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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瓦当沿承秦瓦当制度，且有着更多的发展。学术界一般认为秦瓦当以图案、动物纹饰为主，尚未见文字瓦有确切的出土考古实例。汉瓦当则以文字装饰为代表，展示出汉代砖瓦装饰中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从目前所见汉代文字遗存来看，其主要有书写和镌刻两大类。前者如简牍书、帛书，以及存留于砖、陶等器物上的书迹；后者如碑碣铭文、画像石题刻、墓砖（石）题刻、铜器刻铭等。汉瓦当文字既非直接书写，亦非直接镌刻，而其过程中却包含有书写和镌刻的工艺流程，相近于铸造类的汉印制作工艺。如此，瓦当文字（包括砖文及部分玺印文字）与书写文字、镌刻文字共同构成了汉代的文字形态。因此，也具有了我们以书法篆刻的艺术观进行研究、学习、借鉴的必要性。 汉瓦当文字生成于秦汉交替之际及篆书渐次退出历史舞台而隶书兴起的背景之中，特别能于变化中表现出多姿多态的结构样式。据统计虽然汉瓦当文字仅有三百余单字量，但其中却包含有大篆、秦篆、汉篆、隶书的丰富形态变化。其中，大篆结构偶有应用，究其来源，拟为战国秦文字中的遗存；至于隶书，除个别字如“华仓”瓦当中之“仓”字等有较明显的隶体特征，更多的则表现在部分笔画的形态以及呈现出的隶书书写意味上。而最富有书法意义的，无疑是秦篆向汉篆转化的形体，这也是构成汉瓦当文字的主体部分。 以政令规范或统一文字，在文字演进过程中固然有其重大意义和显著功效，但文字在广泛且长期的使用过程中，社会以渐变的形式改变其结构及书写方法同样显示出巨大的能量。在秦统一文字为小篆之前，文字结构变圆为方，笔致渐显，隶书形态就已见端倪。秦代篆书于小篆之外，以方折结构为特征的诏版书法形式因其书写的便利，有着更多的应用和更强的生命力。在汉瓦当文字中，这种承接秦代文字变革风潮，结构由圆转方的变换方式得到了广泛应用和发展。
如在“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十二字瓦的有些版别中，同样表现出圆浑精妙的小篆书体特征，以致很长时期里屡屡有人将此瓦目为秦代遗物。在这些典型的小篆书体以外，以秦摹印篆——汉缪篆为发展轨迹，更多地表现出方圆相济乃至以方为主、以圆为辅的文字结构形式。 瓦当中常见的“长”“岁”二字中，丰富的变化足见其方圆转换手法。且由于瓦当文字多随形构成，缘于当面皆为圆形或半圆形，文字结构中也就更易于曲屈圆转的发挥。在这一点上，与缪篆应用于方形玺印、文字结构更多趋于方折不同，故瓦当文字和汉印文字虽同属于汉篆系统，其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装饰意味。 汉文字瓦当并不以表现文字特征为宗旨，除去其文字内容所具有的如宣示（“汉并天下”“乐哉破胡”）、铭章（“都司空瓦”“上林农官”“鼎胡延寿宫”）、祈福（“长生未央”“永受嘉福”“千秋万岁”“延年益寿”）功能外，着眼点仍在于点缀装饰瓦当。这种以装饰为目的对文字的使用，也是汉瓦当文字能在最大程度上自由活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瓦当中对文字装饰性的应用，最初拟在追求适形中的布局均衡，及至不能用常规手法实现均衡时，装饰手段的应用尤为突出。“千秋万岁”是汉瓦当中数量较大、版别也较多的一种文字瓦当。四字中“千”字笔画简单，为均衡布局，其装饰手法尤多。如有以双钩方法占据位置，有以繁复的屈曲笔画充实结构，更有借装饰点以填补空处。陕西华阴市汉华仓遗址中曾采集有“千秋万岁”瓦当一种，其“千”字不仅取鸟虫篆形体，更衍饰有鸟羽，极具装饰意味。 以装饰手法施加于文字结构，在战国时期的一些地域几成风气，典型的如中山王铜器铭文、吴越铜器铭文等。秦文字中难见此种装饰性文字，或与秦人尚武精神及质朴民风相关。汉代是南北文化大融合的时期，其文化形态中既有开放中的包容，更于包容中愈见开放。文字中的装饰应用不仅见于瓦当，如玺印中广泛应用的鸟虫篆即为典型，与此相对应的则有“永受嘉福”瓦当。前人尝以鸟虫体、龟蛇体来类说汉瓦当文字，不过依形附名而已。究其始终，瓦当文字中的种种结构性变化，大多都是在以装饰而使适形的过程中生发出来的。
瓦当文字无疑是汉代书法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缘于其应用期的短暂、应用形式以及文字形式的独特性，后世书家鲜有以瓦当文字为借鉴形成风气者。在论及以篆书为特征的古文字书法时，人们很容易冠以金石精神、金石韵味这样的评价。这不仅因为大量的古文字遗存是以铸金或刻石的方式得以保留和展现，更因为铸和刻所用的材质及方法使书迹呈现出与毛笔书写相异的审美趣味。瓦当非金非石，但其图饰、文字的制作过程近于范模铸铜，而材质由泥而陶，颇有石的特点。加之在雕模、制范、烧制及今人拓本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同样表现出一种浓郁的金石气息。如若将瓦当文字借鉴应用于书法学习与创作，拟首在对这种金石韵味的理解与对金石精神的追求。
从瓦当文字的形质上看，其于劲挺中寓浑朴，于圆融中见力量。尝言“金石不随波”，或见其韵致与精神。同时，汉文字瓦当所表现出的开放中的包容精神，也是书法学习借鉴的重要内容。汉瓦当于文字应用的开放性既反映出文字、书法在演进过程中的一种自然流变，也表现出汉代书写者可贵的探索精神。正是由于这种文字应用的开放性，使得“包容”愈见其文化价值。对于今人而言，文字演进已不复可能，我们唯有在被动的接受中，以主动的态度体味其精神所在。
以瓦当文字应用于书法之难，从技术层面上看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文字形体因受封闭的、圆形的或半圆形样式的局限，瓦当文字在适形变化的过程中外观已不能方齐，多呈扇形、辐射形及半圆、四分之一圆形体，其异形的文字形态难以应用于篇章式的书法创作之中；二是字数制约，据统计，汉瓦当文字单字总量不过三百多个，以之谋篇难免捉襟见肘。此外，缘于瓦当文字的装饰功能，其文字形态中又有诸多讹变现象。这些文字如不在成句中连读，大多已不能辨识。仅就形体结构而言，这种带有民间粗率风气的字形显然不宜以“古已有之”为由，普遍应用于书法作品。
作为秦篆——汉篆系统的文字，在汉瓦当文字的实际应用中，可以秦汉金文作为辅助。特别是作为缪篆主体的汉印文字及前期的秦摹印篆，都与汉瓦当文字有着形态与气息上的“近亲”关系。二者不同的是，汉瓦当文字结构中的曲屈圆折要甚于秦汉金文，这其中的原因自然是汉瓦当文字“适形”产生的结果。与汉瓦当同时代的汉砖文字因外形方齐，文字结构多以平直方折为主，倒是易于借鉴于谋篇创作。
与书法相比，在篆刻中应用汉文字瓦当形式及文字形式有着较多的便利，在前人或今人的篆刻作品中也屡有所见。究其原由：一是文字瓦当形式接近于传统篆刻形式；二是文字瓦当和篆刻同属于以少字数谋篇的艺术形式，章法构成有相类之处；三是篆刻有印宗秦汉之说，而作为秦篆——汉篆系统的瓦当文字正好契合于秦汉印构成形式。研究古代文字遗存，特别是像汉瓦当文字这类带有浓郁装饰意味的文字形态时，在关注其别样的结构之外，更多地宜理解表象之下的精神内涵，并借以丰富、深化今天的书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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