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维方式在各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尤其在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而在一定思维方式引导下形成的知识理论体系更是起着巨大的引领作用。反思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各种问题，中国人大多数未能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深入对比中发现问题；从深层次上说，恰恰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导致了中国近现代以来碰到的各种问题。西方文化之下形成的理性认知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主导下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中国传统思维之下很难形成西方现代科学为代表的各门类知识体系。 作者简介 胡军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博导，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委员、校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创新战略委员会主任；曾任北京市哲学会会长、民进中央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发表专著约十来部、学术论文约二百篇。
一
“西方思维方式”主要是指源于古希腊、罗马，后延续发展到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或地区的思维模式。显然这一概念的含义有其不清晰的瑕疵。同样，“中国思维方式”也有相似的问题。要在这样的模糊论域内讨论思维方式的异同基本是不可行的。有鉴于此，本文所论的思维方式主要局限在学术圈内，而不涉及一般社会大众的思维方式。而这里所谓的学术圈内的文化精英的思维方式也主要依据于流传下来的有关学术性的经典著作，如哲学的、科学的等，而不涉及其他如文学等领域的著述。 本文的核心观点在于论证，思维方式在漫长的各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现代历史的过程中起着核心的或引导的作用。 一般而言，从外往里划分，文化包含着如下几个要素，即外在可见的器物、行为模式、社会制度和内在的观念这样三个要素。历史演变的过程表明，上述的文化三要素之间固然有着相互之间的影响,但从漫长的历史演变的过程，尤其是从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开始的现代社会的变迁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器物和行为模式是外层的要素，它们却不断而持续地受制于社会制度和内在的观念要素。而社会制度与包括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等在内的观念两个要素中，后者起着更为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结论就是知识理论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巨大的引领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自与西方文化接触后，始终处于被动落后的历史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处于笼统而模糊不清的状态之中，至今也很难说有自己的明确、系统、有效的哲学的或科学的论证的方法理论。更令人遗憾的却是，自与西方文化接触后的几百年中很少有学者深入而系统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总是一厢情愿地从外在的器物、社会制度层面入手来看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及其相互间的交流与发展，而缺乏本文上述的文化学的立场来更深入地从事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比较研究，这就给我们国家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进程带来诸多的历史困境。 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我们的前辈只从现象层面着眼，认为在物质现象层面西方人占有明显的优势，而我们的传统文化及体制自有其优越性。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于是不久我们也就开始了所谓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实质就是在器物层面极力提倡西化。洋务运动的提倡者根本就不懂得现代化的器物背后所需要的制度和观念层面的要素。洋务运动要早于日本的明治维新七年左右，持续了约三十多年。 但不幸的是，在甲午战争中，作为老师的中国却沉痛地败给了自己的学生日本。战争的失败使国人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而难以自拔，“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痛定思痛之后，国人清楚地意识到器物层面背后的自己的社会制度等方面有着更为严重的问题，开始意识到我们传统的社会政治管理制度及措施急需借鉴西方的相关思想及其制度来进行现代化的变革。这就催生了戊戌变法运动。遗憾的是，戊戌变法运动却过早地夭折了。所以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似乎关键的一点是，我们的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似乎完全缺乏这一领域改革所需要的新的人生和价值观念。这就是说，外在层面的现代化运动需要内在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支撑。没有现代性的支撑，现代化的建设或迟或早会流产或夭折。 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在于介绍和引进了一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完全是新的人生论。早在1915年9月15日创刊的《新青年》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便在国内积极倡导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科学的人生观。大致说来，陈独秀所倡导的此种人生论实质上便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的人的品性，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真正的基础。 新人生论的核心其实就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对此虽然没有明确系统地阐述这一点，陈独秀本人还是提出了他所说的科学主要就是指的科学方法。而他所说的自主的或独立的也恰恰正是科学思维所急需的独立而不依傍他人的思想品性。他将西方的科学方法与在中国历史上盛行的想象作了明确的对比。他指出，科学就是“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者也。”而所谓想象则是“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在他看来，西方现代文化历史进程基本是由科学及其方法引导着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但当时的中国文化界盛行的仍然是与科学截然不同的想象。在古代“蒙昧之世”，想象盛行还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持续着想象的东西，而竟然不知科学及其方法为何物，那我们就只能成为“当今浅化之民”了。不懂科学及其方法的“浅化之民”只能因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愚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他更举例论说不懂科学的危害。他如斯说道：“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物之分析，菌毒感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应该说， 站在现代社会的角度来审视，我们不得不说，陈独秀关于中西文化思维方式差异的比较大体是正确的。他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大大地不同于西方盛行的科学方法。在他看来，中国文化“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就应该急起直追，积极推进和和普及科学知识及其思维方法。 从文化学的立场来审视陈独秀的新人生论，我们也就不得不说，陈独秀看到了中西文化之间的本质性的差异。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就是器物、行为模式和社会制度的现代化本质上是决定于现代性的。而现代性的核心要素即是人的理性思辨能力。此种理性思辨能力是与科学及其方法紧密相联的。从此着眼，我们也就不得不说，陈独秀提倡的新人生论远较晚清直至新文化运动前的学者看得更深远和更透彻。 但在此我们又不得不承认，陈独秀本人对于科学及其方法毕竟没有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在述说其新人生论的时候，对于科学思维模式也只是一笔带过。且他的相关思想也主要是间接地从日本引进的。 本文则试图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进一步分析和研究表现在中、西相关经典著作中的思维方式的异同，试图为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提出些或许有益的建议。
二
自与西方文化接触之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关于中国有无科学这一话题曾经是国内外学界关心和讨论的热门话题。显然，要讨论中国究竟有无科学，首先取决于究竟什么是科学这一重要的话题。由于具体深入地讨论这一重要问题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们还是走一条捷径，先直接地看一下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对什么是科学这一问题的简明表述。1953年在给美国科学史家斯威策的一封回信中，爱因斯坦以下述简明的语言来描述他所谓科学的含义。他如斯说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包含的两个要素，用英语表述的话，第一个要素就是思维的科学（science）,第二个要素就是技术（technology）。此处所说的技术即是实验技术。一般说来，实验技术必须以第一个要素即科学为基础或指导的。而科学（science）主要含义即是指的系统的知识理论或学问。实验技术涉及到的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话题，我们关心的是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的第一个要素即知识理论。知识理论是对于明确的话题或对象经过讨论或论证后形成的有系统或结构性的信念体系。如果认同了科学的这一特征的话，那么结论也就必然是中国古代文化确实没有能够形成关于科学知识的理论体系。 我们在此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科学或知识理论体系？比较简洁清楚的回答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思维方式没有蕴含科学，尤其是现代科学所需要的基本要素。下文将简洁地论述形成科学知识理论体系需要哪些基本的要素。 要形成特定的知识理论或科学知识理论体系，我们就必须将思考对象聚焦在具有极其明确特性的东西或对象身上。如果仅仅满足于笼统模糊的思维方式是不可能得到相关的知识理论或科学知识理论体系的。当前我们的中等及高等教育机构面临的紧迫任务就是必须首先改变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而不同”等命题固然有其合理的意义，但却不免过于笼统和模糊，对之绝对不可能形成相应的知识理论体系。记得2004年9月3日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著名科学家杨振宁曾经做过题为《易经对于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演讲。演讲的核心内容是关于“近代科学为何没在中国萌芽”。他认为，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萌芽是因为：1，中国的传统是入世而不出世的，换句话说就是比较注重实际，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2，科举制度；3，认为技术不重要，认为技术是“奇技淫巧”；4，中国传统里没有推演式的思维方法；5，天人合一的观念。然后他重点分析了“天人合一”的观念与现代科学观念之间的差异。他如斯说道：“中华文化圈，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比如天人一物、理一分殊。《易经》中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也就是说，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所以受早年易经思维方式的影响，把自然跟人归纳成同一理。我们知道王阳明‘格’竹子的故事，是要用人世间的理追求自然界的理，这样当然‘格’不出近代科学。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一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要把它们合在一起。” 任何一个知识理论体系都是针对于相对明确的问题或研究对象的，如关于自然的，关于社会的，关于人文的。严格说来，这三类的划分也过于宽泛，对之也同样不可能形成知识理论体系。思想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表明，人类只具有关于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理论体系。而数学的知识理论体系在后来的发展历程中也在继续明确其研究对象，有几何学的，代数学的等等更为细致的划分。同样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有着自己的相对明确的问题或研究对象。如人文科学领域中的心理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艺术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也都如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清，上述各类学科都有着自己明确的问题或研究对象，因此这些学科之间也就有着明确的界限。细查历史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知道，上面提到的那些学科的创立者都是西方学者。更为令人焦虑的历史事实是，自与西方文化接触以来几百年历史，我们在连续不断地丢失自己的话语权。目前不少学者在大声疾呼要抢回话语权。但是问题的实质却是，我们究竟依靠什么才能抢回自己的话语权？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首先要明白究竟什么才是话语权？对于这样重要的问题，我们不去进一步的追究，我们又凭借什么去争抢话语权呢？ 根据上述的讨论，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所谓的话语权就是在分科治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系统严密的知识理论体系。我们有了关于某类问题或研究领域的知识理论体系，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具有了话语权。如在心理学或美学等研究领域，我们形成了远较其他国家或地区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更系统圆满的理论体系，我们也就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如此等等。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形成关于各类问题的知识理论体系，我们也就没有在相关领域内的话语权。接下来的问题也就很明确，即我们所以丢失话语权的历史原因在于我们自古以来就没有明确或相对明确的问题意识或研究对象，而长期以来始终迷失于模糊笼统的思维方式之中，满足于纠缠在那些高大上的口号或标语的话语方式上。 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明确的问题意识，我们也就必须有某种相应的最基本的思维方法。这一思维方法首先的要求就是对所使用的概念下明确的定义。比如你要研究关于社会的相关问题，那你首先必须对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然后才能继续进行后续的研究程序，否则决无可能。当然任何研究方法都有各自的局限，定义的方法也自有其不足之处，毕竟任何一个定义都不可能穷尽研究对象的所有的性质。但在认识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不断走向更明确、更清晰的目标。这就是进步和发展。于此，我们的结论也就是，必须要能够揭示出对象的本质属性，我们才有可能对之做有效而明确的深入系统的研究。 根据上述的讨论和分析，为了促进我国知识理论体系的思辨能力及知识理论体系的创立与发展，我们必须诱导学者和学生将自己有限的人生用来思考和讨论那些相对明确的问题或研究对象，而不能够将自己有限而宝贵的人生完全埋没在模糊笼统的思维模式之中。与此紧密相关的问题是，延续几千年的教育目标也得做相应的调整。我们的教育历来重视书本的阅读和疏解，强调读书要破万卷。从幼小时起，读书、背书就占去了年轻人的绝大部分时间。其实这是对教育目标的根本曲解。读书不应成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历史地看，经典阅读的目的只是为了让我们站在古往今来伟人的肩上去系统地思考、严密地讨论和较为全面地解决我们自己面临的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及其他种种问题。所以我们要重视培养学生对各种问题的强烈兴趣和讨论思考，而不只是熟读和死记经典。 从上述的讨论中，我们自然就会得出如下的结论，即只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或研究对象才能在学术研究的历史上导致了分科治学的研究模式的出现。因为能够对之做具体讨论的问题只能是明确而清晰的，只能是关于自然或社会或人文现象的某一方面的或某一个对象的研究。这也就使具体而清晰的问题之间有着明其的界限。针对不同的问题必须有与之相应的学科来进行讨论研究。这样的分科治学的学术研究模式几乎与我们传统文化历史毫无瓜葛。因为在历史上我们就从未有过追求过明确具体问题或研究对象的意识与方法，而只是满足徘徊于模糊而笼统的现象，永远停留在持续不断地发挥自己的充满诗意或散文式的想象。追溯学术发展与进步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分科治学的传统却是诞生于古希腊的雅典城邦中的柏拉图学园。如《柏拉图对话集》中的每一篇都几乎集中讨论某一个明确的问题。如《泰阿泰德篇》集中讨论的则是一个问题即“什么是知识？”这一对话篇长达四五万汉字。《美诺篇》则讨论“美德是否是知识？”如此等等。亚里士多德则在此基础之上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确立了明确的分科治学的学术研究模式。一部《亚里士多德全集》就包含了逻辑学、政治学、伦理学、物理学、形而上学、诗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学科。学术发展的历史明确地告诉我们，正是分科治学的研究模式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发展、进步与繁荣。遗憾的是，我们传统的文化却没有走上这样的分科治学的学术研究模式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文化系统内根本不可能形成经得起哪怕最基本的论证或诘难的知识理论思想理论体系。 应该说，明确清晰的问题在人类的认识历史中所占的比例不是很大，毕竟还有更多的模糊不清的认识对象是迄今我们无法解释或认识的。但是我们却不能不看到这样的历史事实，即近代以来几百年的人类文明历史的进步与发展都是奠基于各种各类的知识理论系统的不断创新和持续发展。由于仍然满足于传统模糊笼统的思维模式，更多的是出于民族情感的需求，在以分科治学为主要研究和教学模式的大学内出现了分科治学与国学并存的现象。中国学或国学基于对历史中国现象的研究却也有自己存在的理由，但我们却不无遗憾地说，中国学或国学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因为中国学或国学缺乏最起码的明确清晰的定义或研究对象，也更没有可以用来操作的具体的学术流程或系统有效合理的思想方法理论，而仅仅满足于经典的解读与注疏。 以分科治学为主的现代大学模式主要是学理性的研究和教学机构。这里所谓的学理性的基本含义就是指的以分科治学为前提而形成的知识理论体系的研究。当然分科治学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其实，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各个不同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必须积极提倡跨学科的交流，以弥补分科治学带来的学术研究的不足或弊端。这一学术研究的趋势也就给提倡或推行中国学或国学的学者似乎提供了理由。他们认为中国学或国学能够弥补分科治学的不足，为跨学科交流提供平台。在此不得不指出的是，他们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他们不明白，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仍然是明确清晰的问题或研究对象，尽管这样的研究视角有其不足，所以我们现在仍然需要从跨学科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以前对问题或对象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但这样的跨学科交流的平台依旧是分科治学的研究模式。如心理学就与脑科学或生命科学等密切相关的。没有后者作为基础，心理学就不免流于文学般的想象。我们将在后面论述跨学科交流所涉及的种种问题。
三
有了比较明确的问题或研究对象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对之进行系统而有效的讨论、论证。学术发展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对那些相对明确的问题或研究对象，我们才有可能进行系统明确有效地论证。模糊笼统的口号或标语只能被无情地排除在论证或讨论的范围之外。而历史也明确地表明，只有经过了严格有效论证的思想或信念才能转化为知识理论。近代以来的产业革命也极其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即只有经过了系统有效论证的知识理论才有可能进入实验阶段。正是借助于实验技术的成功，相关的知识理论也就转化为技术产品，如蒸汽机、内燃机、飞机、电脑、手机等。这些产品是现代人的生活不可须臾而离的，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同样的，社会的改造、进步也奠基于经过严密论证的相关的社会政治方面的知识理论体系，而不能仅仅凭借几句口号或标语。尤其是复杂的社会系统的改造更得需要有相关的知识理论体系的引导。 要对问题或对象进行论证或讨论，我们就必须有一定的思想工具。这一思想工具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他所谓的逻辑学。逻辑学主要就是研究推理系统的工具。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将自己的逻辑学著作称之为“工具论”。思想必须有工具。当然，光有工具不行，还必须有关于思想工具的系统理论。亚里士多德一生中研究过不少的问题，如关于伦理的、政治的、逻辑的、物理学的等。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对之进行论证或研究的问题或对象都具有相对明确的对象或领域。比如他就将政治学的研究问题与伦理学研究的问题明确地区分开来了，认为它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这就与我们历史上的思想家孟子的大不一样。后者试图从性善推出仁政。性善显然是属于伦理学研究的对象，而仁政却落在了政治学研究的领域。可见在孟子的思想里没有亚里士多德的分科治学的思想视野。既然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或研究对象，其结果也就可以将有着一定联系的两个或更多的对象纠结在一起。 其结果自然也就是不可能有严密的思维方法为其进行论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的传统文化真正缺乏的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可以用来进行严格论证的思想工具，随之我们历史也就没有对思想或信念进行系统论证和和严密推导的思想传统。于是，在我们传统文化的经典中概念不明确、判断不恰当、推理缺乏有效性的史料几乎是随处可见。 论证的目的就是为讨论问题的过程及其答案做有效、合理而系统的证明。针对问题提出的答案的合理与否完全取决于论证过程的合理性及其有效性，而和参与讨论的学者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地位等毫无任何瓜葛，或者说根本就不相关。不因为你是老师或圣人或领导或家长，我就得无条件地听从你，就得完全地服从你，就得俯首称臣。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对话完全是理性的，是客观的，是平等的。这样的对话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性的对话。正是这样的对话在历史上推动了知识理论体系的不断进步和持续创新。在此，我们可以《柏拉图对话集》中苏格拉底与学生的对话与《论语》中孔子与学生的对话为例，来看看这两类对话之间的本质性差异。 苏格拉底明确地认定自己在思想论辩过程中的职责就只是一位“精神助产士”。比如他在与学生讨论无论什么问题时从不主动提供什么固定的答案，而是鼓励学生先就某一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然后他就这一答案提出自己的质疑或诘难，以便让学生进一步思考后再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看《柏拉图对话集》中的的对话过程都是很漫长，我们希望看到的那些结论往往却很难找到。其实，我们所需要的结论或答案就在这样冗长的对话过程中。应该注意到的是，他们这样的对话过程并不只是碎片的拼凑，而是遵循严格的论证方法而形成的。这一方法便是写在柏拉图学院门口的“不懂几何学者请勿入内”。几何学就是一门严格而系统的论证或推导的方法理论。结论就蕴含在合理、严谨、有效的推导或论证的过程之中。 而《论语》中的对话却与之完全不一样。学生的职责只是问，然后孔子直接给出自己的答案。如弟子颜渊问其师什么是“仁”。孔子答道：“克己复礼为仁。”直接给出答案之后，学生问实施仁的具体做法。孔子曰：“非礼莫视，非礼莫听，非礼莫言，非礼莫动。”在另一场合，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比较上述的两类对话，我们便能清楚地了解到，前一类的对话必须严格遵循一定的方法论的即几何学的论证程序。问题的答案完全取决于讨论过程的合法有效性，而与你是学生或老师或圣人或领导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苏格拉底在哲学史上的更重要的贡献还在于他确立了质疑一切的原则。在他看来，并不存在什么固定不变或神圣永恒的答案，因为任何答案或定论本身也必须接受理性的质疑或批判。这样的对话原则创造了双方平等对话学术氛围。由于苏格拉底只站在精神助产术的立场之上，这也就同时给了参与讨论的其他各位学生提供了极大的积极思考的空间，也为他们的思维能力和问题意识的提升和进步创造了无限的机会，使学生获得了后来居上，不断进步的巨大空间。还需注意的是，这样的对话过程形成的思想也就自然有其结构性即所谓的体系性。 与上述对话不一样，《论语》中的对话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方式，即学生永远只是站在提问的一方。作为老师的孔子针对学生的问题直接给出极为简单的答案。双方没有讨论，更无详尽有效的论证和过程。当然也没有讨论必须要遵循的思维方法理论。有的则是简单的问题和结论。由此形成的历史结果就是，中国古代思想缺乏建立在逻辑规则基础之上的体系性或结构性。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后，孔子确立为圣人，他的看法也就成为了后世必须效法的经典言论，在国学热的今天依然如此。严格说来，这不是对话，而是完全的一言堂，学生的职责只是洗耳恭听，必须根据圣人的言论而躬亲实践。这也就在历史上形成了所谓的“师道尊严”的教统。所以在我们的教育历史中绝对不可能形成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样的教育传统。 论述至此，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文化系统内真正缺乏的就是这样的学者之间平等、客观而又理性的学术讨论。当然，我们还得更深入地了解到，所以缺乏这样的讨论，还是我们本身尚不具备独立自主的人格，并进而从事深入系统讨论的思维方法及其严格的思维训练。 不但如此，我们的历史观不是进化的或进步的而是退化的，我们的先人不满足于自己所处的当下社会，于是将自己的目光投向遥远的过去即所谓的夏、商、周三代，将其描绘成黄金时代。历史在他们看来就是退化的。这样的观念遂使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具有类似进步的或发展的或创新的观念。我们不需要进步的或发展的观念，因为我们曾经有过最为辉煌的三代文化或圣人，后来者的神圣职责就是尽力返回到三代。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但严重的问题在于，至今我们却难以提供确切详尽有效的论证和确凿的史料，表明我们的历史曾经有过这样辉煌的三代文明。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真有这样辉煌的三代文明，我们又怎么样通过或凭借什么样确实可行的认知途径或方法来认识和返回到如此辉煌的三代文明？这就涉及到哲学的核心内容即认识论及其方法理论。如果没有这样理性的认知的研究方法作为我们确证的基础，辉煌的三代文明只能是我们想象的产物或完全是假设，而不是理性推导或认知的结果。 当然我们在此还必须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思想论证或讨论是在学术团队内部进行的。思想自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每个人都可以在空闲的时间里随意考虑专辑感觉兴趣的话题。参与讨论或论辩时，学者当然也完全可以站在各自不同的思想立场。但在此必须强调的是，论辩或发表言论时各方都必须严格遵循思想的论辩规则或逻辑规则，而不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历史地看，学术圈内的如此对话，不同观点之间的据理力争可以激活思想，突破已有思想的樊笼。古希腊雅典时代的柏拉图学院就是这样的纯粹民间的学术机构。后来出现的大学，在拉丁语中，就是指的行会或师生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的宗旨就是，论辩一定要自觉地遵循逻辑学理论规则，并能够共同自觉抵制来自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社会等其他方面的干预。世界学术发展的历史表明，知识理论体系的进步和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要能够真正地促进知识理论的持续进步，不断创新，我们就必须自觉而坚决地遵循学术发展的基本模式，不能随意加以干预。干预的唯一结果只能是扼杀思想创新，断送学术生命。 与其他领域内的创新一样，知识理论体系的创新就是与众不同，就是异端，就是背离传统。记得，居里夫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离传统越远，离诺贝尔奖也就越近。固守已有的传统，永远不可能有创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