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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明代宗朱祁钰病重，将石亨召到病榻前，亲自殷殷嘱咐。石亨一切都答应下来，但他亲眼看见朱祁钰的病态，内心已经打起了主意。他退出后，立即派人找到了前府右都督张鞁和宦官曹吉祥，告诉二人朱祁钰已经不行了，商议要为自己谋后路。石亨说：“朱祁钰病已沉重，如有不测，又无太子，不若乘势请太上皇复位，倒是不世之功。”于是，这三个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决定将赌注压在太上皇朱祁镇身上，拥立朱祁镇复位。三人做了分工，宦官曹吉祥进宫去见孙太后，密告她复辟一事，借机取得了孙太后的支持。又连夜去找徐有贞。徐有贞大为兴奋，当即夜观天象，见紫微有变，忙道：“帝星已见移位，咱们要干这件事，须得赶快下手。”
政变就在正月十六这天晚上爆发了，短短几个时辰，不但改变了明朝的历史，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朱祁镇这时候还没睡觉，正秉烛读书，突然看见一大堆人闯了进来，还以为是弟弟派人来杀自己，不禁惊慌失措。谁料众人一齐俯伏称万岁。朱祁镇这才问：“莫非你们请我复位么？这事须要审慎。” 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日清晨，紫禁城内突然钟鼓齐鸣，等待上朝的文武百官顿时乱作一团，正在疑惑之间，左副都御史徐有贞高声宣布“上皇复辟矣”，然后催促群臣入贺。复辟的明英宗朱祁镇在接受百官朝贺后，下诏将兵部尚书于谦等人当场逮捕。
于谦虽然挽救了大明王朝，但在明英宗看来，他毕竟是景泰帝朱祁钰的亲信，加上他扶持景泰帝即位，之后又得罪了徐有贞、石亨等人，因此才被处以死刑的。于谦之死并不难理解，但难以理解的是，于谦明明可以不死，甚至可以制止“夺门之变”的，那么问题来了，于谦为何选择坐以待毙呢？ “夺门之变”发生时，于谦的官职是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可以说他是整个大明王朝的“国防部长”，掌握着全国的军队。于谦在兵部尚书任上，还进行了一项军事改革，从原来的三大营中挑选精锐，组建团营，为明朝训练出了一支十分精锐的禁卫部队。另外于谦为官清廉，甚至将士们的拥护，在军中的影响很大。
其实在“夺门之变”中，并没有多少军队参加，石亨、徐有贞等人凑了半天，算上自家的家奴，仅有千余人而已。石亨率领着这些人在城中四处活动，先跑到南城，又跑到紫禁城，其实消息早就被于谦得知。于谦虽然得到了一些消息，但也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以他手中权力，完全可以制止这场宫廷政变，但是于谦毕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如果于谦此时动手，自己的家门肯定可以保全，但是明英宗朱祁镇与景泰帝朱祁钰之间，势必会爆发一场战争，甚至会震动明朝的统治。如果自己按兵不动，死的只能是自己，但可以为明朝避免一场战乱。所以于谦不为所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也没有听取别人的建议。 于谦、王文等人被捕后，在接受审讯时，王文仍然为自己争辩，但于谦却笑着说：“亨等意耳，辩何益？”1457年2月16日于谦被押赴刑场，最终被斩首弃市。军中有位都督同知名叫陈逵，他“感谦忠义，收遗骸殡之”，才没让于谦抛尸荒野。
于谦之所以千百年来为人们传诵，不仅在于他挽救了明朝江山，更在于他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全社稷，不让整个国家陷入动乱。 还有一个原因，如果“夺门之变”的时候，于谦动用军队把这一场政变打压下去了，明代宗此时病体沉重，而且没有子嗣，于谦胜利后，该拥戴谁为皇帝呢？他要是拥戴一个明朝宗室里的人，那他和汉朝的那些权臣有什么区别。权臣当政，因为名不正言不顺，中国从古至今，从未出现过太平。在皇权社会里，只有明君出现，才会有太平盛世。权臣再能，他也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可以说，于谦就算做了这样的事，他也未必能成功。更何况，于谦根本不会做这样的事。于谦是个忠臣、能臣、直臣，但他不是一个权臣。“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已死，由石亨的党羽陈汝言任兵部尚书。不到一年，所干的坏事败露，贪赃累计巨万。明英宗召大臣进去看，铁青着脸说：“于谦在景泰朝受重用，死时没有多余的钱财，陈汝言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石亨低着头不能回答。不久边境有警，明英宗满面愁容。恭顺侯吴瑾在旁边侍候，进谏说：“如果于谦在，一定不会让敌人这样。”明英宗无言以对。这一年，徐有贞被石亨中伤，充军到金齿口。又过了几年，石亨亦被捕入狱，死于狱中；曹吉祥谋反，被灭族，于谦事情得以真相大白。
明宪宗成化初年，将于冕赦免回来，他上疏申诉冤枉，得以恢复于谦的官职，赐祭，诰文里说：“当国家多难的时候，保卫社稷使其没有危险，独自坚持公道，被权臣奸臣共同嫉妒。先帝在时已经知道他的冤，而朕实在怜惜他的忠诚。”这诰文在全国各地传颂。 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采纳了给事中孙需的意见，追赠于谦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赐在墓建祠堂，题为“旌功”，由地方有关部门年节拜祭。万历十八年（1590年），改谥为忠肃。杭州、河南、山西都是历代奉拜祭祀不止。
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帝南巡，题写匾额“丹心抗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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