃今也。《传》曰： ‘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轨而昭 文德也，圣人所以兴，乱人所以废。，齐桓、晋文、宋襄，衰世诸 侯，犹耻天下有相灭而己不能救，况皇天所命四海主乎?”作为封 建时代的思想家，王符虽然不可能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认识和理 解战争，但他对于战争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产物的论说，及 其对正义战争的肯定态度和强兵方能安国的主张，反映了他的朴 素唯物主义战争观，是一种进步的学说。

基于上述战争思想，王符以忧国忧民之心和为国为民的责任 感，对当时边患不断，朝臣苟安，既不思救边救民之近策，又不 图战争守备之远谋的行为，义正辞严地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指 出：“今苟以己无惨怛冤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修守御之备，陶 陶闲澹，卧委天（听）[职]。羌独往来，深入多杀，己乃陆陆，相 将诣阙，谐辞礼谢，退云（无）状，会坐朝堂，则无忧国哀民恳 恻之诚，苟转相顾望，莫肯违止，日晏时移，议无所定，己且须 后。后得小安，则恬然弃望。旬时之间，虏复为害，军书交驰，羽 檄狎至，乃复怔松如前。若此以来，出入九载，庶曰式臧，覆出 为恶，悄個溃溃，当何终极! ”而促使官僚士大夫们不顾国家安危， 不管人民死活，混混沌沌，消磨时间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们没有 爱国爱民之心，边祸对其无切身利害关系，“痛不着身言忍之，钱 不出家言与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祸，朝夕切急如边民者，则 竞言当诛虏矣”。王符用极端利己主义来说明士大夫的丑陋心态， 实是一矢中的的高明见解。

王符总结概括了朝臣士大夫中出现的一些荒谬言论，认为由 这些“惑议”而形成的错误决策，是造成边害久难平息，且呈愈 演愈烈趋势的根本原因，并列举大量事实驳斥“惑议”，论证救边 救民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行性。他着力抨击了四种谬论和倾向：

朝臣面对“寇钞祸害”、“百姓灭没”的现状却熟视无睹，“咸 云当且放纵，以待天时。用意若此，岂人心哉”！（2)当初，“边 害震如雷霆”，“而谈者皆讳之”，“欲令朝廷以寇为小，而不蚤 —386 —

忧”，抱着一种大事化小、自欺欺人的态度，致使敌寇日益猖獗， 边民惨遭横祸，“害乃至此，尚不欲救”，实在可恨。（3)平时 “不明修守御之备”，战时又惊慌失措，毫无主见，“公卿师尹咸欲 捐弃凉州，却保三辅”。在危急关头，“不厉武以诛虏，选材以全 境，而云边不可守，欲先自割”，这种主动放弃抵抗“示懦敌寇” 的妥协投降政策，“不亦惑乎”！（4)边郡“百姓昼夜望朝廷救己， 而公卿以为费烦不可”，“不一命大将以扫丑虏，而州稍稍兴役，连 连不已”，这好比“探沙拥河”，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因徭役不断 而扰边烦民。以上种种不修武振兵、御寇抗敌的言行，均是不思 民，不爱民的表现。王符进一步用其理想中的“圣王之政”来论 证救边救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指出：“圣王之政，普覆兼爱， 不私近密，不忽疏远，吉凶祸福，与民共之，哀乐之情，恕以及 人，视民如赤子，救祸如引手烂。是以四海欢悦，俱相得用。”因 此他警告说：“一人吁嗟，王道为亏，况灭没之民百万乎？《书》曰： ‘天子作民父母。’父母之于子也，岂可坐观其为寇贼之所屠剥?” 所以他极力主张坑敌救边，边不救则国不保，这犹如“唇亡齿寒， 体伤心痛”一样，“是故战守之策，不可不早定也”！

王符从战略上、敌我双方实力对比上分析了救边破敌的可行 性。（1)边疆的巩固与否关系到国家安危，“地（不可）无边，无 边亡国”，因而边疆有难必须迅速救援，切不可为求苟安而弃边不 守。因为今日“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 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以此类推，“虽尽东海犹有边也”。所以 只有坚守边疆方能确保国中。（2)从攻、守双方战略态势的优劣 来看，往往是“攻常不足，而守恒有余也”。他举例说：“昔乐毅 以传传之小燕，破灭强齐，威震天下，真可谓良将矣。然即墨大 夫以孤城独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单帅穷卒五千，击走骑 劫，复齐七十余城，可谓善用兵矣。围聊、莒连年，终不能拔。” 这些都是“以至强攻至弱，以上智图下愚，而犹不能克”的典型 事例。况且当时汉之边郡“皆据列城而拥大众”，“羌虏之智，非 乃乐毅、田单也；郡县之厄，未若聊、莒、即墨也”，其不能坚守

的原因，“非苦城乏粮也，但苦将不食尔”。所以，只要边将愿意 并尽力坚守，便一定能够取得成效。（3)从敌我双方实力对比上 看，并非敌强我弱，而是我强敌弱。“前羌始反时，将帅以定令之 群，藉富厚之蓄，据列城而气利势，权十万之众，将勇杰之士”①。 而羌人则“计谋未善，党与未成，人众未合，兵器未备，或持竹木枝， 或空手相附，草食散乱，未有都督，甚易碑也”。所以无论是人力、物 力、武器装备乃至攻守态势、军趴士气，官军都占据上风，只因朝廷 战守之策不定，太守令长“皆奴怯畏懦不敢击”,才使敌人猖獗横 行。既然朝廷在与西羌对峙中处于有利地位，就应该当机立断，趋 其“新擅边地，未敢自安”,而“百姓新离旧壤，思慕未衰”之时，派遣 大军前去征讨，一举解除边患。“如宽假日月，蓄积富贵，各怀安固 之后”，则敌寇亦站稳脚跟，此时再欲图之，“则难动矣”。

救边只是一种在非常情况下的应急措施，只有使边疆永无祸 乱，国家长治久安，才是根本策略。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 “明修守御之备”，时刻准备对付一切突发事件。为此，王符作了 深入的探讨。他认为：（1) “物有盛衰，时有推移，事有激会，人 有变化”。面对眼前的失败，应吸取经验教训，振作起来，整修武 备，加强边防，以待来日。“孟明补阙于河西，范蠡收责于姑胥”， 皆是从失败中崛起、建大功于当世的典型事例。亡羊补牢犹未迟， 只要纠正错误，制定合理的战备策略，便有成功的希望。（2)对 边患问题在群臣面前，要耳聪目明，判断是非，切不可听信虚浮 之言，“不疑之事，圣人不谋；浮游之说，圣人不听”。对军国大 事则应“修己之备，无恃于人”，不把一切重任推给将帅。如此则 能“攻必胜敌，而守必自全也”。

三、充实边疆、巩固边防的具体设想

整修武备的主要内容，是巩固和加强边防，边防力量强大方

据清人汪继培笺，“定令”当作“守令”，“气利势”当作“处利势”。 —388 —

能御敌于边塞之外，确保国家安全。而巩固边防的一个必要前提， 则是充实边疆，建设边疆。这是王符国防思想的一个重要逻辑起

点。

实边思想是中国历代王朝制定边防政策的主要依据，深为古 代政治家、军事家所重视。早在西汉景帝时，晁错就曾根据当时 汉匈对峙的局势，提出了 “徙民实边”的建议，指出：“以陛下之 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 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①；宣帝时，赵光国亦对边疆屯 田之利作了精辟的概述:“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 王符继承和发展了已有的实边思想，在指出“先王之法，亦务实 边，盖以安中国也”的基础上，对实边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实边 与“固内”的辩证关系，作了更深入更精利的论述，并针对当时 边疆形势的特点提出了实边的具体设想。

首先，王符分析了导致边郡虚废的根本原因。指出：（1)家 在内陆的边郡长官畏敌怯战，放弃抵抗，争先内迁。“太守令长， 畏恶军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祸不及我家，故争郡 县以内迁”。（2)朝廷放任官吏强征暴敛，放任军队纵掠横行。 “又放散钱谷，殚尽府库，乃复从民假贷，强夺财货”；“至遣吏兵， 发民禾稼，发彻屋室，夷其营壁，破其生业，强劫驱掠，与其内 入，捐弃贏弱，使死其处”。由于朝廷采取了听任边患菟延，强令 边民内迁及加重边地赋役的错误政策，致使边民背井离乡，“逐道 东走，流离分散”，“饥饿死亡，复失太半”。所以王符愤怒尖刻地 指出，“边地遂以丘荒，至今无人。原祸所起，皆吏过尔”。“千万 之家，削身无余，万民匮竭，因随以死亡者，皆吏所饿杀也”。边 民遭受官府的痛苦“甚于逢虏”，“寇钞贼虏，忽然而过，未必死 伤。至吏所捜索剽夺，（游）[旋]踵涂地，或覆宗灭族，绝无种 类；或孤妇女，为人奴婢，远见贩卖，至令不能自活者，不可胜

《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h

数也”。

其次，指出边郡虚废的严重危害性。认为“夫次地者，民之 本也，诚不可久荒以开敌心”。如今边郡和内陆在人口比例上严重 失衡，“边郡千里，地各有两县，户（财）[才]置数百，而太守 周迴万里，空无人民，美田弃而莫垦发；中州内郡，规地拓境，不 能半边，而口户百万，田亩一全，人众地荒，无所容足”，造成经 济上严重的偏瘫症。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周书》曰：‘土多 人少，莫出其材，是谓虚土，可袭伐也。土少人众，民非其民，可 匮竭也。’”所以，土地多少与人口众寡的比例一定要适当。然而 “今边郡多害而役剧，动入祸门”，边民留亦遭祸，徙亦难活，长 此下去而不加以制止，必使边民因绝望而滋生降敌之心，敌寇亦 “必生阔欲”，而趁机来攻，此“诚大忧也”。

第三，论证“实边”与“固内”的辩证关系。认为，“实边” 的目的在于“固内”，只有充实边疆，加强边防，才能巩固内陆； 而内陆巩茴又反过来为边防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边郡守疆抗 敌，内陆从事生产，互相依靠，所以“实边”与“固内”是密不 可分、相辅相成的。“先圣制法，亦务实边，盖安中国也。譬犹家 人遇寇贼者，必使老小赢软居其中央，丁强武猛卫其外。内人奉 其养，外人御其难，蛩蛩距虚，更相恃仰，乃俱安存”。这好比 “百工制器，咸填其边，散之兼倍，岂有私哉？乃所以固其内尔”。 作为国君一定要懂得这一治国安邦的道理，“夫制国者，必照察远 近之情伪，预祸福之所从来，乃能尽群臣之筋力，而保兴其邦 家”。王符关于“实边”与“固内”的思想，既深刻而合乎国情， 又辩证而富有哲理，实为当时精辟独到的国防学说。

第四，阐述“实边”的可能性和具体设想。“实边”的主体是 人口，而安土重迁，“恋慕坟墓”，乃人之共性，“贤不肖之所同 也”。“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尔。诸亡失财货，夺 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故边民 “虽知祸大，犹愿守其绪业，死其本处，诚不欲去之极”。边民的 这种安土重迁的心态就为“实边”提供了可能。关键是应采用什 —390 —

么样的政策和措施来稳定边民之心，使其安心并乐于从事边地生 产，成为边防建设的主体。为此，王符提出了具体设想：（1)恢 复中止已久的边郡举孝廉制度。“今诚宜权时令边郡举孝一人，兼 吏（世）[卅]举一人，益置明经百石一人”。并鼓励内陆人民迁 徙边郡，“内郡人将妻子来占著，五岁以上，与居民同均，皆得选 举”。（2)招募流民徙边屯田，在入粟拜爵及粮食物价上给予优惠 政策。“又募运民耕边入谷，远郡千斛，近郡二千斛，拜爵五大夫。 可不欲爵者，使食倍贾于内郡”。如果釆取这些措施，就能使“君 子小人各有所利，则虽欲令无往，弗能止也”。这便是“均苦乐， 平徭役，充边境，安中国之要术也”。

王符不是军事理论家，也不是统兵将帅，所以他的军事思想 并不完善和系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能根据当时战争形势 及军备状况，吸取前人的军事理论，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而且 有些思想如对将帅修养的要求，对“实边”与“固内”关系的论 述等等，皆有精深独到且颇具新意的见解，至今仍有一定借鉴作 用，因而值得认真总结。

第兰节主要军事人物

一、刘秀

刘秀（公元前6〜公元57)，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 县西南）人。汉朝宗室，东汉王朝的开创者。早年加入绿林农民 起义军，在推翻新莽政权的关键性战役——昆阳之战中，发挥了 决定性作用。略定河北后，统帅东汉军队，运用正确的战略策略， 逐步扫平各割据势力，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大统一。

刘秀9岁丧父，依靠叔父刘良生活，“乐施爱人，勤于稼穑”①。

①《后汉纪》卷第一《光武皇帝纪》。 新莽天凤（14〜19年）年间，曾游学于长安太学，“受《尚书》，略 通大义”①。新莽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一度“避吏新野”、 “卖谷于宛”的刘秀，见“王莽败亡已兆”，乃与其兄刘缞举兵于 舂陵，号“舂陵兵”，不久并入绿林农民军，成为重要将领。地皇 四年（23年）二月，众义军将领拥立刘玄为汉帝，改元“更始”。 刘续任大司徒，刘秀任太常偏将军6三月，刘秀与王凤、王常等 攻占昆阳、定陵、郾城。五月，在昆阳之战中，刘秀沉着冷静，临 危不惧，以其超人的胆略和杰出的指挥才能，率领义军大破王莽 主力42万，为推翻新莽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6

随着反莽形势的日益发展，更始政权内部的矛盾亦逐渐激化， 威望日增的刘缤、刘秀兄弟受到绿林军内农民将领的猜忌和排斥。 在李轶、朱鲔等怂恿下，刘绩及其部将刘稷被更始帝刘玄杀害。正 将兵在外的刘秀自知势孤，遂强忍悲痛，主动驰至宛城谢罪，从 而不仅躲过了杀身之祸，而且顾全了反莽大局，避免了更始内部 的进一步分裂。新莽政权被推翻后，刘秀积极争取脱离更始、独 立发展的机会。是年十月，刘玄命刘秀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 头衔，“持节北度河，镇慰州郡”。从此，刘秀摆脱了更始诸将的 直接监控，走上了独自发展的道路。

当时河北形势纷繁复杂，各种武装林立，群龙无首，要将这 里纳于统一控制之下十分困难。刘秀依照冯异“理冤结，布惠 泽”®和邓禹“延揽英雄，务悦民心”③的建议，“所过郡县，考 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民喜 悦，争持牛酒迎劳”®，争得了各阶层民众以及一些地方实力派的 支持，逐渐组成了建立政权的基干力量，并在邓禹的参赞下，暗 自定下了先图河北以为根据，逐步夺取天下的根本大计。所以，虽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纪。

《后汉书》卷十七《冯异传》。

《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

《资治通鉴》卷三十九“更始元年' 然刘秀曾被盛极-时的邯郸王郎所迫，“趣驾南辕，晨夜不敢入城 邑，舍食道傍”，一度处境艰危，但很快能组织力量进行反攻，并 一举消灭王郎势力，扫除经略河北的最大障碍9

刘秀在河北势力的发展，引起更始帝的不安，遂在加封刘秀 为萧王的同时，一面下令调刘秀及其部将返回长安，一面暗令屯 军于邯郸的尚书令谢躬乘便袭击刘秀，另遣苗曾、韦顺、蔡充分 别任幽州牧和上谷、渔阳太守，以控制幽州精兵。刘秀自恃羽毛 已丰，决心脱离更始，独树一帜，乃“辞以河北未平，不就征”。 接着，先派吴汉、耿弇先后收斩苗、韦、蔡三人，掌握了幽州十 郡突骑；继而，遣吴汉、岑彭用计袭杀谢躬于邺城，吞并所部6军， 清除了隐患^其间，又采用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手段，击破并收 编了铜马军30万众，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人称“铜马帝'

此时河北形势已逐渐明朗，赤眉军已开始西进关中，更始、赤 眉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火并在所难免。鉴于此，刘秀开始了新的 战略部署。他任足智多谋的邓禹为前将军，领精兵2万由晋南往 关中，伺机进取长安；派刚毅果决的冯异为孟津将军，扼守黄河 渡口，防止更始屯驻洛阳的朱鲔、李轶北渡；拜文武备足的寇恂 为河内太守，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确保军需物资的供应。刘秀本 人则亲统大军北上，肃清河北境内的残佘农民军，终于实现了控 制河北的首要战略目标。

更始三年（25年）六月，在众将的极力拥戴劝进下，刘秀即 皇帝位于鄗城，年号建武，正式建立了东汉王朝。

就在刘秀平定河北的同时，邓禹在关中取得重大进展，自建 武元年一月至七月，连破更始主力于安邑、衙县，又避开赤眉锋 芒，休兵枸邑，控制上郡、北地、安定，完成了待机南下长安的 部署。冯异亦积极配合邓禹的行动，利用洛阳更始军军心动摇之 机，转守为攻，北取天井关、上党，南下河东13县，迫降更始军 十余万人，进而与寇恂合力进逼洛阳。刘秀即位后，立即派大司 马吴汉统军十余万围攻洛阳，并随后亲至河阳坐阵指挥。刘秀采 取政治诱降策略，不记朱鲔杀兄之仇，终使洛阳30万人不战而降。

建武二年(26年），关中方面形势不利，邓禹与赤眉反复鏖战， 虽大大削弱了赤眉力量，但自己亦几遭失败。刘秀见邓禹已难改 变关中局面，遂于是年十一月及时更换将帅，以善于治军、作战 稳健的冯异代替邓禹，主持关中军事。冯异不负重托，迅速调整 部署，于次年闰二月，以诱敌伏击战法夺得崤底之战的胜利，迫 降赤眉8万余人。赤眉余部十多万人仓惶东走宜阳。刘秀早已断 定“赤眉无谷，自当东来”①，此时已亲临宜阳，率诸军严阵以待。 赤眉军正好落入圈套，十多万人全部投降。至此，刘秀取得了关 中地区，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

就在河北初定、关中将定之时，刘秀已开始着手削平群雄、统 一全国的战略部署。根据当时各支割据势力的地理位置及其力量 强弱，刘秀制定了由近及远、先东后西、逐个击破的战略方针。为 了贯彻这个方针，刘秀采纳来歙的建议，联陇制蜀，使汉军得以 偏师扼守关中，主力则用于对付东方。自建武二年至六年（26〜 30年)，刘秀用5年时间，逐个剪灭关东之敌，形成了四分天下有 其三的局面。

东方平定后，汉陇联合倾刻瓦解，陇右隗嚣成为汉军进攻的 下一个目标。刘秀利用河西窦融与汉朝宗室的特殊关系，积极争 取窦融，使隗嚣处于腹背受敌境地。建武八年（32年）春，刘秀 遣来歙率精锐2000人，长途穿插，袭取陇右军事重镇略阳，将隗 嚣数万精兵死死拖住。同年夏，刘秀亲率大军攻陇，与窦融的河 西军两面夹击，大败陇军。嗣后，虽因巴蜀援军来救，汉军一度 撤离陇右，但隗嚣已受致命打击，汉军重整兵力，于建武十年 (34年）十月，彻底击垮隗氏集团，吞并陇右。

刘秀得陇望蜀，经短期休整后，于建武十一年（35年）春，命 吴汉、岑彭、来歙、盖延等分道伐蜀。同年秋，刘秀坐镇长安，亲 自指导战争进程。在汉军强大而又巧妙的攻势下，蜀军连逭惨败， 全线崩溃。建武十二年（36年）十一月，吴汉、臧宫击杀公孙述

①《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 —394 —

于成都，蜀地平定。

刘秀完成了统一大业后，采取“以柔道行之”的治国方针，致 力于发展社会经济，安抚周边少数民族，东汉一度兴盛。封建史 家誉之为“光武中兴”。

从东汉统一战争的进程及结果看，刘秀确实表现了非凡的军 事、政治才能，不愧为中国封建时代杰出的军事家。其军事思想 如战略、策略、战术、治军思想，已在前面章节中有选择有重点 地作过叙述，现分别简述如下：

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思想。刘秀在统一战争中，贯 彻的是先东后西、先易后难、由近及远、逐个击破的方针，按照 这个方针，刘秀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始终能集中兵力，创造条 件，造成我众敌寡的相对优势，保持一个方面和一、二个敌人的 主要用兵方向，渐次消灭敌人。

联合多数、打击主要敌人的策略思想。为了配合总战略 方针的顺利贯彻，刘秀在确定主攻敌人后，总能根据需要和可能， 争取联合次要敌对势力，使其或发兵助攻，或保持中立，或牵制 其他敌人。如攻王郎，联合了耿况、彭宠、任光、邳肜等人，从 而以弱击强，势力由小到大；攻刘永，成功地争取了陇右隗嚣、河 西窦融，让其制约公孙述，使汉军得以专意东方；攻隗嚣，又成 功地联合了窦融，对隗氏形成两面夹击之势。总之，这一策略的 成功保证了总方针的顺利贯彻，是刘秀逐个消灭割据势力的一大 绝招。

刚柔相济的策略思想。刘秀非常讲究斗争策略，在十四 五年的军事活动中，从不把军事打击作为克敌制胜的唯一手段，而 是刚柔相济，文武两手并用，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相结合。刚以 削其力，柔以笼其心，尽量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即使在力 量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也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刘秀战争 策略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冯异出征关中，刘秀戒之曰：“今之征 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①其义甚明。所以，定 河北，招降铜马30万众；取洛阳，降纳杀兄仇人朱鲔且封以高官， 等等，均非偶然，乃是刘秀施行刚柔相济策略的结果。在刘秀的 影响下，其部将也多能以此法取胜，冯异、马援、邓禹等固不待 言，就连军纪相对较差的吴汉亦能间或施行这个策略，其说降陈 康而得邺城及诛守长而平鬲县五姓之乱，就是典型的例证。刘秀 的这个策略，终东汉一代久行不衰/被广泛用于镇压农民反抗、平 定地方叛乱及民族战争，宗均、祭肜、窦固、虞诩、张奂、皇甫 规等，都是奉行和贯用这个策略的优秀将领，说明它适用于各类 战争。《黄石公三略》云：“柔能制刚，弱能制强。”又云：“能柔 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 刚纯强，其国必亡。”刘秀刚柔相济的策略思想大体渊源于此，其 “以柔道行之”的治国方针及“量时度力，举无过事”的办事原则， 也都是这一学说的具体发挥和实践。

出奇制胜的战术思想。刘秀善于料敌察机，因敌制胜，战 术运用灵活多变。如对赤眉的以饱待饥、以逸待劳，攻陇蜀的长 途穿插、以锐击疲，等等，均体现了出敌不意、用奇制胜的作战 特点。

扬长避短的用人思想。刘秀帐下猛将如云，各具特点，他 总能知人善任，扬长避短，使用得当。而且能够做到疑人不用、用 人不疑，使将帅能在不违背总的战略企图下相机行事，以最大限 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这在统一战争中是常见的，在此之后 亦始终未变，较为典型的是，谒者宗均搲自伪造诏书、招降武陵 “蛮”而受到刘秀嘉奖一例，更表现了刘秀广阔的胸怀和气度，这 与桓帝时段颏矫诏破鲜卑而被革职下狱之事，形成了鲜明对比。所 以马援称他“恢廓大度”，“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②， 是符合实际的。

《后汉书》卷十七《冯异传》。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刘秀的上述思想内容丰富，深刻高明，他用以指导统一战争， 使整个战争基本按照他的设想，逐步、顺利地完成，这在中国军 事史上是不多见的。 '

刘秀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统一全国，二是治理国家。所 以对其军事思想也应从两方面来探讨，既肯定其指导统一战争的 战略、策略、战术、治军思想，又不忽视其在重建封建国家中的 建军思想。以前人们往往依据东汉统一战争来评价刘秀的军事地 位，这当然是对的，但仅仅如此，还不能全面反映军事家、政治 家刘秀的军事思想。刘秀自平定关东后，就已着手军制的调整和 改革，从中可以看出其“居重驭轻”的建军思想。

强调领导体制上的军权高度集中。其表现，一是削弱三 公权力，突出尚书台地位，“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台成为 实际意义上的军事决策机构；二是强化监军制度。监军的起源较 早，春秋即已出现，但监军之制的最终确立应在东汉初年。如设 “北军中候”掌监五营；每有将帅出征，皇帝即令亲信、近臣随军 监督，等等。目的是防止将帅离心，增强中央军的可靠性和保险 系数。

加强中央军，削弱地方军。如“罢郡国都尉”，取消郡县 的专职武官，以太守兼领兵权；废“都试之役”，取消地方定期举 行的军事训练；“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 民伍”，正式废除地方上的更戍役制度。刘秀实行这些措施的意图 很％显，是为了强干弱枝，防止地方叛乱。

\3)在边防问题上，废除了边郡更戍役制度，所谓“罢边郡 亭候吏卒”，大量以刑徒兵、夷兵充实边防力量。同时加强边防建 设，不断修筑亭候烽燧，完善防御体系。这一措施与刘秀鉴于当 时形势而釆取的以防御为主的边防政策，有密切关系，其目的是 为了息边养民，确保国家安定。

刘秀的军事改革是其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 既有利于统治集团掌握国家的主要武装力量，维护“长治久安”， 也可收到稳定政局、安宁边境之效。就此而言，刘秀的建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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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柔道”治国方针是根本一致的&但是，由于它过分强调 “居重驭轻”，废除更戍役制，造成了东汉兵源减少，战略后备力 量薄弱；罢都试之役，使汉军缺乏定期的训练、考核，以致于 “每战常负，王旅不振”①，战斗力有所削弱。这两点教训是非常明 显而深刻的。

二、邓禹

邓禹（2〜58),字仲华，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县）人。长 于谋略，曾为刘秀定下“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袓之业，救 万民之命”②的立国大计，并多次统兵征战，屡立战功。名列东汉 “中兴”名将之首。

邓禹自幼聪颖/“年十三，能诵诗”。在长安从师受业时与刘 秀相邂，知刘秀非同常人，“遂相亲附”，由此结下不解之缘。更 始政权建立后，豪杰多向刘玄举荐邓禹，但禹不肯追随。后闻刘 秀安集河北，“即仗策北渡，追及于邺”。向刘秀进献夺天下之策。

邓禹首先分析了当时天下的形势，指出，要在乱世之中建功 立业必须具备“天事”与“人事”两个条件，即客观条件和主观 条件。就前者而言，新莽已亡，天下大乱，更始政权虽一度号令 天下，但内部已出现分裂，所谓“更始既立而灾变方兴”③；再则， “今山东未安，赤眉、青犊之属，动以万数，三辅假号，往往群 聚”，说明更始已在各股势力面前失去号召力。这为刘秀谋取天下 提供了良机。“古人有言：圣人不得违时，时亦不可失也”④，应把 握并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就主观方面来看，刘玄本人是位无德无 能的凡庸之辈，既无远大志向，又不能听取正确意见，其部将亦 “皆庸人屈起，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

《后汉书志·百官五》补注应劭《汉官》。

《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③④《后汉纪》卷第一《光武皇帝纪h

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也”，因而刘玄自蹈覆辙、天下分崩 离析的形势已经出现。与刘玄相比较，刘秀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了， 邓禹为此概括了三点：（1) “公推诚接士，总览英雄，天下之人， 皆乐为驱驰，公之德众所归也”①；（2) “初战昆阳，破王莽四十万 众，天下闻之，莫不震靡，公之武众所服也”②，·（3) “军政齐肃， 少长有礼，赏善如不及，讨恶如虑遥，公之文众所安也”③。“德” 能使人归，“武”能使人服，“文”能使人安，三者兼备则完全占 有“人事”上的绝对优势。其次，鉴于上述情况，邓禹提出了刘 秀应采取的对策：“于今之计，莫如延榄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 之业，救万民之命。”第三，指出了河北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阐明了逐步夺取天下的具体方略。认为：“河内被山带河，足以为 固，其土地富贵，殷之旧都，公之有此，犹高祖之有关中也。进 兵定冀州，北取幽、并，胡马之用，·东举青、徐，引负海之利。三 州既集，南面以号令天下，天下不足定也。”

邓禹的对策正合刘秀之意。刘秀决心按照邓禹的思路制定其 发展战略。从此，刘秀令左右尊称邓禹为“邓将军”，并让他“常 宿止于中，与定计议”，成为刘秀的首席谋臣。

王郎称帝后，刘秀在信都太守支持下起兵反击王郎。此后，邓 禹一方面为刘秀出谋划策，一方面大力举荐人才，吴汉、寇恂等 名将皆因其荐而得重用。史称：“时任使诸将，多访于禹，禹每有 所举者，皆当其才，光武以为知人。”

更始二年（24年）冬，赤眉军分两路西攻长安，刘玄派王匡、 成丹、刘均等分据河东、弘农以拒赤眉。刘秀料定赤眉必破长安， “欲乘衅并关中”，却苦于山东未平，不能东西兼顾，遂把西征重 任交给邓禹，命他为前将军，领精兵2万西入函谷关。邓禹不负 重托，自建武元年（25年）正月起，破萁关，围安邑，斩樊参，败 王匡，攻坚破锐，围城打援，战术灵活，指挥得当，半年之内即 定河东。刘秀称帝后，遂拜邓禹为大司徒，并在策命中称赞他

①②③《后汉纪》卷第一《光武皇帝纪))。

“深执忠孝，与朕谋谟帷幄，决胜千里”，“斩将破军，平定山西， 功效尤著”。此时邓禹年仅24岁。

邓禹平定河东后，立即率军西渡黄河，进入三辅地运，先在 衙（今陕西白水县）地击溃更始中郎将左辅都尉公乘歙所率十余 万军队，接着与进据长安的赤眉军展开了激战。邓禹深知与赤眉 军争夺关西，不光是武力的较量，更是政治策略的竞争。因而他 特别注意申明军纪，约束部下，所过之地，秋毫无犯，这对饱经 战乱的关西人民来说，无疑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政治感召力，与赤 眉军“所过残贼”，“数暴掠吏民”，致使“百姓不知所归”的状况 形成r鲜明的对比。所以，关西吏民“闻禹乘胜独剋而师行有纪，· 皆望风相携负以迎军，降者日以千数，众号百万”。一时之间，邓 禹威震关西。这是邓禹…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邓禹在胜利面前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冷静分析敌我双方态势， 策划下一步行动方案。他先分析和比较了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弱点， 认为，"今吾众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 赤眉新拔长安，财富充实，锋锐未可当也”。然赤眉军纪渐坏，失 去民心，领导者缺乏远见，部下将士又皆乌合之众，所谓“夫盗 贼群居，无终日之计，财谷虽多，变故万端”，因此赤眉军难以长 久固守长安。据此，邓禹制定了休兵养士，积蓄力量，待机出击 的方针，指出：“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畜， 吾瓦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弊，乃可图也。”于是邓禹率军 北至枸邑，接连攻破赤眉军设立的许多营堡，所过郡邑皆开门归 附，西河太守宗育亦遣子奉书投降。

应该说，邓禹“休兵北道”的方针是切合当时实际的，但诸 将不能理解，就连刘秀亦未予以支持，一再催他从速进兵。邓禹 坚持己见，一面分遣部将别攻上郡诸县，一面征集兵员，调运粮 草，屯军大要（今甘肃宁县）。就在这时，据守枸邑的冯愔、宗歆 因争夺军权发生火并，冯愔杀宗歆，率军反击邓禹。这一意外事 件打乱了邓禹的战略步骤。建武二年（26年）春，赤眉军西向扶 风，邓禹乘虚南入长安。不久，率军与延岑战于蓝田，不胜，乃 —400 — “复就谷云阳'说明邓禹仍想按原定方针，休整军队。在此期间， 他接受了汉中王刘嘉的投降，但在对待傲慢无礼的刘嘉相李宝上， 邓禹一时冲动，斩李宝而导致李宝弟的反叛，损失大将耿圻，影 响了邓禹的军心，休兵储粮的计划也无法实现，士兵疲惫，粮草 缺乏，“归附者离散”。赤眉军又卷土重来，邓禹败走高陵（今属 陕西）。刘秀见邓禹已无法挽回败局，便召他回京，代之以作战稳 健的冯异。而年轻气盛的邓禹却“惭于受任而功不遂”，竟一反 “沉深有大度”之常态，“数以饥卒徼战，辄不利”。建武三年（27 年）春，与车骑将军邓弘共击赤眉，再遭重创，邓禹“独与二十 四骑还诣宜阳”。

邓禹由西征伊始2万人发展到号称百万，最后却仅与24骑狼 狈败回，导致这种结局，邓禹固然应负主要责任，但刘秀一再干 涉邓禹的行动，违背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兵家原则，使 邓禹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以饥卒与强敌作战，因失败又产生 了急功近利，以全名声的思想。所以邓禹之败，根源应在刘秀。此 后，邓禹虽保留梁侯印绶，并担任右将军，但未再参与重大军事 活动D "

建武十三年（37年），天下平定，刘秀大封功臣，邓禹定封为 高密侯，食四县。中元元年，重任司徒。明帝即位后，“以禹先帝 元功，拜为太傅，进见东向，甚见尊宠”。永平元年病故，终年57 岁，谥号“元侯”。

邓禹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为刘秀定下了夺取天下的根本大计， 使刘秀在处境艰危、前景难测的情况下，找到了制定战略方针的 依据。所以，其对策虽不如诸葛亮“隆中对”、韩信“汉中对”著 名，但就意义上讲是完全相同的。

三、冯异

冯异（？〜34)，字公孙，颍川父城（今河南宝丰县东）人。 博学谦恭，有文韬武略，善统兵征战，在刘秀定河北、破赤眉、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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隗嚣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东汉“中兴”名将中的杰出者。

冯异生长于两汉之际的动乱时代，自幼刻苦勤奋，“好读书， 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①。及年长，遂成为既能运筹决策， 又能治军用兵的将帅之才。他早年效命于新莽政权，“以郡掾监五 县”，曾与父城县长苗萌共拒农民军。更始元年（23年），昆阳大 战后，刘秀乘势略地颍川，久攻父城不下，便屯兵于巾车乡（地 属汉父城县）。此时的冯异虽尚与更始政权为敌，但他并不想成为 新莽政权的牺牲品，正静观时变，考察比较当时各派政治势力的 优劣高低，以便择明主而建大业。而刘秀正是他理想中的明主。所 以当其堂兄冯孝及同乡丁琳、吕晏等劝他归顺刘秀，同时向刘秀 举荐他时，他毫不犹豫地表示“原归据五县，以效功报德”。并随 即返归父城，向苗萌分析天下形势，认为：“今诸将皆壮士屈起， 多暴横，独有刘将军所到不虏掠。观其言语举止，非庸人也。”在 他的鼓动和推荐下，苗萌、铫期、叔寿、段建、左隆等人先后归 降刘秀，成为刘秀较早的一批人才。

冯异初投刘秀，即深受器重和信任，常在关键时刻，为刘秀 定计决策，排忧解难。略地河北是刘秀脱离更始，扩充势力的首 要战略目标，但因更始诸将的阻挠而难以实现。当时的更始政权， 实际操纵在左丞相曹竟及其子尚书曹诩手中。冯异看出其中奥妙， 力劝刘秀厚结纳曹诩，让他来为自己开路。刘秀依计而行，果然 成功。刘秀自胞兄刘縯死后，一直陷入悲痛苦闷之中，又是冯异 不时地予以开导安慰，并进献扩充势力，夺取天下之策。他指出： “天下共苦王氏，思汉久矣。今更始诸将从横暴虐，所至虏掠，百 姓失望，无所依戴。今公专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纣之乱，乃 见汤武之功；人久饥渴，易为充饱。宜急分遣官属，徇行郡县，理 冤结，布惠泽。”刘秀来到河北后，基本按照冯异的建议行事， “遣（冯）异与铫期乘传抚循属县，录囚徒，存鳏寡，亡命自诣者 除其罪，阴条二千石长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对于收揽人心，壮

①《后汉书》卷十七《冯异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402——

大力量，起了积极作用。

王郎起兵后，刘秀一度陷入困境，冯异与邓禹等紧随刘秀，度 过了一段艰苦而惊险的逃亡生活。至信都（今河南冀县）立稳脚 跟后，冯异被派去收集河间（今河北献县）军队。返回后被拜为 偏将军，参与了消灭王郎势力的战斗，并被封为应侯。更始三年 (25年），刘秀北巡燕赵，留任冯异为孟津将军，统率魏郡、河内 二郡兵马，驻守黄河，与盘踞洛阳一带的更始军队相对峙。冯异 用离间计分别击破朱鲔、李轶等部几十万大军，攻占了洛阳城外 要地，为刘秀夺取洛阳之战胜利创造了条件。建武二年（26年)， 被封为阳夏侯。三年（27年），任征西将军，赴关中战场接替作战 失利的大司徒邓禹。他牢记刘秀“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 在平定安集之耳”的嘱托，“所至皆布威信”，西至弘农，便有 “称将军者十余辈，皆率众降异”。与邓禹会合后，整顿败军，在 崤底设伏，破降赤眉8万人，一举扭转了整个战局。继而扫平关 中各股势力，击退进犯关中的公孙述军队；又采取措施，“怀来百 姓，申理柱结”，三年之间，“威行关中”。

建武六年（30年）春，冯异应召回京，参与平定蜀地的谋划。 同年夏，在与隗嚣的作战中，冯异抢占战略要地枸邑，以逸待劳， 大破行巡军，迫使依附于隗嚣的北地诸豪长耿定等投降。此后，先 后兼任北地、安定、天水太守，其间又曾降附青山胡万余人，击 败卢芳、匈奴联军，破斩公孙述部将赵匡等。建武十年（34年）夏， 因积劳成疾，病死于军中。

冯异一生最辉煌的经历是军事活动。作为刘秀麾下能“建方 面之号”的杰出将帅，他无论是用兵还是治军，都深得兵家要领， 并保持着自己特有的风格。

冯异不是单纯的武将，而是兼有较高政治素养和卓越军事才 能的军事活动家。他用兵既矜持稳重，又刚毅果敢；既重视军事 进攻，又讲求政治策略；刚柔并用，奇正结合，战术运用灵活多 变。以下几次战役反映了他的用兵特点。

洛阳外围之战，先利用敌军内部矛盾，分化离间敌军将领，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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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更始三年（25年），冯异任孟津将军，屯兵 黄河渡口。当时盘踞洛阳一带的更始军队，在朱鲔、李轶、田立、 陈侨等率领下，号称30万，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然而，随着更 始政权政治危机的日益加深，更始诸将的离心力也愈来愈大，将 帅之间更是貌合神离，矛盾重重。冯异抓住敌军的这一弱点，采 用离间策略，先利用李轶“虽知长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的矛 盾心理，稳住李轶，使其“不复与异争锋”。然后专心并力，北攻 天井关，连拔上党两城；南破河南成皋以东13县，迫降10万余 人。继而迎击朱鲔遣来救援的武勃军，“大破斩勃，获首五千余 级”。当朱鲔派人刺杀李轶，并亲率数万大军进攻平阴（今河南孟 津县东）时，冯异又避其锋芒，与寇恂合力击破其偏师苏茂部3万 人，然后乘胜进击朱鲔，将其逼回洛阳孤城。在这次战役中，冯 异表现出了非凡的才智，他审时度势，料敌合变，政治分化与军 事进攻同时并举，从离间敌军将领，攻占洛阳城外要地，到集中 兵力先后击破苏茂、朱鲔大军，环环紧扣，一气呵成，堪称典型 战例。

崤底之战，先期设伏，示弱骄敌，诱其出战，伺机突袭。建 武三年（27年），冯异西入关中，与赤眉军遭遇于华阴，相拒两月， “战数十余合，降其将刘始、王宣等五千余人”。不久与邓禹会合。 邓禹不听冯异再三劝阻，连续出动疲惫之师强攻赤眉，结果招致 惨重失败。f对敌强我弱、敌胜我败的不利局面，冯异不急不躁， 沉着冷静，i召集整顿残兵的同时，制定出了一套破敌的策略。他 先与赤眉“约期会战”，然后派出精锐士卒穿上赤眉服装，事先埋 伏在道路两旁。次日晨，当赤眉军1万人进攻冯异前锋部队时，冯 异故意向敌人示弱，仅派小部分军队前去救援。赤眉见汉军势弱， 便放心大胆，倾巢出动。冯异抓住时机，挥师接战，苦苦支撑到 傍晚，趁赤眉军气势衰竭时，身着赤眉服装的汉军伏兵突然杀出， 大破赤眉军，迫降8万人。在此战中，冯异利用了敌军连胜之后 的骄傲心理，灵活运用战术，设伏、示弱、骄敌、疲敌、突袭，一 环扣一环，环环至关重要。从中可见冯异用兵的老练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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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邑之战，抢占要地，以逸待劳，出奇制胜。建武六年（30 年）夏，刘秀派冯异屯驻枸邑。枸邑位于关中至陇地的要冲，具 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故而冯异尚在进军途中时，隗嚣亦遣部 将行巡率兵前去占领该地。冯异部将认为“虏兵盛而新乘胜，不 可与争”，主张暂且择地休兵，“徐图方略”。但冯异不以为然，他 在分析了枸邑得失的利害关系后，指出：“夫‘攻者不足，守者有 余，。今先据城，以逸待劳，非所以争也。”其意图很明显，不仅 要抢先占领枸邑，而且要将敌军消灭在该城之下。按照冯异的方 略，汉军倍道疾进，以神奇的速度潜入城中。然后紧闭城门，偃 旗息鼓，待骄傲自大的行巡兵临城下时，冯异出其不意，突然纵 兵杀出，行巡措手不及，大败而逃。从这一战中可以看出，冯异 用兵与常人不同，既依据兵法，又不拘泥于兵法，情况越危急越 能保持冷静，越能大胆决策，所以能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冯异为人谦逊不矜，与诸将相遇，常引车避道；每当部队休 止，诸将并坐论功，他却独自一人躲在大树底下，从不参与此种 议论，因而军中将士皆亲切地称他为“大树将军”。他治军严谨， “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所以每当部队配备兵员时，“军 士皆言愿属大树将军'其谦退不夸的高尚品格及由此而来的“大 树将军”的美名，成为历代佳话，至今仍不失其教育意义。

四、马援

马援（公元前14〜公元49)，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兴 平县东南）人。通晓兵法，有政治远见，在击隗嚣、定陇西、平 交趾等役中建有大功，并为我国历史上运用沙盘战术的第一人，对 中国军事学术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

马援是战国名将马服君赵奢的后裔。12岁丧父，随兄马况生

活。“少有大志”，“尝受《齐诗》，意不能守章句”①。及年长，遂 辞别家兄，自愿至边郡种田放牧。后征为郡督邮，在一次押送重 囚犯时，马援起恻隐之心，“哀而纵之”，从此浪迹北地。遇赦后， 继续操起田牧产业，“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然而殖货 致富并非其志向，他认为“凡殖货财产，贵其能施赈也，否则守 钱虏耳”，并常对其宾客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明确表达了他不愿作金钱奴隶的反世俗观念和成就大业的远大抱 负。所以他断然把所有财产分给亲朋好友，开始了新的追求。

王莽末年，马援被举荐为新成大尹（即汉中太守），王莽败亡 后，遂弃郡而“复避地凉州”。后被割据陇西的隗嚣请去担任绥德 将军，深受敬重，成为隗嚣集团颇为倚重的决策人之一。当时，在 洛阳即位的刘秀和称帝于巴蜀地区的公孙述，是两个势力最强大 的政治集团，隗嚣为自身利益考虑，欲依附于其中一个，却拿不 定主意，便派马援游走于成都、洛阳之间，视情况以决定去就。马 援与公孙述是同乡好友，原以为相见后“当握手欢如平生”。然而， 公孙述“盛陈陛卫”，大讲帝王排场，这使马援十分反感和失望， 他对部下说：“天下雌雄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 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 ”于是辞归西州， 对隗嚣说，公孙述乃井底之蛙，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建 武四年（28年）冬，马援奉隗嚣书至洛阳，受到刘秀盛情款待。经 推心置腹地交谈及细心观察，马援觉得刘秀平易近人，“恢廓大度， 同符高祖”，心生好感。刘秀亦非常欣赏他的胆略和才干，“以为 待诏”，并派太中大夫来歙送他西归陇右。在马援的劝说下，隗嚣 决定依附刘秀，遣其长子隗恂入质洛阳，并由马援携家属护送前 往。这成为马援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

隗嚣背叛刘秀后，发兵拒汉，在陇坻之战中，汉军失利。马 援闻讯，随即向刘秀表示“愿听诣行在所，极陈灭嚣之术”，并提 出以政治攻势瓦解隗军的策略。刘秀釆纳此建议，.派他率5000突

①《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406 —

骑，“往来游说嚣将高峻、任禹之属，下及羌豪，为陈祸福，以离 嚣支党”。建武八年（32年），来歙采取穿插战术，出其不意袭占 陇西重镇略阳，并与前来围攻的隗嚣主力形成对峙。刘秀抓住时 机，亲率大军西征隗嚣。因陇中地形复杂不明，诸将皆劝刘秀不 宜冒险深入，马援则认为“隗嚣将帅有土崩之势，兵进有必破之 状”。并随后在刘秀面前“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开示众军所从 道径往来，分析曲折，昭然可晓”。刘秀眼界大开，欣喜地说： “虏在吾目中矣。”次日晨，即按马援所示路线，迅速进军至高平 第一城（今甘肃固原县)。隗军大败溃逃。

建武九年（33年），刘秀拜马援为太中大夫，担任来歙副职， 统领诸将驻守长安。来歙平定陇西后，鉴于该地战略地位重要，又 屡遭羌人及公孙述的袭扰，建议刘秀派一位智勇双全者来安定陇 西局面，而诸将中非马援莫能当此重任。刘秀采纳其议，于建武 十一年（35年）任命马援为陇西太守。马援刚刚到任，便先发制 人，派3000步、骑兵，“击破先零羌于临洮，斩首数百级，获马 牛羊万佘头”，迫降8000余人。遭受沉重打击的羌军，携家小、辎 重转移至允吾谷，凭险坚守。马援“潜行间道”，突袭其营寨。羌 军惊慌远逃，至唐翼谷复聚精兵据守山上。马援见山险难攻，便 面山而阵，吸引羌军注意力，同时暗遣数百精骑绕至羌军之后， “乘夜放火，击鼓叫噪，虏遂大溃，凡斩首千余级”。建武十三年 (37年），马援又率军4000余人，进击寇扰边境的武都（今甘肃西 和西南）参狼羌，军至氐道县（今甘肃武山县东南），羌军据山坚 守。马援针对羌族游牧特点，采取釜底抽薪之略，抢占其周围水 源、草地，从而兵不血刃而困疲羌军，“豪帅数十万户亡出塞，诸 种万佘人悉降，于是陇右清静”。

马援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又采用政治怀柔的政策，治理陇西。 当时朝臣中多认为金城破羌（今甘肃乐都县东）以西，路远多寇， 不便治理，应该放弃这些地方。马援力排众议，上书指出，“破羌 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地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 中，则为害不休，不可弃也”。刘秀依其建议，下令遣还逃至金城

的客民回归本籍。接着，马援又奏请朝廷在陇西地区“置长吏，缮 城郭，起坞候，开导水田，劝以耕牧，郡中乐业”。马援在陇西 “视事六年”，不仅使“陇右清静”，塞外羌人“皆来和亲”，而且 使该地区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此后，马援继续为维护东汉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统一而南征 北战，先后平定巫师李广之乱和“二征”的分裂活动，最后在征 讨武陵蛮叛乱的战争中，病死于沙场。

马援为人忠勇正直，注重操守，不阿权贵，亲贤士，远小人， 居功不骄，重义轻利，宽以待人，严以责己。他有两句至理名言， 一云“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二曰“男儿要当死于边 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他正是这样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东汉的 统一事业。千百年来，“伏波”精神一直为人们所传颂，“老当益 壮”、“马革裹尸”更成为历代有志爱国之士的座右铭。

马援是一位集军事、政治才能和高贵品质于一身的著名军事 家。他长于运筹，尤善兵策，深为刘秀所钦佩，常言“伏波论兵， 与我意合”，故马援“每有所谋，未尝不用”。马援对军事学术的 发展有过重大贡献，其中为当今军事学界和历史学界所公认的有： 沙盘战术的运用。在刘秀攻陇过程中，马援用米堆成战区复杂的 地理模型，从而解决了因地形不熟而无法进军的难题。这是中外 军事史上最早的沙盘模型，亦为沙盘战术最早运用的实例。充分 显示了马援非凡的智慧和创造力。

在战争策略及战役指导上，马援亦有其独特之处。他从不把 军事进攻作为战胜敌人的唯一手段，而是注重军事打击与政治安 抚双管齐下的策略，如对西羌扰边及“二征”叛乱的征讨，均是 刚柔并用，在肃清顽敌的同时，施以政治安抚。整顿吏治、修缮 城廓、开沟凿渠、架桥修路等措施，均起到了安定民心，瓦解敌 人乃至长治久安的作用。在指挥作战时，马援料敌准确，计划周 详，其惯用战法是突然袭击，“间道潜行”，分路抄袭，出奇制胜。 其次是善于应变，化不利为有利，如对参狼羌的征讨，“羌在山上, 援军据便地”，战势对其不利。但马援迅速作出“夺其水草”之决 ——408 —

策，结果不战而屈人之兵。平交趾时抢占浪泊高地，征武陵蛮时 “凿壁为室”，反困敌军于壶头山上，也都反映了马援在紧急情况 下的应变能力。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作战，是马援几次征战的特 点。他作风顽强，勇气超人，在交趾热带丛林中，在武陵峭壁急 流里，面对瘴气熏天，疾病流行，他临危不惧，镇定指挥，与士 兵同甘苦，表现出了一代名将的精神风貌和高贵品质。

五、吴汉

吴汉（？〜44),字子颜，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人。能征 善战，智勇过人，在刘秀统一战争中身经百战，军功卓著，是东 汉开国名将之一。

吴汉出身贫寒，早年曾任亭长。王莽末年因门客犯法而逃亡 至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为求生计，以贩马为业，往来燕、 蓟之间，“所至皆结交豪杰”①。更始政权建立后，被举荐为安乐 (今北京顺义县西北）县令·更始元年（23年），王郎于邯郸称帝 后，一度声势较大，河北郡县纷纷响应。唯独吴汉与众不同，他 素闻刘秀礼贤下士，有长者之风，认为将来必成大业。所以早有 归顺刘秀之心。在他的极力劝说下，举棋不定的渔阳太守彭宠亦 决定进攻王郎，投奔刘秀，并派吴汉率3000步骑军与上谷诸将合 兵南下，破斩王郎大将赵闳。随后至广阿（今河北隆尧县东）投 靠刘秀，被拜为偏将军。刘秀攻破邯郸后，赐吴汉为建策侯。

吴汉为人质朴敦厚，性格内向，不善辞令，言谈时往往急促 而辞不达意，但刚毅勇猛，胸藏韬略。所以，当刘秀征询邓禹，谁 可担当征发幽州兵马的重任时，邓禹极力推荐吴汉，认为他“文 能柔未附，武足断大事”©，“诸将鲜能及者”。于是刘秀任命吴汉

《后汉书》卷十八《吴汉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后汉纪》卷第二《光武皇帝纪》。 为大将军，“与耿弇持节北发十郡突骑”。更始幽州牧苗曾阳奉阴 违，暗勒兵马，命令诸郡拒不应调。吴汉以其非凡的胆略，仅率 20精骑驰至无终（今天津蓟县）。苗曾欺其人少，不以为意，遂出 城迎接。吴汉乘其不备，先发制人，诛杀苗曾，收夺其军。于是 “北州震骇，城邑莫不望风弭从”。刘秀的力量逐渐壮大。不久，吴 汉又采用攻心之策，说降更始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守将陈 康，兵不血刃占领该城，并袭杀更始尚书令谢躬。在此期间，吴 汉还跟随刘秀，参加了北击铜马、重连、高胡的战争，“常将突骑 五千为军锋，数先登陷陈”，表现突出。及刘秀即位，设置“三 公”之职，诸将一致推荐吴汉，刘秀亦认为他“有建策之谋，又 诛苗曾，收谢躬，其功大”①，因此任命他为大司马，并更封为舞 阳侯。

建武元年（25年）秋，吴汉统率朱祐、岑彭、贾复等11位将 领，围攻洛阳，激战数月，朱鲔投降。次年春，又率王梁、朱祐、 杜茂等将，共击“檀乡贼”于邺东，大破敌军于漳河之上（地属 今山西长治县），收降十余万人。为表彰其功绩，刘秀特遣使者奉 玺书至吴汉军中，定封其为广平侯，食邑四县。接着进军南阳，连 陷六城；南战秦丰，破之于黄邮水上（地在今河南新野县）。又与 冯异合力攻破铜马、五幡等军。

建武三年（27年）春，吴汉率耿弇、盖延大破青犊军于轵西 (今河南济源县东南）。随即率领杜茂、陈俊等围苏茂于广乐（今 河南虞城北)。刘永派部将周建率兵1〇万来救苏茂，吴汉初战失 利，并“堕马伤膝”。面对强敌，吴汉不顾创伤，激励将士，选精 兵与敌军决战，大败苏、周十余万军，夺取广乐城。继而马不停 蹄，留杜茂、陈俊等驻守广乐，自率主力助盖延困刘永于睢阳。建 武四年至六年（28〜30年），吴汉又先后率军攻灭五校、长直、五 里、富平、获索等军，并攻破朐县，消灭董宪。至此，关东地区 全部平定。

①《后汉纪》卷第三《光武皇帝纪》。

建武十一年（35.年）春，吴汉率步骑兵6. 5万人会同征南大 将军岑彭，讨伐公孙述，由荆门逆江而上，破其浮桥，进抵江关。 岑彭遇刺身亡后，吴汉并其军，继续溯江直上，于建武十二年 (36年）春，大破蜀将魏党、公孙永于鱼涪津。汉军乘胜追击，进 围武阳，歼灭前来救援的蜀将史兴5000人。继而再破广都，派轻 骑焚烧成都市桥（成都七星桥之一，在成都城外），蜀军震恐，武 阳以东小城尽皆降汉。嗣后，在广都、成都间与公孙述大战，初 因兵力分散而遭受挫折，被10万蜀军包围。后吴汉密秘调整部署， 激奋将士，转败为胜，八战八克，进驻城郊。公孙述亲自率军数 万出城决战，吴汉先派一部分军队出击，待两军苦战半日后，再 遣高午、唐邯率数万精兵突入战阵，公孙述大败奔逃，伤重而死。 次日，成都蜀军开城投降。蜀地平定。

全国统一后，吴汉.还曾率军北击匈奴，并于建武十八年（42 年），平定了蜀郡守将史歆发动的叛乱。建武二十年（44年）病故， 谥号“忠侯”。吴汉戎马生涯20多年，对东汉统一事业作出过重 大贡献。因其战功卓著，刘秀决定按西汉大将军霍光死后待遇，发 北军、轻车、甲士为其送葬。在“云台二十八将”中他位置显赫， 仅次于太傅邓禹。

吴汉自跟随刘秀至平定天下，一直在沙场上奔杀，是东汉开 国元勋中经历战阵最多、实战经验最丰富的一个。吴汉的缺点十 分明显，一是治军过宽，军纪较差，二是不够重视作战部署，但 其优点更为突出。在战役指挥上，吴汉老练持重，注重士气，善 于应变，不论发生何种情况，他都镇定自若，从容不迫。征讨获 索时，敌军5万多人夜袭吴汉军营，使“军中惊乱”。但吴汉却 “坚卧不动”，待敌军稍退后，即连夜发精兵出营突击，大破其众。 由于吴汉用兵的这一特点，使他往往能力挽危局，败中取胜。与 刘永部将苏茂、周建战于广乐时，初战失利，并“堕马伤膝”，将 士惶恐。面对危急，吴汉“勃然裹创而起”，勉励将士说：“贼众 虽多，皆劫掠群盗，‘胜不相让，败不相救’，非有仗节死义者也。 今日封侯之秋，诸君勉之!”于是将士激愤，士气倍增，次日决战，

大获全胜。成都之战时，吴汉因部署不当而被蜀军分割包围，面 临全军覆没之危险。关键时刻，吴汉沉着冷静；号召诸将同心协 力，共赴危难。并设疑兵之计，在军营中“多树幡旗，使烟火不 绝”，吸引蜀军注意力。自率全部人马乘夜偷出军营，与困于20里 外的刘尚军会合，然后集中兵力，攻破蜀军，彻底扭转了整个战 局。吴汉败不气馁、“意气自若”、“激扬士吏”、力挽危局的用兵 特点，确实表现了大将风度，所以刘秀曾感叹说：“吴公差强人意， 隐若一敌国矣!”

吴汉用兵极重效率，“每当出师，朝受诏，夕即引道”，干脆 利索，雷厉风行，因而常能掌握战争战役主动权。作战中善于根 据敌我奴方态势及战局的变化，确定或变更作战计划，一旦计划 受挫则及时调整部署，此招不行则用彼招，直至将敌击破。一旦 抓住有利战机，便攻势凌厉，连续出击，猛打穷追，不获战果决 不休兵。所以，进攻凶猛如虎，退守稳重若山，是他用兵的又一 重要特点。

吴汉并非只懂军事进攻，也能用政治策略来争取和制服敌人。 夺取邺城时，便采取了先说降陈康、再伏杀谢躬的计策。更典型 的事例，是建武四年（28年）降服鬲县（今山东平原县北）五姓 豪强的反叛。事件发生后，吴汉冷静地分析了五姓反叛的原因，认 为“使鬲反者，皆守长罪也”，严令将士 “敢轻冒进兵者斩”。随 后在全郡各地散布檄文，宣布郡县长官的罪状，派兵逮捕守长，向 城中百姓道歉。结果“五姓大喜，即相率归降”，顺利制止了一场 叛乱。在天下未平，战事紧张的时期，吴汉能够识大体重大局，尽 量少树敌人，争取民心，是有战略远见的，所以诸将对他口服心 服，称赞他“不战而下城，非众所及也”。

六、耿弇

耿弇（3〜58)，字伯昭，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人。 东汉统一战争中，屡立战功，尤其在平定齐鲁的作战中表现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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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汉“中兴”名将中的佼佼者。

耿弁出身于仕宦之家，其父耿况博学多才，新莽时任朔调连 率（即上谷太守）。受父亲及边郡环境的影响，耿弇“少好学，习 父业”①，又“常见郡尉试骑士，建旗鼓，肄驰射，由是好将帅之 事”。

耿弇是在刘秀处境艰危之际投奔他的。当时，王郎起兵于邯 郸，声势较大，正欲投效更始的耿弇，于赴长安途中闻知刘秀正 在卢奴（今河北定州），遂改道前往拜见。刘秀见他年轻，便只给 他安排了个小官。不料，耿弇气志非凡，请求返归上谷，调发军 队，以定邯郸。此举深为刘秀欣赏，“因数召见加恩慰”。这时耿 弁年仅21岁。嗣后，耿弇多次奔走于耿况、刘秀之间，为刘秀联 合耿况、彭宠，平定王郎起了重要作用。

消灭王郎势力后，刘秀受到更始君臣的猜忌，耿弇及时进言: “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乱，诸将擅命于畿内，贵戚纵横于都内。天 子之命，不出城门，所在牧守，辄自迁易，百姓不知所从，士人 莫敢自安。虏掠财物，劫掠妇女，怀金玉者，至不生归。元元叩 心，更思莽朝。又铜马、赤眉之属数十辈，辈数十百万，圣公不 能办也。其败不久。公首事南阳，破百万之军；今定河北，据天 府之地《以义征伐，发号响应，天下可传檄而定。天下至重，不 可令它姓得之。闻使者从西方来，欲罢兵，不可从也。今吏士死 亡者多，弇愿归幽州，益发精兵，以集大计。”这里，耿弇既客观 分析了更始行将败亡的诸多原因，以及刘秀在政治、经济和个人 威望上所处的优势地位，力劝刘秀脱离更始；又针对当时刘秀兵 力不足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益发精兵，以集大计”的建议，字 字句句深符刘秀之意。于是刘秀任命耿弇为大将军，与吴汉一道 北赴幽州，分斩更始上谷、渔阳太守韦顺、蔡充和幽州牧苗曾，悉 发幽州十郡兵，刘秀势力大大增强。在平定河北农民军的过程中， 耿弇常率精骑为先锋，屡立战功。

《后汉书》卷十九《耿弇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刘秀即位后，拜耿弇为建威大将军，封好畤侯。至建武三年 (27年），耿弁率军大破延岑于穣。复向刘秀建议“北收上谷兵未 发者，定彭宠于渔阳，取张丰于涿郡，还收富平、获索，东攻张 步，以平齐地”。刘秀对此大加赞赏，遂于建武四年（28年）诏令 耿弇进攻渔阳。耿弇因其父耿况独据上谷，本与彭宠功劳相当，现 进攻彭宠，怕招人非议，加之兄弟中尚无一人留侍京师，因而顾 虑重重，不敢独自进兵，乃上书请求返回洛阳。刘秀深知其虑，诏 报说：“将军出身举宗为国，所向陷敌，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 欲求征？且与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耿弁疑虑顿释，与朱祐、 王常等击破望都（今河北唐县东北）、故安（今河北定兴西)西山 农民军十余营。继而又与吴汉“击富平、获索贼于平原，大破之， 降者四万余人”。其间，耿况、耿舒主动出击，与祭遵、刘喜等破 灭彭宠。

建武五年（29年）二月，刘秀开始实施东进计划，即东攻董 宪、张步，统一齐鲁。在这次用兵中，耿弇表现最为出色，他指 挥北线汉军，连获大胜，仗仗部署慎密，奇计迭出，精彩无比，为 刘秀平定齐鲁立下了显赫之功。

耿弇自随刘秀之后，身经百战，屡立战功，“凡所平郡四十六， 屠城三百，未尝挫折”，是刘秀麾下一员从无败绩的虎将。这与他 高明的作战指导是密切相关的。

耿弁作战的特点，首先是善于料敌察机，根据敌我双方优劣 态势，选择并确定最佳的作战计划。如击张步，耿弇率军渡过黄 河时，张步已在历下、祝阿、钟城等地布兵屯守，严阵以待汉军。 耿弇选择其力量较弱的祝阿为首攻目标，当该地敌军将被全歼时， 却又故意网开一面，让残敌逃往钟城。钟城守军见祝阿已败，遂 惊恐弃营而去。此战部署十分巧妙，一石二鸟，事半功倍。略取 临淄、西安时，耿弁如法炮制，克临淄而得西安，再收击一得二 之效。耿弇因兵少深入，连战疲劳，缺乏强攻张步主力驻地剧县 的条件，乃决定依托临淄城池，诱张步来攻，反客为主，以逸待 劳，终于击破号称20万的张步主力。以上诸例皆反映了耿弇的决 —■ ■■■ 414 1—^

策部署能力。其次，善于利用主客观条件，创造有利战机，根据 情况变化，采取相应战术。如夺取祝阿、钟城后，耿弁乘胜进迫 巨里，巨里守军很易攻破，但为了消灭敌军主力，乃定计围城打 援，故意制造将攻巨里的声势，实际只遣少量军队监视该城，精 锐主力则登上高阪，待张步主力援军到达时，乘高冲击，大获全 胜。取临淄、西安，耿弇决定先攻临淄，却声东击西，扬言将攻 西安，使临淄之敌放松守备，半日即下该城。与张步主力决战则 采取了诱敌来攻、以逸待劳的方针，让少量汉军示弱佯退，诱敌 进攻；另遣部分汉军列阵临淄大城西南角的小城外，与其鏖战。继 而率精兵出其不意地东出大城，从侧面冲击张步军阵，大破步军。 后又料定张步困顿必退，设伏再败张步。其三，身先士卒，作风 顽强。在与张步决战中，耿弇亲自陷阵，被流矢射中大腿，他用 佩刀截断箭矢，继续指挥战斗，左右无人知晓。次日晨，耿弇带 伤再次出战，“自旦及昏，'复大破之，杀伤无数，城中沟堑皆满”。 耿弁的顽强作风对其部下影响极大，是他屡战不败的重要原因之 0

对耿弇平齐之功，刘秀曾发表过一番评论，其云.·“昔韩信破 历下以开基，今将军攻祝阿以发迹，此皆齐之西界，功足相方。而 韩信袭击已降，将军独拔勅敌，其功乃难于信也……将军前在南 阳建此大策，常以为落落难合，有志者事竟成也r此评价是比较

恰当的。

七、来獻

来歙（？〜35)，字君叔，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县南）人， 善谋划，能征战，在刘秀统一战争中，出谋划策，攻城略地，表 现突出，为刘秀贯彻先东后西战略方针及逐步剪灭隗嚣、公孙述 割据势力，起了重要作用。

来歙出身于士宦世家，父亲来仲，为汉哀帝时谏议大夫，母 亲乃刘秀姑母，与刘秀为表兄弟关系。来歙兄弟五人，唯“歙有

才略，多通，慷慨有大志”①，因此刘秀在起兵之前就“甚亲敬之， 数共往来长安”②。新莽末，刘秀兄弟起兵加入绿林军，来歙因此 被王莽逮捕，旋即被其门客劫狱脱逃。后供职于更始政权，随绿 林军进入关中，多次提出建议而未被采纳，便借口有病而离去。其 妹夫刘嘉被更始封为汉中王，都南郑（今属陕西），闻来歙离开更 始，便派人将他迎入汉中。刘嘉拥有军队数十万，更始败后，成 为雄踞一方的军事集团。当时群雄并起，政治、军事斗争形势复 杂，天下将归于谁，一时难以明了。但满腹经纶的来歙却料定刘 秀将是最后的胜利者，力排“拥兵自守”、“且观成败”之议，劝 说刘嘉投降刘秀③。刘嘉本与刘秀亲善，乃从歙言，于建武二年 (26年）九月降汉，次年六月东归洛阳。刘秀见到来歙，格外欣喜， “即解衣以衣之，拜为太中大夫”，参与重大军事决策。

这时，刘秀正全力对付赤眉军及东方的刘永、董宪、张步等 势力，对割据于陇、蜀地区的隗嚣和公孙述无力顾及，又担心他 们乘机杀出，汉军腹背受敌。来歙深知其虑，乃提出联陇制蜀之 计，他说：“臣尝与隗嚣相遇长安。其人始起，以汉为名。今陛下 圣德隆兴，臣愿得奉威命，开以丹青之信，嚣必束手自归，则述 自亡之势，不足图也，此计策的妙处在于，不费一兵一卒而既争 取隗嚣归降，又利用他为阻挡公孙述东进的屏障。刘秀欣然同意 并派来歙去执行这一重要使命。

建武三年(27年），来歙第一次出使陇地。隗器虽未轻许附汉， 但在马援等人的影响下，亦未与刘秀为敌，甚至出兵协助汉征西 大将军冯异击破亲蜀势力吕鲔，并斩杀公孙述使者，“出兵击之， 连破述军，以故蜀兵不复北出”④。建武五年（29年），来歙再次

《后汉纪》卷第四《光武皇帝纪》。

《后汉书》卷十五《来歙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参阅《后汉书》卷十四《刘嘉传》、《后汉纪》卷第四《光武皇帝

纪》。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 持节入陇，与马援等说动嚣心，“嚣遂遣子恂随歙入质”。此间，来 歙与马援各奉其主来往周旋于汉、陇之间，为刘秀稳住隗嚣、牵 制公孙述、专兵东向起了重要作用。六年，刘秀顺利平定关东，开 始图谋公孙述，先派来歙使陇，诏令隗嚣从天水出兵协同汉军伐 蜀。嚣听部将王元等言，以蜀地关山险阻、道路难行为借口，拒 绝发兵。至此，隗器欲三分天下之心已昭然若揭。来歙身在陇地， 实陷虎穴，但他不顾个人安危，愤怒斥责隗嚣说：“国家以君知臧 否，晓废兴，故以手书畅意。足下推忠诚，遣伯春①委质，是臣 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为族灭之计，叛主负子，违背 忠信乎？吉凶之决，在于今日。”为此来歙险遭杀害。

刘秀决心按照先陇后蜀、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先行征讨隗 嚣。在建武六年（30年）至七年间，集中兵力与隗嚣多次交战，汉、 陇形成相持局面。为了配合军事进攻，刘秀再遣来歙、马援入陇， 继续展开政治攻势，分化瓦解隗氏集团。来歙在招降了其部将王 遵后，于建武八年（32年）春，独率2000精骑，穿山越谷，出其 不意地袭取了战略要地略阳;又在隗嚣数万重兵围困、“斩山筑堤， 激水灌城”的险恶情况下，临危不惧，沉着指挥，坚守略阳几个 月，终将敌军拖疲，为刘秀最后击败围城嚣军争取了时间，创造 了条件。在此役中，来歙仅率少量精兵伐山开道，长途穿插，先 奇袭后固守，据敌之腹心以策应大军上陇，确是精彩战例。此役 后，刘秀更看重来歙，在庆功宴会上，让他独坐一席，位在诸将 之上。不久，诏令来歙留驻长安，监领诸将。

来歙任汉军统帅之后，上书刘秀，提出了军事进攻与政治瓦 解双管齐下的策略。他认为：公孙述之所以能苟延残喘，是因为 他把隗嚣占据的陇西、天水作为屏障，如果扫平这两郡，公孙述 就智穷计竭了。故当务之急，“宜益选兵马，储积资粮”，准备大 举进攻隗嚣。同时，“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馑，若招以财谷，则其 众可集”，损其兵而为我之用。刘秀依计而行，于建武九年（33

①伯春，隗嚣子隗恂字。

年)八月，遣来歙率征西大将军冯异、建威大将军耿弇等五将征 讨隗嚣，至十年十月，先夺天水，后在落门（今甘肃武山县）大 破隗嚣子隗纯，一举平定了隗氏集团。

隗嚣灭亡后，原依附于隗嚣的先零羌等部族首领“皆营堑自 守”，“数为寇掠”，“州郡不能讨”。来歙马不停蹄，“大修攻具”， 率领虎牙大将军盖延、武威将军刘尚及太中大夫马援等进击先零 羌，在金城大败羌军，斩、俘数千人，获牛羊1万多头，谷粮几 十万斛。接着，“又击破襄武贼傅栗卿等”。来歙十分注意用安抚 政策来稳定当地社会秩序。肃清余寇后，他见陇西一带人民饥饿， 流离失所，“乃倾仓廪，转运诸县，以赈赡之”。这项措施不仅使 陇西地区得以安定，京师洛阳至凉州的道路从此畅通，而且为刘 秀全力攻蜀解除了后顾之忧。鉴于陇西战略地位重要，来歙又上 书推荐智勇双全的马援担任陇西太守，确保该地的稳定。

建武十一年（35年）六月，来歙率盖延、马成入武都，连破 蜀将王元、环安于河池、下辨，乘胜向前挺进。蜀军大惧，乃遣 刺客剌杀来歙。临终前，把盖延召来，委之以军务，然后亲自起 草奏表，向刘秀报告这里所发生的情况。写毕，“投笔抽刃而绝”。

来歙自建武二年投汉，至十一年遇刺身亡，时间虽然短暂，但 为东汉的统一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的联陇制蜀策略，实 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他数次出使陇地，讲求信义，言出必行，知 难而进，临危不惧，有力地配合了刘秀战略方针的顺利贯彻。他 统兵征战，攻夺城池，神奇惊人；孤军坚守，沉着冷静；既能率 小部队穿插、奔袭，又能统大军协同作战，确是刘秀麾下难得将 才。来歙的品格亦难能可贵，他从不居功自傲，也不要封官，至 死仍是太中大夫（死后追赠中郎将）。所以，刘秀曾高度评价他: “攻战连年，平定羌、陇，忧国忘家，忠孝彰著'

八、祭肜

祭肜（？〜73)，字次孙，颍川颍阳（今河南许昌西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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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武、永平年间，因治理辽东、招抚鲜卑、安定边塞而名扬北方， 是东汉前期积极奉行联合北方各族、抗击北匈奴策略的主要将领

之一。

祭肜早年丧父，“以至孝见称”①。王莽末年，天下大乱，人们 纷纷离家避乱，“野无人烟”，而祭肜却独自一人守奉在父亲墓旁。 “每贼过，见其尚幼而有志节，皆奇而哀之”。战乱造就了他坚毅 刚强的品格。其堂兄祭遵跟随刘秀转战河北，成为刘秀爰将，祭 肜因故于建武初年拜为黄门侍郎，常随刘秀左右。建武九年（33 年）春，祭遵病故，无子袭爵，刘秀于追念伤悼之余，命祭肜为 偃师（今河南偃师县东）县长，以便让他就近四季奉祠兄灵。不 想刘秀的这一安排，竟成为祭肜政治、军事生涯的起点。

祭肜兼有政治、军事谋略。任偃师县长后，他十分珍惜这个 机会，致力于本县的治理。“视事五岁，县无盗贼，课为第一”，迁 任襄贲（今山东苍山县南）县令。当时，刘秀虽已削平群雄，统 一天下，但尚未在各地建立有效统治，有些地区社会秩序仍不稳 定，襄贲县更是“盗贼白日公行”，十分猖獗。祭肜到任后，采取 “擒贼先擒王”的策略，“诛破奸猾，殄其支党”，几年后，襄贲大 治，受到刘秀的特别奖励。祭肜之志虽不在小小令、长，而是统 兵治军、保塞安民，但在治理二县期间所显露出来的才干，已引 起东汉王朝的重视，这为他以后投身边防事业并取得成功奠定了 基础。

当时，匈奴势力正盛，尤其鲜卑和赤山乌桓依附于匈奴，三 者联合犯塞，其势更难阻挡，“数入塞杀略吏人”。东汉政府深感 忧虑，又无力驱逐，惟一措施便是“益增缘边兵，郡有数千人，又 遣诸将分屯障塞”。祭肜便在这种时刻被调往边境，于建武十七年 (41年），被任命为辽东太守。辽东北与鲜卑、乌桓、东与高句彌 等族接壤，是东汉前期边患严重的地区之一，刘秀之所以让祭肜 担当太守重任，是因为他不仅看到祭肜具有政治、军事权谋，而

①《后汉书》卷二十《祭肜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且“有勇力，能贯三百斤弓”，是勇谋兼备的难得将才。刘秀能慧 眼识贤，祭肜亦不负厚望。在治理辽东，抵抗入寇之敌的过程中， 祭肜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怀柔相间的斗争策略，先刚后柔，刚柔 并施，尽力联合多数，孤立主要敌人，获得巨大成功。

祭肜至辽东后，立即改变过去被动防御的状态，作好军事上 的部署，厉兵秣马，随时准备迎敌；同时，广派侦骑，了解和掌 握敌军动向。&此每当敌军来犯，汉军都能从容拒敌，而且每次 迎战，祭肜都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汉军将士极受鼓舞，士气 大振，多次击退入寇之敌。建武二十一年（45年）秋，鲜卑又出 动1万多骑兵寇略辽东，祭肜率数千汉兵迎战。两军相遇后，祭 肜亲自披挂上阵，挥军奋力搏杀，敌军抵挡不住，阵势大乱，四 处奔逃，被迫入水中淹死者过半。祭肜穷追不舍，杀出塞外，“虏 急，皆弃兵裸身散走”。此役战果辉煌，共歼敌3000余人，虏获 战马数千匹，不仅“自是后鲜卑震怖，畏肜不敢复窥塞”，而且为 祭肜实现更为重要的战略意图——争取联合鲜卑以对付匈奴—— 创造了条件。

祭肜办事长于运筹，深谋远虑，善于因势利导，因敌制宜，逐 步现实战略企图。他认为，鲜卑虽遭重创，近期不敢南窥，但从 长远来看，鲜卑、匈奴、乌桓“三虏连和”，终究会成为边境祸根， 应趁鲜卑新败畏怯之时，予以争取，破坏和瓦解“三虏连和”。不 久后，匈奴分裂，南匈奴、乌桓先后附汉，“三虏连和”自行瓦解， 而鲜卑尚未降附。祭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定针对鲜卑上层贵 族贪财图利的弱点，采取攻心战术，先将其笼络，然后逐步化害 为利，使其为东汉王朝效命。经深思熟虑后，祭肜把第一个“攻 击”目标对准了鲜卑贵族偏何。偏何乃鲜卑大都护，勇猛善战，在 鲜卑、高句骗等部众中极具威望和号召力，若能争取他归降，则 不仅鲜卑问题可迎刃而解，且为东汉添得一员勇将。于是，建武 二十五年（49年）正月，祭肜遣使至偏何处，“示以财利”。偏何 果然心动，旋即“遣使奉献，愿得归化”，开始了与汉的亲近关系。 祭肜对其进行抚慰赏赐后，利用他为东汉招徕满离、高句彌等部 —420 —

族，遂使归附者“骆驿款塞，上貂裘好马”，东汉政府则加倍给予 赏赐。长期战火不断的辽东地区呈现出一派和睦友好的气象，偏 何邑落的各位首领全都归附东汉，并主动表示愿为东汉效力。祭 肜深知鲜卑贵族急于邀功请赏的心态，对他们说：“审欲立功，当 归击匈奴，斩送头首乃信耳。”偏何等随即率军出击北匈奴左伊秩 訾部，斩首2000余级，“其后岁岁相攻，辄送首级受赏赐”。至此， 祭肜既达到了招抚鲜卑的目的，又收到了 “以夷制夷”、“以夷伐 夷”的功效。

祭肜为人质朴忠厚，稳重而坚毅，在治理辽东期间，对待各 少数民族一视同仁，既施恩惠又守信义，因而深得他们的敬畏和 爱戴，都愿为他拼死效力。光武晚年，赤山乌桓屡犯上谷，汉廷 设悬赏责令州郡长官平定边患，但阻止不住。祭肜即把偏何召来， 鼓励并派遣他前去征讨。永平元年（58年），偏何率领鲜卑军大败 赤山乌桓，杀其首领，一举震骇了塞外。从此以后，祭肜的烕名 传遍了北方，“西自武威，东尽玄菟及乐浪，胡夷皆来内附”，战 火经久不息的北方终于暂告安定，东汉缘边驻军也全部撤回。

祭肜治理辽东近30年，为东汉边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 廉洁奉公，从不谋取私利，也不居功求赏，永平十二年（仍年）被 征召回京，拜为太仆时，竟“衣无兼副”，财产不到10金①。深为 明帝赞赏，“既嘉其功，又美肜清约”，此后明帝每见到祭肜，就叹息 不止，认为他可以担当重任，曾说:“太仆，吾之御侮者也。”②

永平十五年，明帝召祭肜与耿秉、窦固等共同策划了对北匈 奴的用兵，次年祭肜奉命参加北伐，因误信南匈奴左贤王谎言，未 至目的地而回，获罪免官入狱。祭肜性格深沉刚毅，偏于内向，对 自己被人欺骗未能立功报国悔恨不已，出狱几天便呕血而死。

祭肜是东汉前期边防将领中的杰出者，他能文能武，智勇兼 备，治军用兵均有一套，尤其是对鲜卑施行的刚柔相济、以夷攻 夷等策略，更体现了他高明的谋略思想。所以《后汉书》作者范

①②《后汉纪》卷十《孝明帝纪》。 晔对他评价颇高，认为“祭肜武节刚方，动用安重，虽条侯、穣 苴之伦，不能过也”。

九、窦固

窦固（？〜92)，字孟孙，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西北）人。 永平年间统领汉军大举反击匈奴，取得天山之战的重大胜利，为 东汉彻底击灭北匈奴创造了条件。

窦固是东汉开国功臣窦融之侄，娶刘秀女涅阳公主为妻，故 其地位颇为显贵。初任黄门侍郎，中元元年（56年）袭父爵为显 亲侯，明帝即位后迁任中郎将，监护羽林军。后因其堂兄窦穆获 罪而受牵连，“废于家十余年”①。窦固虽生于权贵之家，但并非靠 门望而“贵显用事”。他生长于乱世之中，自幼深受伯父窦融影响， “好览书传，喜兵法”，尤其是随窦融在河西期间，对边地风土人 情及边防事务了解至深，为他日后统兵为将、征伐北匈奴打下了 基础。

永平年间，北匈奴扰边日盛，数犯河西地区。明帝决定效法 汉武帝“击匈奴，通西域”，因窦固“明习边事”，于永元十五年 (72年），特召他与耿秉等共议伐北匈奴之事，并任命他为奉车都 尉，与耿秉等率军出屯凉州。次年二月，以窦固为主帅，统兵4万 余人，分四路出击北匈奴。耿秉、祭肜、来苗三路皆无功而还，唯 有窦固一路战绩辉煌，一举夺得天山之战的重大胜利。永平十七 年，窦固与耿秉等合兵，再战天山，破北呼衍王，降车师前后王， 控制了西域咽喉。

窦固在作战中，善于捕捉战机，掌握主动，一旦得手，则穷 追猛击，不让敌军有喘息之机，天山之战足以说明其战术特点和 指挥艺术。同时，作为汉军统帅，窦固对控制天山地区乃至整个

①《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固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西域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留吏士屯伊吾卢城”，遣班超经略 西域，“奏复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并以陈睦、耿恭、关宠 等忠勇之将担当监护车师重任，均表明窦固具有战略远见。

窦固对待边境少数民族，采取了因其俗而笼其心的态度和策 略，据称：“羌胡见客，炙肉未熟，人人长跪前割之，血流指间， 进之于固，固辄为啖，不秽贱之，是以爱之如父母也。”①这是难 能可贵的。所以，窦固“在边数年，羌胡服其恩信”，对安定边境， 维护汉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作出了一定贡献。

章帝即位后，窦囿晋升为大鸿胪，因其“晓习边事”，常被召 去充任顾问。建初七年（82年）至八年，先后取代马防担任光禄 勋和卫尉。章和二年（88年）去世，谥号“文侯”。

十、窦宪

窦宪（？〜92)，字伯度，扶风平陵人。和帝初曾统帅汉军大 举北伐，一举破灭北匈奴，为东汉边境地区的安定发挥了重大作 用。

窦宪是东汉开国功臣窦融的曾孙，少时其父窦勋获罪被诛，他 成为孤儿。建初二年（77年），章帝立其妹为皇后，窦氏家族逐渐 得势，窦宪也由郎官连升侍中、虎贲中郎将。从此窦氏“兄弟亲 幸，并侍宫省，赏赐累积，宠贵日盛，自王、主及阴、马诸家，莫 不畏惮”©。后因以贱价强夺沁水公主田园而受到章帝责罚，“虽不 绳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和帝即位后，窦太后临朝听政，窦宪 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再度成为朝中显赫人物。他生性 果敢而急躁，报复心强，“睚眦之怨莫不报复”；又权力欲望大，唯 恐别人分享其权势，终于导致派遣刺客暗杀都乡侯刘畅的事件发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固传》注引《东观记》。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宪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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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此事发觉后，满朝哗然，窦太后不得不将他禁闭于内宫，以 平众怨。窦宪为赎死罪，主动请求出击北匈奴，不想死罪既免，更 功成名就，身任大将军，“威权震朝廷”。位列三公之上。但因有 前次教训，窦宪本人已不再像以前那样骄恣，而是尽力顾全个人 的名声和影响。他曾先后谢绝“武阳侯”和“冠军侯”的封号，并 辞退封地，毅然率领军队出镇凉州。然而，他终究未能从帝、后 权力之争中摆脱出来。永元四年（92年），和帝与中常侍郑众谋诛 后党，窦宪被收夺大将军印绶，不久被迫自杀。

窦宪在历史上留下过种种劣迹，在古今文人墨客眼中被公认 为是东汉外戚专权的祸首，因而备受贬斥，以致于他的历史功绩 也几乎被其罪过所掩盖了。其实，客观地分析窦宪的一生，其人 品虽属下流，其有些行为亦确令人愤慨，但他对东汉王朝乃至整 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是应该肯定的。作为当时无可争议的优秀 将领，他统率汉朝大军，大破北匈奴于稽落山和金微山，登燕然 山，“刻石勒功”，逐北单于，迫其西迁。他的威名震撼了大漠南 北，他所奠定的中国北疆新格局，既是东汉光武、明、章三代的 夙愿，是中国边疆统一和中华民族融合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 是渴望和平的北方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所以窦宪的历史功绩是 不应抹杀的。

其次，从军事史的角度上看，窦宪作为指挥东汉第二次征伐 北匈奴战争的汉军统帅，成功地组织实施了稽落山之战和金微山 之战等重大战役，在中国军事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窦宪用兵，善于针对敌军弱点，及时掌握和准确判断敌军的 动向，采取主动出击的战略方针，调遣优势兵力与敌主力决战。如 汉三路大军汇集涿邪山后，窦宪根据北匈奴势力已大大削弱，不 敢与汉军正面交战的状况，派出精骑万余，向北单于庭所在地稽 落山一带运动，迫使北匈奴主力出战，并一举将其击溃。此役后， 窦宪继续主动出击，盯住北匈奴主力不放，，又先后在河云北、金 微山取得重大战果。窦宪在作战中，十分注意扬长避短，根据汉 军准备充分、装备精良、兵力集中，但深入大漠、远离后方、不 —424 — 宜久战的优弱点，以及北匈奴虽行动飘忽、反应快速，但力量薄 弱，惧怕决战，且有大量老少部民拖累的实际情况，采用长距离 奔袭、迂回包抄等战术，往往轻装疾进，速战速决。如包抄、夜 袭河云北，长途奔袭金微山，均收到了出敌不意、以奇制胜的效 果。同时，一旦逮住战机，便不轻易放弃，每次击溃敌军后，均 穷追猛打，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尽量在追击中歼灭敌人。

窦宪是位功过同样显著的人物，对于他的罪过，我们应该深 刻的揭露和批判，对于他的功绩也应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

十一、段颖

段颊（？〜179)，宇纪明，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有 谋略，善用兵，东汉桓帝、灵帝年间，多次率军镇压羌族人民的 反抗斗争，因平定“羌乱”而名声大振，与皇甫规（字威明）、张 奂（字然明）并称“凉州三明”。

段颏少时便精通骑射，“尚游侠，轻财贿”①，长大后又“折节 好古学”，遂奠定了文、武两方面的根基。后被举为“孝廉”，踏 上仕途，先后任宪陵（汉顺帝陵）园丞、阳陵（汉景帝陵）令等 小官，皆有政绩，因而迁任辽东属国都尉，开始了军事生涯。

段颍指挥的第一仗是对鲜卑的作战。桓帝永兴年间，鲜卑进 犯辽东塞，段颏率军前去讨伐。鲜卑的作战特点与匈奴相似，飘 忽不定，行动快速。段颍为了诱敌深入，乃于进军途中，派驿骑 诈称奉皇帝玺书宣召段颖回师，段颍表面假装奉诏撤军，暗中却 在道路两旁设下伏兵。鲜卑首领信以为真，放心大胆地驱兵追击。 待其进入汉军埋伏圈，段颏下令出击，“悉斩获之”。此战规模虽 小，却反映了段颏果敢决断的能力。经此一战，段颏初显身手，但 也因此而“坐诈玺书伏重刑”，裁了个跟头。刑满后，在朝中任议

①《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颍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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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这时，活动于太山（今山东夢安县北）、琅邪（今山东临沂 北）一带的东郭窦、公孙举农民起义军声势较大，“聚众三万人， 破坏郡县”，朝廷“遣兵讨之，连年不克”，急需选拔文武双全的 将领前去镇压。段颏应时而起，于永寿二年（156年）出任中郎将， 领军出征东郭窦、公孙举，“大破斩之，获首万余级，余党降散”。 段颍因镇压农民军有功被封为列侯，“赐钱五十万，除一子为郎”。

段颍最主要的军事活动是对羌族的镇压。当时的东汉政府，内 有外戚宦官轮流专权，政治极其腐败而黑暗；外有周边民族，尤 其是羌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东汉王朝内外交困，陷入危 机。作为地主阶级的军事将领，段颍死心塌地效命于这个腐朽王 朝，为了平定“羌乱”，他提出了“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和 “建长久之策，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的斩尽杀绝政策。为了实 现这个企图，他竭尽才智和勇力连年征战，几无间息，自桓帝延 熹二年（159年）至灵帝建宁二年（169年），破西羌，“斩首二万 三千级，获生口数万人，马牛羊八百万头，降者万余落”；平东羌， “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羊骤驴骆驼四十二万 七千五百余头”，终将羌族人民的起义烈火扑灭。究其一生所为， 特别是对羌族的血腥镇压，实无可褒之处，就连封建史家都深感 不齿，司马光曾严厉谴责他“不分臧否，不辨去来，悉艾杀之”， “虽克捷有功，君子所不与也”①，这一评价是切合实际的。当然， 也不应否认，段颍在不光彩的军事活动中，确实留下了不少值得 参考借鉴的治军和用兵之法，是东汉后期一位胆略兼备、能征善 战的杰出将帅。

段颍用兵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战术的灵活多变上，他善于 统观全局，料敌察势，因时、因地、因作战对象的不同和战局的 变化而采用不同的作战方法。诱敌深入，设伏聚歼；募选“先 登”，强行突破；遭遇强敌，近身肉搏；轻装疾进，长途奔袭；分 遣兵力，两面夹击；穷追猛打，连续作战，等等，各种战法运用

①《资治通鉴》卷五十六“灵帝建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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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如，表现出了较高的军事素养和指挥才能。其次，治军得法。据 记载，“颏行军仁爱，士卒疾病者，亲自瞻省，手为裹创。在边十 余年，未尝一日蓐寝。与将士同苦，故皆乐为死战”。作战中，尤 其是危急时刻，他常常身先士卒，亲自加入战阵，与敌搏杀，对 激励将士，振奋士气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故朝廷在表彰段颏的 诏书中称赞他“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当矢石，感厉吏士”，所 言十分中肯。

段颖一生几经起伏，西羌平定后，又多次宕跌，终因阿附中 常侍王甫，而被朝廷下狱，“遂饮鸩而死，家属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