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齐：儒家仁政思想和古代养老制度

《礼记·内则》云：“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王制》详细叙述四代养老之礼曰：“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养老的对象，主要是国老和庶老两大类。国老是本族本姓的长辈，庶老则是泛指老年人。《月令》篇云：“是月（仲秋）也，养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饮食。”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使人受。《王制》篇又云虞舜时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饮宴用飨礼；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饮宴亦飨礼；商代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饮宴以食礼；周人养国老于东郊，养庶老于虞庠，饮宴兼诸礼。“庠”、“序”都是古代学校之名，这说明从虞舜到周代，都有按时在学校宴享贤士、礼敬老者的制度。

《周礼·天官·小宰》职以官府之六职辨邦治，其六曰“事职”，“以富邦国，以养万民，以生百物”。《地官·大司徒》职：“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又颁职事十有二于邦国都鄙，使以登万民，此十二职事者皆就民生而言。每岁之正月，再令教官申诫诸官云：“其有不正，则国有常刑”，此亦以民生为首务的记载。《礼记·王制》又曰：“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君子治国，以爱民为本。《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乃天地大德之所象。人为天所生，秉有天性。因之，每个人均有合乎尊严生存之道德权利。而政府存在的理据，正是首要在于它能够保障民众这一道德权利基础之上，此即《尚书》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意。对此思想之解读，先秦文献之中可谓不知凡几。如《尚书·大禹谟》：“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泰誓上》：“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桓六年》季良言于随侯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虢国莘地，虢公使祝史去祭享，史嚚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与神。”在儒家思想中，孔子主张“既庶加富”、“足食足兵”、“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又称“子产有君子之道四，”而“养民也惠”为其一端。斥冉求“非吾徒也”，正因为其为季氏聚敛以病民（《论语》公冶长第五、先进第十一）。再至孟子，更继承孔子及古代五经之观点而发挥之，将政治以民生为主之道理阐发详尽，提出“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诸观点（《孟子·尽心下》、《梁惠王上》），孟子将养民视为政治第一要义，并第一个将“民”与“天”联系在一起，称民为“天民”，人，皆是天之子民，民亦都是平等之人，是以发出“民为贵”之论。在儒家思想体系里，孟子更首次明确和系统化了儒家之“民生观”。仁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左传》云：“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故孟子曰：“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儒学“节爱用民”观及《周礼》所说遇大事“致万民而询”制度、以及《礼记》中的“天下为公”思想屡见诸于古文献记载之中。要言之，孔孟之主张，无不深刻体现着儒家仁本思想及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之光辉。《孟子·梁惠王上》说养生不赡，则“奚暇治礼义哉？”而《梁惠王下》论齐人伐燕“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诬取”，则更可见政府有绝对养民安国之义务，而人民却没有绝对服从政府之义务；同章孟子更甚至以“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为疑问，暗示失职之君与失职之臣当并遭废弃等诸观点。《后汉书·逸民列传》又载，东汉时桓帝幸竟陵，过云梦，临沔水，百姓莫不观者，有老人独耕不辍，尚书郎张温异之，下道百步，自与言。老父告之曰：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又曰：立天子以父天下耶？非立天子以奉天子耶？孟子后一千五百年的陆象山承此观念亦有辟创之言论。他说：“自周衰以来，入主之职分不明。……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却知人主职分。汤放桀、武王伐纣，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义。”孔孟认为，养民乃政治第一要义，而纵观中国古代的养老制度，正是对孔孟所论仁政的具体设施。

孟庙亚圣殿“七篇贻矩”匾额

从历史上来看，所谓春秋无义战，但是齐桓公召集各路诸侯会盟于癸丘，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孟子·告子下》）

《孟子·公孙丑下》曰：“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古人尊德齿而贱功名，尊老敬贤素为中国历史之传统。自周室以降，养老制度后世相沿不辍。汉代强调以孝治天下，实行并制定了一系列完整的养老、敬老优抚政策，并使之法律化，并且这些政策和制度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书·高帝纪上》载：“（汉高祖）二年二月，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每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以十月赐酒肉。”汉初承袭古制设立“三老”，但其“五更”之立，则实始于东汉。《后汉书·儒林列传》载：“（光武帝）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汉家以孝治天下，相比西汉，东汉更重养老之礼。据《后汉书·礼仪志》载，东汉明帝永平二年三月，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先圣先师周公孔子，牲以犬。半年后的十月壬子，又“帅群臣养三老、五更于辟雍。”“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并于是月“祀老人星于国都南郊老人庙”，东汉尊老之盛由此可见一斑。《后汉书·礼仪志上》载东汉的养老之仪曰：

养三老、五更之仪，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讲师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为老，次一人为更也。皆服都紵大袍单衣，皁缘领袖中衣，冠进贤，扶王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斋于太学讲堂。其日，乘舆先到辟雍礼殿，御坐东厢，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门屏，交礼，道自阼阶，三老升自宾阶。至阶，天子揖如礼。三老升，东面，三公设几，九卿正履，天子亲袒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祝鲠在前，祝饐在后。五更南面，公进供礼，亦如之。

陈戍国先生在其《中国礼制史·秦汉卷》中评论说：“这样的养老礼典，确是秦与先秦没有过的，西汉也没有。东汉明帝初行养老礼，其隆重在燕飨王侯礼之上。”

《礼记·曲礼上》曰：“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孔颖达疏：“杖可以策身，几可以扶己，俱是养尊者之物。”如前引《汉书》和《后汉书》的记载，汉代的养老制度沿袭和继承了周人的“齿杖制”，“七十而赐杖”，并加以制度化，“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传说鸠为不噎之鸟，刻鸠鸟于杖头，或置鸠鸟于手杖上端，就是希望老人食时防噎。

文献的记载得到出土文物的证实。1959年甘肃武威市新华乡缠山村磨咀子汉墓出土了鸠杖三根，木简十枚，出土时还有数枚系在鸠杖上。1981年9月，又发现磨咀子汉墓出土的《王杖诏书令》木简二十六枚。木简上的文字非常重要，印证了两汉的养老政策并非空言：

制诏丞相御史：高皇帝以来至本二年，朕甚哀怜耆老，高年赐王杖，上有鸟，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有敢骂詈殴之者，比逆不道。得出入官府郎第，行驰道旁道。市卖复毋所与。如山东复有旁人养谨者，常养扶持，复除之。明在兰台石室之中。王杖不鲜明，得更缮治之。河平元年，汝南西陵县昌里先，年七十受王杖。（英页）部游徼吴赏，使从者殴击先。用诧（诉），地太守上谳，延尉报。罪名明白，赏当弃市。制诏御史曰：年七十受王杖者，比六百石。入官廷不趋；犯罪耐以上，毋二尺告劾。有敢征召侵辱者，比大逆不道。建始二年九月甲辰下。

以上简文记录了西汉养老之规定，上述诏令涉及对高年鳏寡残疾人的优抚，是研究汉代养老制度的重要资料。两次出土的“王杖简”内容丰富，记载明确，既有尊老养老、高年赐王杖的明确命令，也有抚恤鳏寡孤独废疾之人的具体法规。木简记载汉帝之言：自高帝开国以来，直到本朝，都是哀怜老年和儿童的。把王杖授予老者，上有鸠鸟之饰，正如皇帝之节符，让普天下之人都知道应当尊重老者。有敢辱骂甚至殴打老年人的，就是大逆不道。持王杖的老人可以出入官府，可以在天子道上行走，在市场上做买卖应该不收税，触犯刑律如不是首犯可以不起诉。老人的儿子为了尽赡养之责，可以免除部分赋税徭役。如果老人没有亲生儿子，可以把这项权利出卖他人，只要别人愿意奉养老人就行。譬如山东就有此先例。有关的法令，早已载入兰台石室之中了。如果王杖鸠饰不够醒目，则应该及时修理。……如是等等。简文中还列举了以上规定在全国执行中的五个具体案例，案中牵扯到具体的官吏、平民等情况。简文“建始二年九月甲辰下”，为汉成帝之时。在另外简文里，还可见“（东汉）永平十五年受王杖”的记载。

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王杖诏书》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云：“儒家思想至东京 （即东汉） 盛极而衰，迄魏晋几于息灭。然北朝以异族侵据中原，每模仿汉人之文化。其风气与南朝之‘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者迥不相同。虽先王道统，不容夷狄僭窃，然儒学源流，亦颇赖以不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北魏孝文帝时期的养老之礼。鲜卑族拓跋氏受当时留居北方的汉人士族所影响，向慕儒术，主动汉化，全面改革鲜卑旧俗，而参照南朝典章，修改北魏政治制度，史称孝文帝改革。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也指出，北魏汉化历程之重要阶段，即其以夏变夷之政策。据《魏书·高祖纪》所载，孝文帝曾分别于太和元年十月宴会京城耆老年七十以上者，并赐以衣服；太和三年五月下诏赐国老衣一袭，绵五斤，绢布各五匹；太和四年七月又诏会耆老赐以锦采、衣服、几杖、稻米、蜜、面等物，且令其家人不徭役；太和五年春正月，孝文帝车驾南巡至中山，亲见高年，问民疾苦。鉴于南北朝之时的争战频仍，社会动荡，太和十一年十月，孝文帝又下诏复行乡饮酒礼。太和十五年八月，再议养老礼，“帝亲临决”。太和十六年十二月，赐京城老人鸠杖。太和十七年九月和太和十八年、十九年、二十一年，数次下诏赐爵高年，民百岁以上假以县令（州郡则假郡守），九十以上赐爵三级，八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以上赐爵一级。太和十八年八月，孝文帝北巡，所过亲见高年，问民疾苦。太和二十年二月，下诏畿内七十以上者暮春皆赴京城，行养老之礼；三月丙寅，宴国老、庶老于洛阳华林园，并赐爵及鸠杖、衣裳。时孝文帝诏曰：“国老黄耇以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以上，假给事中、县令；庶老，直假郡县。各赐鸠杖、衣裳。”丁丑，又诏诸州中正各举其乡之民望，年五十以上守素衡门者，授以令长。太和二十一年二月，孝文帝至太原，亲见高年，问所不便；四月，至长安，亲见高年，问所疾苦；九月，下诏哀贫恤老，敕有司对民年七十以上无子孙、六十以上无期亲、贫不自存者给以衣食，及年不满六十而有残疾，穷困无以自疗者，皆于别坊遣医救护，给医师四人，豫请药物以疗之。孝文帝的政策为其后世所承继，在《魏书》中，有关此类的制、令，可谓屡见记述，兹不具引。而孝文帝之孙、肃宗孝明帝于孝昌二年十一月，则下诏官员有父母年八十以上者，皆居官禄养其亲。《魏书·肃宗纪》载其诏令曰：“大孝荣亲，著之昔典，故安平耄耋，诸子满朝。自今诸有父母年八十以上者，皆听居官禄养，温清朝夕。”

据《北齐书·孝昭帝纪》所载，北齐孝昭帝高演于皇建元年八月，下诏诸郡国老人各授版职，赐黄帽鸠杖。对老年授予虚职，北齐显系延续了北魏的旧制。而北魏和北齐的版授高年制度，非但经文所无载，更是秦汉所未闻，亦为古礼因革之明证。究其实，养老制度的版假之设，虽然仅是一种虚职，也并无任何实际权利，但其所代表的则是一种荣誉和社会地位，彰显了政府给予平民老年人的尊敬和优礼，更在制度上提供和保证了各个年龄等级的不同老年人享有分别不同的礼遇。《隋书·礼仪四》又载北齐养老礼仪云：

仲春令辰，陈养老礼。先一日，三老五更斋于国学。皇帝进贤冠、玄纱袍，至璧雍，入总章堂。列宫悬。王公已下及国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羽仪武贲安车，迎三老五更于国学。并进贤冠、玄服、黑舄、素带。国子生黑介帻、青衿、单衣，乘马从以至。皇帝释剑，执珽，迎于门内。三老至门，五更去门十步，则降车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摄齐答拜。皇帝揖进，三老在前，五更在后，升自右阶，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阶，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履，国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群臣皆拜。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向，肃拜五更。进珍羞酒食，亲袒割，执酱以馈，执爵以酳。以次进五更。又设酒酏于国老庶老。皇帝升御坐，三老乃论五孝六顺，典训大纲。皇帝虚躬请受，礼毕而还。又，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已上，赐鸠杖黄帽。

通过上文所述，可知此礼其时之隆重。皇帝亲躬行礼，亲自进献酒食，执酱以馈，执爵以酳，在此礼仪活动中，处于最尊位的一不是帝王，二不是三公九卿，而是年高德劭的老人。皇帝对老人的尊敬和谦恭之情，更可以从仪式的环节中显露无遗。而此时的北周，其养老礼也殊为隆重，和北魏、北齐一样，亦下诏尊老，赐高年版职、钱帛，从而提供制度上的保证。《周书·武帝纪》云北周武帝宇文邕于保定三年四月戊午，至太学陈养老礼，“以太傅、燕国公于谨为三老而问道焉”，《周书·于谨传》详载其故事。武帝跪设酱豆，亲自袒割。食讫，又亲跪授爵以酳。皇帝向三老请益治国之要，三老则以师道自居，答以忠信之道，亦不失为一时之盛事。有意思的是，《隋书·炀帝纪》还记载了被后世所讥的隋炀帝杨广曾于大业七年二月，下诏版授河北诸郡及山西、山东年九十以上者太守，八十者县令故事。《新唐书·太宗纪》载唐高祖武德九年八月，甫即位的唐太宗李世民诏令“民八十以上赐粟帛，百岁加版授。”贞观三年四月戊戌，又“赐孝义之家粟五斛，八十以上二斛，九十以上三斛，百岁加绢二匹”。贞观十一年二月乙丑，诏“给民百岁以上侍五人。”即百姓年龄在一百岁及以上者，可得侍丁五人。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又修改为，“诸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丁一人，九十二人，百岁三人。”即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配给一名侍丁，九十岁老人可配给两名侍丁，而百岁老人可配三名侍丁。侍丁的选择，则会优先考虑老人的子孙或其他亲属，若二者均没有，则国家会给老人配以无血缘关系的外侍来照顾之。《新唐书·玄宗纪》又载开元二十七年二月，又“版授侍老百岁以上下州刺史，妇人郡君；九十已上上州司马，妇人县君；八十已上县令，妇人乡君。”《旧唐书·中宗纪》则载景龙二年二月令“天下妇人八十已上，版授乡、县、郡等君”。唐代开始出现的版授女性老年人官衔的现象，是在前朝历代所未曾有过的现象，这充分印证了唐代女性的地位是中国古代历朝历代中是相对比较高的，也充分表明了唐代社会文化的开明程度之高。《旧唐书·德宗纪》载兴元元年七月丙子，诏令“耆寿侍老八十已上，各与版授刺使，赐紫。其余版授上佐，赐绯”。《旧唐书·顺宗纪》又载，贞元二十一年二月甲子，诏令“百姓九十已上赐米二石，绢两匹，版授上佐、县君，仍令本部长吏就家存问；百岁已上赐米五石，绢二匹，绵一屯，羊酒，版授下州刺史、郡君。”

唐太宗曾云：“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君道一》）李唐盛世，实终于天宝之乱。但其通过对老年人赐财赐物、版授虚职，和配给侍丁、减免赋役等多方面制度上的创新和并举，非但是儒家孝道思想“不独亲其亲”的具体体现，更是儒家仁政思想具体实施的真实记录。

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六讲中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老年人在社会上的待遇如何，是人类文明的最重要标志之一。揆诸孔孟之说，皆由“仁”字而发微，即从孔子“仁者人也”出发，修身齐家如此，治国平天下亦如此，故“为人君止于仁”，“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仁心之起，原于性善，更为人类所共有，此即儒学义理推演之处，而其最高的哲学体现则是“仁民爱物，民胞物舆”。孟子云：“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孔孟认为，安民养民乃政治第一要义，也是政治最后之目的。圣贤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此义约之以礼，更是推演族群和睦、邦国文明的最基本逻辑起点。仁本之说，为儒家哲学之中心，亦即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之中心。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以人为中心，讲究“生生”、讲究“尽性”，人虽是宇宙间渺小的生命，但因能“尽性”，即能实现自我、开物成务、推己及人，同时也能实现他人。儒学的核心曰“仁”，这也是儒学最高的道德原则和核心要义。“仁者，生生之德也。”在天覆地载之中，体现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一体之仁，反映出中国文化敬天重德、仁慈博爱的思想精神。它是覆盖于整个社会、自然与人生的。《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即是天地大德之所象。孔子说“节用而爱民”、“老者安之”，孟子说“民为贵”，并认为“养老尊贤”是仁政的主要内容之一。荀子亦言“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提出要对哑、聋、瘸、断手和发育不全特别矮小的“五疾”之人“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履无疑”，并且必须要“收孤寡，补贫穷”（《荀子·王制》）。

易言之，民生实则是出于仁心之发用或曰“恕道”，而“恕道”又必归本于诚。诚者，真实无妄义。如齐宣王不忍牛之觳觫，正是以己之欲生而推及于牛，这就是一体自然之扩充推及，而他不能此心以涵覆天下，是他没有诚之的功夫罢了。今之言治者，大抵因循人欲，为之法纪纲领，使人各得其所欲，外驰而无厌，并非勉于诚，所以无法自外调节，卒成滔天之势，遗害生民。甚至独断癫狂，束国人如机械，而用之以虎奔狼逐于天下。至若齐宣王之叹“吾甚惭于孟子”，则又有谁来管这“鳏寡孤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