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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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曾经写过一部《黄金时代》的小说，以文革为背景，讲述无忧无惧的知青生活。文革并非美好的时代，为何小说名为《黄金时代》呢？可能是从青春的角度来说的，青年是一个人生命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一说源自古希腊，古希腊把人类文明分为五纪：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

黄金时代的人们无忧无虑、生活在天国中，宛如天使，之后则一代不如一代。英雄时代是神人杂居的时代，人类的英雄开始挑战神，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则反应了这一时代特色。至于当下的黑铁时代则是众神消失的年代，世俗、污浊不堪，连正义女神都不忍注视，悲哀地用白袍蒙住脸庞，逃到天上变成了室女星座。

这个说法跟中国儒家推崇“三代之治”类似，认为越上古的时代越美好，越是当下越黑暗，提倡复古。

总体而言，人类社会是进步的，茹毛饮血的古代并不能跟现代社会相比，复古主义更多一种美好的向往罢了。

但人类社会的进步并非线性而是波浪型曲折前进，在古代社会也有思想史的高潮，如古希腊事情就被公认为是西方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大师辈出，西方的文艺复兴，一个口号就是要回到文艺复兴时代。无独有偶，中国大地上在古代也有一个思想的黄金时代：春秋时代。

春秋时期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杨朱、管子、老子、孔子、庄子、墨子、孟子、荀子等诸子大师群星璀璨；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纵横家、兵家、农家等各流派学说争鸣。不像之后的年代万马齐喑，只有儒家思想一家独大。

在春秋时期，儒家不过是诸子百家之一，而且并不受当时当权者的欢迎，孔子、孟子周游列国，东奔西走，但几乎没有统治者接受他们的思想，以至于被时人看来惶惶如丧家之犬，愤激之下也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类的话语，并没有后来一统江湖的迹象。

当时最为流行的学说是杨朱和墨子的学说，以至于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

杨朱的学说强调“为我”，被认为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者的鼻祖。

其实杨朱的原话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杨朱的理论强调“贵生”、“贵己”，认为人与天下不应该是通过互损来取得利益的，要治理天下就要尽可能不要损害人，当然也不要损害天下来利己，而是一种互不相损而双赢的关系，这样才是真正的天下大治。

这种思想跟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的：“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酒商、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于他们对各自利益的关切”有相通之处。

杨朱也解释了“拨一毛利天下”的危害，杨朱并非不愿意拔一毛利天下，重要的是是否自愿，是否有利益的补偿，是否强制。要是强制拔一毛利天下，明天就能要强制侵占财物和生命，最后一发不可收拾。

提倡人人“不利天下”是一种远见卓识。因为古往今来统治者无不打着“利天下”的旗号，拿着利天下的救世方案欺世盗名，挂羊头卖狗肉，实则为自身谋私利。

而墨子的理论强调“兼爱”、“非攻”，尚同尚贤、节用节葬，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可以说是最早的反战主义者和人本主义思想的源头。

很多人一讲自由主义、民本主义，就认为是源自西方，觉得国人自古以来就是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其实不然。东方思想和西方思想在源头上并没有区别，人的本性是无二的，差别是后天的环境和扭曲所致。

 

如一些人认为国人不讲逻辑性，但春秋时期的名家注重逻辑思辨，如公孙龙提出过“白马非马”之辩论，不输于古希腊哲学、数学大师芝诺提出的芝诺悖论；认为国人不注重工匠精神和实物操作，然而墨子学派深入研究机关和工匠之道。

《墨子·公输》记载中墨子“止楚攻宋”的反战事迹。技艺高超的鲁班为楚王制造了在战国时期堪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攻城云梯，制成之后将要用来攻打宋国。和平主义者墨子听闻这个消息，裂裳裹足行十日十夜到达郢都见楚王阻止战争。

墨子以雄辩折服楚王，楚王仍然迷信攻城云梯的武力，不肯罢兵，于是墨子和鲁班在楚王面前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兵棋推演，“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鲁班在招式被墨子一一破解后起了杀意，未曾想到墨子门徒三百人已持墨子的守城器械在宋国城墙上严阵以待，万般无奈下楚王只能罢兵。

对于盛行一时的杨朱、墨翟学说，儒家也无可奈何，孟子也只能泄愤般地谩骂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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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思想上的黄金时代被暴秦终结了。相对于西方六国，秦国最为贫穷落后，然而最终统一天下的却是秦国。这是因为秦国采取了法家的集权耕战思想，类似于后世的军国主义，集中所有的资源打全民超限战争。

秦国尚首功，军人靠首级换取爵位；编户齐民，农户除了耕种就是战争，没有其他的出路。

春秋时期的战争，只是职业军人参与的有限战争，宋襄公不半渡而击，战争像是一场贵族之间的游戏；而战国时期动辄是灭国之战，如秦赵长平之战，秦国把国内十五岁以上男子全部征发上战争，胜利后坑杀赵国四十万降军；水淹魏国都城大梁，一代名城沦为泽国。

秦国并不创造财富，而是依靠战争来掠夺财富，以战养战。这种模式就像森林火灾一般，一旦整个森林烧尽，无物可焚，则难以维系。

秦国的灭亡是必然的，一个靠暴力和掠夺的军事帝国，只能持续向外扩张，一旦没有可以掠夺的地方，则必然会内乱分崩离析。没有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秦国也不过多撑一段时间罢了。

只是暴秦虽亡，但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之后二千余年，虽然打着儒家的招牌，但是实施的都是秦政。

仅仅依靠暴力是持续不了多久的，暴秦二世而亡就是明证；还需要宣传和谎言的配合。汉帝国最终选择了改造后的儒家——儒教。儒家被阉割、被异化，不再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而是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宗教。

早期的儒家并非像后世一般极端，提倡“君要臣死，不得不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孟子就说过：“民贵君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因为这些言论，孟子曾经被朱元璋封杀过。

春秋时期的儒学认为仁与义是对应的，上仁则下义。不像后世的儒教，片面强调忠诚，把君主与臣子的关系异化为主子跟奴才的关系。

在春秋时期，对于暴君臣民有反抗的权利，如伍子胥把杀害其父兄的楚平王鞭尸，时人也并不以为非。

儒法的结合，也并没有解决问题，不过是把问题延后而已，一旦爆发则更加猛烈。古代中国一治一乱，人口在战乱时期断崖式下降，根源就在历代行的都是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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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把春秋时期的黄金时代归结到分裂上，认为大统一窒息了思想的发展。其实这两者之间内在的联系并不强。说分裂能够促进思想发展的，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并不短，五胡乱华、五代十国时期，都持续数百年，思想上有啥创新和突破没有？只是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甚至人相食。以至于古人有：“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之说，可见分裂并不能带来思想上的发展，一个黄金时代首先要人们安居乐业、没有战乱。分裂的时期天下逐鹿，兵强马壮者为霸主，血腥的丛林法则下是不可能出大师的。

春秋黄金时代的开启在于整个社会有着一个共同的规则和相对稳定的秩序。

春秋时期的霸主之首齐恒公小白，在管仲的辅佐下，使得齐国逐渐强盛起来。强大后的齐国并没有用武力侵占别国领土，而是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多年来不受人重视的洛阳东周王室重新受到了尊重；打击入侵的游牧民族，存邢救卫，可谓是“兴灭国、续绝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五霸之首。

孔子的齐恒公的相国管仲的评价相当高：“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汉服是右衽，北方少数民族是左衽，正好相反。孔子的意思是没有管仲辅佐齐恒公，尊王攘夷，中原地区已经被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了。

正是齐恒公开启了春秋时期的规则和秩序，使得整个中原地区不至于陷入靠暴力作为元规则的丛林社会，虽然齐恒公去世后，齐国失去了霸主位置，不过后面的霸主们也大体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正是这种规则为春秋黄金时代提供了制度保障。

然而到了战国时代，各大国家都抛弃了规则，以武力灭绝小的封国，也没有谁尊重洛阳的周王室，最后周王室被秦所灭。失去了规则的束缚，血腥暴力的战争到来已是不可避免，黄金时代的落幕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