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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过去人的行事。人是复杂的，行事是繁复的。 史书是写给今人和后人看的。因此，又不是过去发生事情的全记录。 古代作史，目的很明确，是要君、臣、士大夫吸取前车之鉴。 所以，在作史时，史家必然是有所取材的。如何取材，选什么、不选什么，实际上就体现出史家的史观。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史识”。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大事。国家盛衰的根本，在司马光看来是礼、名、分，是以君为首的政治秩序的确立和维护。 《资治通鉴》的开篇，开宗明义，选取的就是维护君臣之礼的三件大事： 第一是通过记叙周威烈王封韩、赵、魏为诸侯，警示皇帝不要自坏君臣名分。 第二是通过智宣子立智伯、赵简子立无恤为太子，警示皇帝选好接班人。选人要才德兼备、以德为先。 第三是通过豫让刺赵襄子，来表彰臣节，所谓忠臣不事二主。 由此，通过叙述，司马光在讲的是国家盛衰系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豫让刺赵襄子，《吕氏春秋》、贾谊《陈政事疏》、司马迁《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都有记载，但记叙的内容和方式并不一样，体现着不同的史观、史识。  汉画像石中的豫让刺赵襄子 【1】《资治通鉴》对豫让故事的记叙首先来看，《资治通鉴》的原文：
这个记述，基本上讲明白了豫让刺赵襄子的事。 赵襄子杀智伯之后，智伯的臣子豫让要为赵襄子报仇，于是假装成受刑之人，私带匕首，到赵襄子宫中粉刷厕所。赵襄子上厕所，心有感应，派人抓住了豫让。襄子的近臣想杀了豫让，但赵襄子说：“智伯死了，族也灭了，这个人要给他报仇，是个真正的义士！我谨慎点，避开他就行了。”就把豫让放了。 豫让并不罢休，又用漆涂身、吞碳破声，自毁形象，到市场行乞，看看是不是别人认不出来。他的妻子没认出来，但朋友认出来了，就哭着问他：“以你的才能，做赵襄子的臣子，肯定能得到信用。那是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干什么还不都易如反掌？为什么要受这样的罪！现在自毁形象，再想报仇，不更难吗？” 豫让说：“不可！既然已经委身赵襄子为臣，又杀了他，这是二心。我想做的事，当然是极难的。但是，我之所以如此，是要让天下后世所有哪些做人臣又怀有二心的人无地自容。” 赵襄子出行，豫让埋伏在桥下。赵襄子骑马过桥，马受惊了，派人搜索，抓到了豫让，就把豫让杀了。 司马光的记叙，有两个重点：一个是赵襄子说豫让是“真义士也”；另一个是豫让所说的“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 但落脚点显然是后者，是要表彰臣节，提倡忠臣不事二主。 【2】《史记·刺客列传》对豫让刺赵襄子的记叙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周纪》主要是依据《史记》节选、考证而编纂的。  其对豫让刺赵襄子的记叙，脱胎于《史记·刺客列传》，不过有大幅删简。《资治通鉴》所记共283字，《史记》所记共811字。 先看看，《史记·刺客列传》是怎么记载的。
对照《资治通鉴》，《史记·刺客列传》所记载的豫让刺赵襄子的故事，字数更多，人物更鲜活，有了更多的细节和对话。而这些细节和对话，让豫让的故事有了着更丰富的内涵。  韩美林为林兆华《刺客》题字 这些内涵可以分为几个方面： 1、讲明了豫让为什么非要为智伯报仇——“士为知己者死” 豫让曾先后臣事范氏、中行氏和智伯。但范氏和中行氏对他一般，就像韩信、陈平曾臣事项羽一样，“无所知名”，就是得不到重视。但智伯却很看重他，以国士来尊敬、礼待他。 豫让在智伯被杀逃到山里和赵襄子质问他为什么要为智伯报仇时，都讲了他为智伯报仇，是因为智伯对他礼待，所以要以恩报恩。 相较《资治通鉴》的记叙，《史记》所记更注重的是因和果。 也就是说，豫让并非只臣事过智伯一人，才要为智伯报仇；而是因为智伯对待豫让以国士，豫让才要报恩。 这是士对有恩之人的报答，而不是单纯的君臣之义。 而《资治通鉴》的记叙，则简单化了，就是只讲臣节，就是不管君主是什么样的人，作为臣子就应该不事二主。  2、讲明了忠臣义士是有前提条件的——“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赵襄子第一次抓住豫让时，就说豫让是“天下贤人”，放了他。这一点，《资治通鉴》也写了。 但第二次抓住豫让后，赵襄子的言行，《资治通鉴》只记了结果，“遂杀之”。 就是第二次的记叙，与《史记》有出入。 《史记》对赵襄子第二次抓住豫让后，两人的对话、言行更为生动。 赵襄子责问豫让，之前也臣事过范氏和中行氏，智伯杀了他们，为什么不替他们报仇，反而现在要为智伯报仇。 豫让的回答是，范氏和中行氏只是待他像一般的臣子一样，智伯则是“国士遇我”。 听到这话，赵襄子感动哭了，但也明白豫让是不达目的不罢休，只能杀他。 虽然如此，赵襄子还是成全了豫让刺袍的请求。而也没有杀豫让，而是豫让自刎而死。 司马迁的记叙，既讲了豫让抱定必死之心的因果，也讲了赵襄子的宽宏大量。通读全文，我们自然能感受到到智伯对豫让的赏识，是豫让报仇的前提条件；也明白，并不是做过人的臣子，就一定要给主子报仇。  河北邢台，豫让桥（1940年） 【3】《吕氏春秋》对豫让刺赵襄子的记叙豫让的故事，在《吕氏春秋》卷第十二《季冬纪·不侵》和卷第二十《恃君览·恃君》中有两次记叙。 1、《不侵》的记叙立场 所谓“不侵”，就是士可杀不可辱的意思。《不侵》对豫让故事的记叙，立足点是其中的两句话。 第一句是“贤主必自知士，故士尽力竭智，直言交争，而不辞其患”。意思是说，好的君主只有自己识人，尽心待士，士人才能敢于直言纳谏，才会甘心抛头颅洒热血。 第二句是“尊贵富大不足以来士矣，必自知之然后可”。意思是说，只是高官厚禄并不足以招来贤士，只有君主自己尊重士，士才会用命。 2、《恃君》的记叙立场 恃君，就是依靠君主、君道。此说出于道家伊尹学派，引述豫让的故事，也是强调“君道立则利出于群，而人备可完矣”，就是说，天下秩序的建立，是通过君主和臣子的职责来实现的，君可以废，但君臣之义不能废。所以，豫让在本文中说“明君臣之义也”。 【4】贾谊《陈政事疏》对豫让刺赵襄子的评论《汉书·贾谊传》中记录了贾谊的《陈政事疏》，其中也引用了豫让漆身、吞碳后对朋友所说的话。 随后，贾谊有一段评论：
可以看出，贾谊引用豫让的故事，也是要提醒皇帝要善待臣子。君对臣的态度，决定了臣对君的行为。  【结语】司马光耐人寻味的取材豫让刺赵襄子的故事，从《史记》的记载来看，是口口相传下来的。因为《史记》最后说：“死之曰，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赵国全国的士人都被豫让感动了，所以豫让的故事必然广为流传。 从各家的记叙看，对豫让故事的不同侧面的记叙，就是对豫让行为的不同诠释。 《吕氏春秋》卷第十二《季冬纪·不侵》和贾谊《陈政事疏》，强调的是君主要诚心待臣，臣子才会甘心为君主卖命。 《吕氏春秋》卷第二十《恃君览·恃君》，强调的是君臣道义天经地义，君可废，但君臣道义不可废。有点哲学化了。 《史记》则更接近豫让完整的故事。相信每一个阅读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个故事的丰富性。它综合了《吕氏春秋》的两种观点，同时人物的形象也更饱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更人性化。 司马光大体讲明了豫让刺赵襄子的故事，所写下只是豫让所说的君臣之义，让二臣无地自容。 作为饱读史书的大学士，司马光在编《资治通鉴》的时候，参考了大量的史料，不论是《吕氏春秋》、贾谊的《陈政事疏》，还是《史记》，他肯定都看过。 所以，司马光的取材就耐人寻味了。 1、北宋遭契丹、西夏入侵，司马光只提倡臣节，而不提倡义士 忠臣与义士，含义并不相同。 战国时期，是士人形成的时期。士人所注重的是，君主的赏识，所谓“合则留，不合则去”。所以，战国之士，往往是游说之士，往来游走在各国之间，并没有忠臣的观念。 但在秦之后，天下底定，社会法制逐步建立，战国游说之士逐渐消亡。所有的士都成了皇帝的彀中之物，所效忠的只有皇帝一人。 所以，大家看《史记》，《刺客列传》是在《吕不韦列传》之后、《李斯列传》之前。这个位置，并不是司马迁随意放置的，而是在他看来，秦以后已经没有所谓的义士了。 司马光的时代，更是没有义士的时代。但司马光所处的北宋，是外敌入侵的时代，当时上至达官，下至读书人，都有叛变契丹和西夏的。前文提到的夏竦就有这个嫌疑。所以，司马光提倡忠臣，强调臣子要不事二主。 从这个角度看，司马光记叙豫让所说的“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就具有了鲜明的针对性和时代意义。  换句话说，司马光如此记叙豫让刺赵襄子的故事，目的是用历史来警示当下。 2、司马光没写下的，并不是司马光认为不重要的 司马光记叙豫让的故事，没有写“士为知己者死”，也没有写“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更没写赵襄子哭豫让和让豫让刺袍这些话和事，只是将豫让的故事简单化为忠臣不事二主。 但我们不能简单说，这是司马光在提倡愚忠。毕竟司马光的历史知识、历史视野和政治眼光，比我们高出很多。 只能说，这是司马光在委婉叙事，婉转警示皇帝。 此话怎讲？ 首先，作为一个大臣，司马光不能把赵襄子写的很完美，也不能把豫让说的“士为知己者死”直白写出来。这考虑主要是皇帝看了不舒服，怕背上“文字狱”的罪过。 其次，在北宋受契丹、西夏入侵的背景下，豫让故事中“士为知己者死”、君对臣态度的这层意思，是不合时宜的。如果全写，就对他自己强调的“忠臣不事二主”有所弱化，甚至矛盾。假如契丹、西夏对宋人好，难道宋人要臣事他们吗？显然，这是不行的。 最后，豫让的故事，在宋朝读过书的人，恐怕都耳熟能详，皇帝更是如此。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司马光就没必要再写全，而是选择留白。皇帝看到时，自然就会想到“忠臣不事二主”之外，还有“士为知己者死”的道理。所以，不写的效果，对阅读《资治通鉴》的皇帝来说，更有启发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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