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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原创: 武则天贬牡丹玄虚之外的那些事儿

 寻梦向天歌 2019-02-17

本文参加了【走进历史,妙谈名人】有奖征文活动

相传武则天在当皇帝前的一个寒冬腊月,一日忽然心血来潮,要去御苑观花,遣使宣诏,令百花连夜开放。适逢百花仙子有事外出,无人做主,众花无奈,只好屈从听命。唯有“花中之王”牡丹,一身傲骨,严守时令,顶住不放。武则天气急败坏,恼羞成怒,敕令将御苑里的四千余株牡丹连根拔掉,贬谪洛阳。牡丹仙子不怕武则天的淫威,不慕宫廷里的荣华富贵,忿然离开长安,到洛阳安家落户,并把支持她、并一同遭贬的“花中宰相”芍药也带到洛阳来。牡丹来到洛阳后,生长的愈加枝繁叶茂,开的更加妖艳无比,楚楚动人。自此,有洛阳牡丹甲天下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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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史籍中,对武则天贬牡丹一事不乏记载。宋人高承撰写的《事物纪源》上说:“武后诏游上苑,百花俱开,牡丹独迟,遂贬于洛阳”。同代人计有功的《唐诗纪事》中则说的更加详尽,书载:“唐天授元年【公元690年】腊月,卿相诈称花发,请幸上苑,有所谋也。(武则天)许之,寻颖有异图,乃遣使宣诏: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需连夜发,莫待晓风吹。于是凌晨明花布苑,群臣威服其异”。

 

 由以上记载看,事情好像发生在长安,因长安有上林苑。但《全唐诗》的注释上则说事情是发生在洛阳,是武则天为篡夺皇位而搞的“天人感应”把戏。各书虽记载不一,但都说确有其事。联系当时政治情况分析,《全唐诗》的记载比较切合实际。

 

  武则天作为一个女人,要登皇帝宝座并非一件易事,她除采取一些政治手段外,还利用人们的封建迷信思想,搞了一系列的“天人感应”事件。如她在废中宗李显前,其侄武承嗣偷偷使人凿石为文,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字,涂成朱红颜色,让雍州人唐同泰献给武则天,说是从洛水中得来的“天授神物”。武则天非常高兴,称石为天授圣图。亲率文武百官祭祀南郊“拜洛受图”,赐名洛水为“永昌水”,洛水神为“显圣侯”。之后,她自己先回驾明堂,让百官朝贺,加号为“圣母神皇”。当时宫廷宫廷内外都传言,武则天将用“拜洛受图”的名目,改朝换代了。

 


​      武则天贬牡丹亦属同类事件,她虽握有皇权,但要百花在寒冬腊月一朝开放,是办不到的。如果真有其事,可能是命宫女们用绫绢做成各种花型,连夜装在苑里,因牡丹花大,花瓣复杂难做,故牡丹独迟。然后写诗传旨,让百官早朝时去看,在晨色苍茫中就难辨真伪了,她想以此来慑服众臣,使他们确信,武氏登基是天命难违的事。这样做是完全办得到的,因远在隋炀帝定都洛阳时,宫女们就在秋冬之季,用绫绢作花做叶,在西苑里人工造景,引逗炀帝游幸。所以洛阳自古就有作绢花的传统。

至于武则天将长安御苑中的四千余株牡丹贬谪洛阳,可能是另一码事。武则天做皇帝是以洛阳为都城的,为装点洛阳御苑,将长安上林苑中良种牡丹移到洛阳来也是可能的。说她贬牡丹,倒不如说她带牡丹更切合实际些。记载是附会的传说,可能是把两件事情混为一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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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武则天在洛阳称帝期间,正是洛阳牡丹大发展、大繁荣阶段。洛阳牡丹的栽种大约始于隋朝。据宋代王应麟《玉海》所载:“隋帝(炀帝)辟地二百里为西苑,诏天下进花卉,易州进二十箱牡丹。有珵红
 赭黄 飞来红 一佛黄 软条黄 延安黄 颤凤娇’……当时只有红、黄二色,还没有完全脱离野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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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则天时期,洛阳园林极盛,宫廷有上阳宫、禁苑(原隋西苑)、山林苑。达官贵族著名的魏王泰园、太平公主园、武则天母崇国夫人园,宗楚客园等。牡丹的栽植极为普遍,花色由原来的红、黄二色发展到红、白、紫、粉、黄等多种颜色。同时开始出现半重瓣和重瓣花型。安史之乱时,洛阳是主要战场所在地,宫廷、园林都遭到严重破坏,大批牡丹被火烧刀砍,所剩无几。唐后期至五代时期,洛阳牡丹又有了恢复和发展。

 

宋代以洛阳为西京,很多达官贵人都长住洛阳,他们建宅修园,互争高下。造园艺术在唐代写意山水画基础上,更趋于完美。著名的有吕蒙正园、湖园(原唐裴度园)、司马光“独乐园”、文彦博园、富郑公园(富弼)、董氏乐园和西园等。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详有记载。这时期是洛阳牡丹发展的鼎盛时期,已有一百多个花色品种,这时才真正甲于天下。
 



​        最著名的要算洛阳郊区司马坡姚姓人家培植出的“姚黄”,和后周宰相魏仁博家培育的“魏紫”,分别被称为“花王”和“花后”。还出现了奇特的绿牡丹。每当谷雨之后牡丹盛开季节,洛阳居民“绝烟火游之”。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洛阳任官期间,深深爱上了洛阳园林,更被多姿多彩的牡丹所陶醉,挥笔写下了《洛阳牡丹记》,洛阳牡丹的妩媚姿态及洛阳人爱牡丹的狂热情形跃然纸上。他还把青州、越州、延州产的牡丹拿来和洛阳牡丹反复比较,深为叹服地说:“是洛阳者为天下之第一也!”自此甲天下的洛阳牡丹更加馨名远播了。
 

​      由此观之,洛阳牡丹和其他植物一样,有自己的成长发展规律,并非武则天贬谪牡丹的结果。洛阳牡丹开的好,首先是洛阳的土壤气候条件适宜于牡丹生长,正如欧阳修说的“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牡丹性寒,喜燥畏湿,凡外地牡丹移植到洛阳,都能生长得花繁叶茂,生机勃勃。第二,是劳动人民精心培育的结果。洛阳历代都出现有牡丹专家和嫁接牡丹的能工巧匠。如《龙城录》记载:唐代时,洛阳有一位名叫宋单父的花工,善种牡丹,能“变易千种,红白斗色,人不能知其术”。唐玄宗把他召到骊山,种牡丹一万多株,争奇斗艳,人们都说他有幻世之绝艺。宋《墨庄漫录》记:在宋徽宗宣和年间,洛阳又有一个姓欧的花工,在白牡丹根下培上药物,结果第二年就开出了绿色牡丹,被称为“欧家碧”。

  在科学不发达的中世纪,人们不了解植物变异的规律,只能用“花神”、“花仙”来解释。统治阶级也乘机玩弄“天人感应”的把戏,武则天贬牡丹的故事,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导演出来的,并在民间长期流传。后来,明代小说《镜花缘》的作者,据此编写了《秋翁遇仙记》,歌颂“牡丹仙子”不畏权贵,为人民献美的高贵品质。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又据此写成怪异小说《葛巾》。塑造了“葛巾”、“玉版”两位牡丹仙女,不愿过谄媚别人的宫廷生活,自愿到洛阳下嫁常氏兄弟。在文人笔下,故事又得到新的升华,情节更加生动,使之愈传愈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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