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见字如来”：字与词构成了鲜活的生命经验

诸如此类的词语错用还有很多：空穴来风原意是有了洞穴才有风进来，比喻消息和传说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可是现在人们却常用作它的相反意思——多指消息和传说毫无根据。两种词义背道而驰，正如张大春先生所说：字，反映了每一历史阶段的现实处境和价值取向。

本书中出现很多次“随风而逝的字词”，张大春先生想把它们一一揭露、一一钻探、一一铭记。我也觉得这些“随风而逝的字词”和这些字词“随风而逝”的意思也应该被一一铭记。故而拜读此书。

本书内容分三大部分——见自我，见故人，见平生，共收录了46篇说文解字的文章，每一篇文章都用作者自己生活中的际遇牵扯出来汉字的构造、用字意义、词语引申等相关内容。这些汉字在作者看来，不光是表意、叙事、抒情、言志的工具，更是他人生一些记忆的散碎片段、飘忽念头、尘粉经验的回忆，也在向读者展示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张大春的字

如他在《天下的妈妈一样说》一文中，在讲解甲骨文“乳”时，“跪坐着的母亲”“侧弯的脊椎”等词便可看出作者对母亲的敬爱之情。在《母，出来伟大，还有很多》一文中，作者更是将“母”字做了详解。“母字最亲”这一说法，让我很崇敬。一个对母亲感恩报德的文人，写出的文章也必然是有温度的，有情怀的。

每一篇文章张大春先生都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把汉字的意义重现得很丰满，词语引申也让一些常见词的本义显现。比如“骗”字的本义，作为山东人的我颇为认同。在我生活的鲁南地区，“骗”在很多地方就是一个动词，“骗上车”“骗过去”“骗上墙”等，都是侧身抬腿跨上的动作。可是，方言中很多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不追究写法，只讲究发音。在张先生的讲解下，我忽然觉得自己土味甚浓的方言也是极美的呢！

张先生说：“字与词，在时间的淬炼之下，时刻分秒、岁月春秋地陶冶过去，已经不是经史子集里的文本元素，更结构成鲜活的生命经验。”敬惜字词，运用得当，才能自成优雅。

选摘

父

一个亲爹天下行

─爸爸就一个，可是叫爸爸的方式真不少。

事理人情有多么大的变化？实则没什么。父母、子女，师长、学生，前辈、后生……尽管下一代总是显得比较活泼、比较叛逆、比较有主张；然而，社会的稳定秩序一般还没有遭到多么严重的挑战。

可是，除了流年─我说的是在转瞬间就逝去的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还有什么是暗中偷换的呢？我第一个想起的，是一句日常语，一个称呼。

犹记得小学一二年级开“家长会”“母姊会”（这种会面的名目，时下已经改作“亲师会”了），老师对每位家长的称谓都是：“张先生”“李女士”。也就是说，老师是把家长当成社会上的一般人士在对待的。这至少意味着，老师和家长是以两个成人的身份在相互对话。真要细究起来，老师（尽管可能比家长年轻）的地位可能还要高些，因为家长通常为了表示尊重之意，总是随着孩子称对方一声：老师。

张大春书法

家长对老师的称谓一直没有改变；但是，曾几何时，老师称呼家长却换了说法，变成：“宝妹把拔”“瑞瑞马麻”……人不以为异，我也从来不敢有什么异议。只不过每当我孩子的老师、以及孩子同学的父母，一口一声这样叫我，而且一叫十多年：“张容把拔”“张宜把拔”。这四个字听在耳朵里，我总会觉得自己被带回了一个还在读幼儿园的时代。答应着那样的呼唤，我们这些成人看似都暂时脱离了一部分成人的身份─至少“把拔”听来和“北鼻”的年纪相去不远；于是，家长和孩子一样天真烂漫、未经世事。这是一种集体的意识或潜意识吗？或者，汉民族终于找到了向原住民达悟族学习其伦理观念的孔窍，新生儿呱呱落地，老子就改了常称呢？ 一般说来，妈、爸不就是中国人最早理解和会说的两个字吗？但是文字学上的发展却不那么简单。今天我们的字典不是将“爸”字归于“父”字部首，就是归于“八”字部首。可是从汉字发展轨迹看来，其中还有更曲折的变化。 文字学家高鸿缙在《中国字例》中以为：在甲骨文中，“父”原本只是一手持一杖，这就是“把”字最初的字形，意思就是“治事”。 这个持杖的形象和父亲的形象也接近，父亲又是“持家”之主，于是，以手持杖的这个字形就借去给“父亲”的概念来表义，而必须另外加一个“手”字形符，作为偏旁，来表明“持”的本义─那就是“把”了。所以，“父”作为“把”的本义废弃不用了，今人也就不明白：原来“父”不但是“把”的初文，现在人说的“爸”字还保留了“父”（把）字的古音。

今天的人不喜欢“父权”这个字，而在汉字里，“父”所持的“杖”不但和权柄密不可分，也意味着受尊受敬的地位不可动摇。即使没有养过、教过我们的长者，也要尊称一声“父师”。告老还乡的退休官员，也可以博得同样的尊敬。后来基督教进入中土之后，连传教士也被称为“父师”。“神父”也被呼为“神辅”“神甫”，他们可不只是神的辅佐，因为“甫”字几乎等同于“父”，还是男子普遍的美称。

唐代承袭五胡六朝遗绪，由于种族交涉流通，对父亲的称呼变化也多了起来，呼“耶”（爷）之不足，而有“耶耶”“阿耶”。早在北朝的《木兰诗》里，不就满地都是“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朝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之语？

张大春书法

但是根据史料，我们还可以发现：唐太宗写信给儿子的时候自称“哥哥”，唐玄宗也会称自己的父亲“四哥”─这里没有坑爹乱套，就是俗语的痕迹。一般书面口头，正式的称呼也可以是“大人”，也可以叫“耶耶”，但是真用“爸爸”称呼父亲，反而不见于此时，而要晚得多。

的确，从上古时代起，政府形态就常拿家庭组织为隐喻。例言之：圻，边界也。“圻父”，自然是指掌管或戍守边界的人，其实就是“司马”（国防大臣）之官；“农父”可不只是掌理农业而已；由于古代农业是大事，“农父”所秉之政，包含了土地与教化，大约相当于今日的“内政兼教育部长”了；在当时的另一个通称叫“司徒”。

我们虽然也尊敬隐士，也称他们为“父”─像渔父、樵父、田父，此类毕竟是连国人身份都不具备的野人，与前述的“农父”不属同一概念，那个“父”字就没有“治事”，而只有“老人家”的意涵了。

还有一种父，特别受掌权者的敬重，他们不但是当时下臣小民的爹，在历史的长廊里，被呼为爸爸的回声也时有所闻。周武王太尊仰姜子牙，就叫他“尚父”；管仲受齐桓公的重用，被称作“仲父”；孔子晚年得到时人极大的推崇，被尊为“尼父”；项羽连天下都没打成，他叫范增“亚父”，读《史记》的人也得跟着叫。我的名字里有个“大”字，应该不至于赢得同辈人叫我“大父”，但是我的孙子或外孙─如果在他们那个时代还愿意使用文言文的话─非叫我“大父”不可，大父就是祖父或外祖父的意思。

我实在应该列出另一个先前提到的词─“把拔”。现在台湾人在家庭里也多称父亲为“把拔”，仿佛亲昵得多，这亲昵，很像是将父亲从尊贵的高台上一把拽了下来，还让他蹲下身跟孩子说话。不过，我总记得我幼年时学邻居小孩叫“把拔”，被我父亲痛斥了一顿，他说：“‘把拔’是屎的意思，你不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