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论治”——中医的精髓，怎么来的

张仲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在《伤寒论》一书中更明确地提出了医治疾病必须实行‘辨症施治’的原则。他指出，应该‘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证’同‘症’)，这就是‘辨症施治’的最初概括。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学界之所以提倡“辨证论治”，并将之提升到中医诊治疾病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特点”的高度来宣扬，是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简言之，在新中国的中医政策开始确立和贯彻之初，为了尽快从根本上消除“中医不科学”的历史偏见，将其作为对中医的基本诊疗规律和与西医相区别的学术特点的概括，并随着中医政策的贯彻而在中医学界迅速流传开来的。

1954年11月叶橘泉先生在为自己编译的由日本木村长久、矢数道明等合著的《中医诊疗》“修订版”撰写的“修订前言”中即有云：“中医的辨证施治，首先注目于阴阳、寒热、虚实、表里、上下、顺逆的‘整体观念’，体察病位、病情的传变，从调整内外环境的矛盾出发，通过一系列的现象（症候群）的鉴别，并掌握各个不同阶段的综合征象而作适宜的处理，这是中医临床医学的成就。它和细胞病理学的局限病灶、偏重解剖的机械观点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任应秋先生在1955年提出“辨证论治”：“我们认为这种辨证论治的整体体系，是和现在苏联先进医学主张：‘我们不是治疗某一病患，而是治疗病人，于治疗时应当注意病人身上发生的变化组合，在看护病人时，必须考虑整个病人，而不单注意于罹患器官’的理论是殊途同归的。”（《伟大的祖国医学的成就》）

1957年吴德钊先生云：“无可否认的，中医在症候诊断方面，却创造了一系列特殊的具有唯物主义意义的‘辩证’法。在二千多年来长远的年代里，经过无数次的经验验实，中医运用这些方法，针对错综复杂的各种‘症候’类型治疗，通过排除或消灭致病因素，调整或协助生理机能，使全部症状随疾病治愈而消失，成功地达到治愈目的。”（《中医的“辨证论治”》）

秦伯未先生1957年在《中医“辨证论治”概说》一文中也说：“‘辨证论治’不是中医的最高理论，是在中医理论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方法，离开了中医基本理论便没有方法来进行。有人承认中医‘辨证论治’的特长，但同时认为中医只有实用主义的经验的随症治疗，这是根本误解的。如果中医没有理论指导，决不会有一套优越的诊疗体系并积累起历代文献。也就是说，理论指导实践，理论反过来就是方法，‘辨证论治’所以成为中医的诊疗规律，就在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任应秋先生在1957年出版的《中医病理学概论》说：祖国医学辨识病理从证候，确定治疗也从证候，合多种证状而成一概括的证候名目，谓之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以及风、寒、暑、湿、燥、火等等，既为辨识证候性质的关键，也是临床治疗的标准。疾病是随时发展着的，变动着的，证候也是极其复杂而变化的，这样证候与治疗密切配合的病理知识，有它现实的实践意义，能够通过实践的知识，便有它不可磨灭的真理存在，更有它不断变革、升华发展的前途。”

这样的论述，还有许多。随便举其典型者即有：辨证论治，是中医各科普遍应用的诊疗法则，与对症治疗有所不同。虽然，辨证也要以症状为依据，但不是单凭一症，而是要结合望、闻、问、切四诊，根据患者所有症状，分析辨别，找到能反映疾病本质的证据，才算达到目的，仅只注意一个症状，就不可能全面了解病情，甚至还会歪曲实质而为病变反映出来的假象所蒙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