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周纪一》 （五）

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

半民：也有说以为溺器，可见智氏、赵氏之仇怨，也可见春秋时期诸侯、世家斗争的残酷性，人类童年时期，快意恩仇，非今世可比也。

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打扫卫生）。襄子如厕心动（不安），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智伯死无后，而此人欲为报仇，真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

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小人之法，非君子之所为也），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豫让曰：“不可！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

半民：豫让之刺赵襄子，并不只是为了刺杀他，而是让智伯的其他属下惭愧，而是报答智伯的知遇之恩，而是为后世人臣楷模。这似乎比要离辈“义”多。

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

半民：关于豫让之死，《史记·刺客列传》描写的更加详细、精彩：

于是襄子乃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雠，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雠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使兵围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雠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

豫让说，范氏、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智氏以国士待我，故以国士报之。常言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知遇之恩，肝脑涂地，古今确太多例子。反过来猜想，豫让是性情中人，那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焉知智伯不也应该是性情中人吗？

嗟乎，世人常以成败而论英雄，以此得之。

半民：从豫让之事的记录，两位司马公对材料的取舍不同，是因为他们的目的不同。司马迁描写详细，感情充沛，是在为豫让这样的义士做传，突出的最后一次行刺，意在强调义士的“义”，强调这次“下对上”的反抗；司马光有意简化第三次，而大力强调第二次行刺，意在突出豫让作为“忠臣”的形象，他既是智伯的“国士”，同时也不能欺骗赵襄子，做赵襄子的“贰臣”，这是在表扬一个忠臣的“忠”。两相比较，司马迁的《史记》有着强烈的“人民性”，而《资治通鉴》是写给帝王看的，当然要删除这样的人民精神了。

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后。封伯鲁之子（赵周）于代，曰代成君，早卒，立其（赵周）子浣为赵氏后。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赵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杀其子，复迎浣而立之，是为献子。献子生籍，是为烈侯。魏斯者，桓子之孙也，是为文侯。韩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为景侯。

半民：赵襄子不立自己的后人，而还政于其兄赵伯鲁后人，子不成而又立其孙，可见是个性情中人，能够三释豫让，能够漆智伯之头为器，也就可以理解了。我以为赵襄子，智襄子都是性情中人，韩康子、魏桓子不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