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時 間：民國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五）早上十時至十二時

地 點：國立臺灣大學思亮館國際會議廳

主講人：何炳棣　院士

主持人：　院長

 

 

我一生有幾件重要的事情跟我的性格和治學有很大關係，第一件重要的事便是我是家中獨子，父親四十八歲才生下我，所以我從七、八歲起便感到很大的壓力，當然我也享有某些特權。父親做過浙江寧波的檢察官，深感浙江人的胸襟狹小，便對清華江發誓「吾此行有如此水」從此訣別清華北上，終生未再回清華。我非常喜歡談話，九歲在天津私立第一小學，訓練我出去講話，我非常懷念錢思亮先生，因為從1968年3月份起我和臺灣關係斷了21年半，而在1968年正月，從我和臺灣關係講起來，那是我快活的歲月，錢先生在他府上擺上非常豐富的酒席來請我，他說他和我的關係是相當可貴的，在臺灣講南開中學及清華大學雙重同學的脫過乏人，而我是唯一前後和他有三重同學關係，且我小學還是天津私立第一小學，他一輩子不忘這種關係……

 

我九歲在天津私立第一小學，父親在一個冬天的星期天，天氣不錯的午後，我和父親到八里台看洋樓，那時思源堂還沒蓋好，秀山堂已經蓋好，看到田徑場後，父親問我長大後要不要來這裡唸書，看了這麼好的環境，我堅決的說要，父親說我還不配來唸呢~~我直覺沒道理，父親認為江南是很好的大學，不過才剛創辦，需要的經費很多，南開出名是中學，大學可能就不行，父親說不出洋就一輩子受氣，所以第一步要先考清華，舊制的清華一畢業每個人都送出洋，而現在可沒這特權，不過表現好的話，這機會還是比別的大學多一點，這時我就想，我才九歲，有二件事，就是清華及出洋，但是另一個比較消極的看法，就是不出洋，一輩子受氣，但達到這目的，也很辛苦，我在南開唸書時，我的回憶是南開中學的標準相當地高，我最好的老師是盧紀夫人，英文只有三個月我就開除了，我一輩子不會忘記他的英文，我發現了一個好老師，她發現了我這個將來可能還有出息的學生，真正的好老師就要像盧紀夫人這樣，1959我在劍橋時參加了三月在華盛頓開的年會，我報告了一篇“明清社會史論”，講完就看到盧太太從對面走來，這時師生之間的快樂難以言諭，因為1932年時我唸高中二年級，我是出版委員，是南開雙週的第二主編，我在高二時把釘鞋、球鞋都掛起來，因為高中一時甲、乙、丙組按照身高、體重來算，我百米跑第一，也拿了獎牌，初中生的志願已達到了，所以我記得九歲時對自我的挑戰，要開始全心全意準備進清華了，什麼運動也不搞了，我還被張彭春訓了一頓，但我想起一生一個人沒有愛憎，也並不是人了，我是個平凡的動物，我有愛有憎，在我的憎裏面之一是張彭春，我們對張柏林非常敬仰，當小孩鬧鬧學潮時，他幾句話就可以解決，而張彭春一定要把我開除，他開除我的第二天早上，盧太太跟張彭春說你開除那個學生我都不心疼，但你開除了何炳棣我很心疼，請你不要開除他，所以我非常恨張彭春，他將我開除，而我很感動盧太太，他是我生平第一恩師，所以在1959年再見面時，我的心裏有說不出的的愉快，我們談到海外一個島，我的發音不對，盧太太還糾正我，我當時已經是一位教授了，所以我認為盧太太這樣才是一位真正的老師，這是我一輩子不忘的，盧太太留美二次，英文相當流利，而盧先生的英文口語時而挫，但英文寫作令人佩服，所以我講的這些典故，大家要記著，這都是具有價值的。

 

要進清華是很不容易的，因為南開高中在我二年級時開除了我，我上學期化學考六十分，下學期一百分，我在南開高中唸的是混合數學，我趕不上數學進度，所以在 1933年時我沒考上清華，在1934年才進了清華，那年我十七歲，而進了清華我又遇到一位恩師，劉秀明先生，他在清華學校時非常認真，他口才不是很好，一些很深奧的東西，他不太能淺書，他晚上總是非常用功，他在圖書館底下辦公室的燈總是亮著，我沒聽懂的東西，都可以去辦公室請教他，他不在乎你去佔用他的時間，會建議我們如何唸書，由此看來，我覺得他真是第一等的好老師，我說我很喜歡唸西洋史，他告訴我要三思，因為在學成後如何做研究，和西方人競爭等等問題與我討論，所以我覺得在一年級時我就與老師討論這問題是非常有用的，這是一輩子航行的南針，後來了解學西洋史是個過渡期，在學途期間唸西洋史，但回國終究還是得搞國史，這是劉先生給我非常好建議的地方。

 

接下來講我的示例，也就是拿我的例子，來鼓勵在座的同學立志，其實劉先生打分數非常嚴格，西洋通史第一次月考，我寫的答案與題目有出入，所以吃了大虧，拿了八十九分，我們一個班級有一百多人，我的前面坐著就是大名鼎鼎的姚克廣，他拿了九十一分，他告訴我八十九分很不錯了，但因為我很用功，只是把題目給看錯了，所以我立志“打死仗”，我把課本都背下來，再唸參考書，遇到大題目得以發揮，所以我後來全年的平均是九十七分，我告訴我自己我九歲就立志出洋，所以我西洋史要打好基礎，才出得了洋，我立志到在清華時有一件事是自己剋死自己，我告訴自己如果聽一次楊曉樓的話我就一輩子考不取，我內心想如果第一件事就屈服，第二件事就屈服，所以我一生很後悔沒機會聽楊曉樓，但另一方面來講，何炳棣之所以是何炳棣就是因為在清華時不聽楊曉樓。

 

清華的老師很令人感動，蔣先生休假回來，我去選課，我本想選蔣先生的“中國近代外交史”，他告訴我，我的開學第一件工作孝明先生已經告訴他，他說今年不要選他的課，去和孝明先生好好學，把精力集中在歐洲十九世紀史，這根基要打得牢靠才是，蔣先生說要我明天再修他的“中國近代外交史”，另外他還開了一門“歐洲外交史”，二門一起唸效果好，我心想這樣好的老師那裏找去?不幸的很，在1935年我二年級第一學期還沒唸完，蔣先生入閣行政院政務處長，這下他的計畫就無法實現了，那時外交史國際關係方面是很重要的，因為第一次歐戰以後，各國秘密檔案出現，所以這可以說是全世界的顯學，所以想起一年級時世界通史破了紀綠，所以在外交史我想辦法自修，在這以前暑假回家，父親問我，我初中畢業時他買了一部又髒又舊的史記，我看得如何??我想，英國有沒有太史公?我想那就是寫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大史家吉朋 (Gibbon)，父親要我買一部唸唸，而老師告訴我那部書的精華就在前面四十幾章，後面的東羅馬敘事也不錯，可當英文背背，所以二年級時有時起床都會拿 Gibbon的書來唸幾句，於是英文走入歧途，因為他的英文寫的形式古色古香，我這個剛練步的怎麼和世界百米冠軍的比呢?後來我的成績被美國教官打分數是 A ，楊尚全老師說我寫十八世紀古典東西沒有用處，他說連牛津的院長他們英文都不這麼寫，我何必學這些，但我覺得這是智慧的一切，學了當然有用，楊老師說我在走絕路，所以說，我的一生也遇到了不少特別的導師，後來我清華三年級時我曠課自己唸外交史，後來1948年5月7日在劍橋我又考上，最後一個問題是說出第一次大戰前的十部外交史，我馬上說出，所以很順利的通過了，他們問我是在那裏取得這麼多的知識，我說是1932年到1937年在清華自修，可是我後來想想我的話誇張了，因為那是初次唸的，後來還花了很多的時間去消化，不過基礎是在清華打下來的沒錯，而清華的精神值得效仿，例如新書的採購及採買效率很高，辦學認真，所以我很幸運能在清華。

 

這裏順便提一下，我希望在再幾個月，我可以把我寫的“六十年”完稿，大概二十幾萬字，其中有我在劍橋的PACD口試，1500年後的大陸西歐史我都有寫下，內容詳細……

 

陳先生的隋唐史寫“唐朝皇位承繼問題”，我自己對中國史沒有下很多功夫，我覺得大家對陳先生的文章一定要唸才是，“孫冊軍史”中我以為孫冊是宦官，陳先生說孫冊軍史非比宦官，尚須詳考，他給了我八十分，這是他的打分，也是掌故，還有一個不忘的訓練是，馮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我覺得我唸西洋史，但馮先生的中國哲學史一定要唸，馮先生很特別，如果我們不問問題，他就不講話，但他講話又口吃，就因為如此，所以他講起課來非常幽默，回答深奧的道理，他會拿日常的生活經驗，做的比喻是非常恰當的，我終生難忘，所以我每星期一就去問問題，之後星期三、五我可能就不上班而去唸其他的東西，我在清華得分最大的驕傲，就是拿過九十四分，我1940年考經濟史，學長從倫敦拿到博士後拿了很多書回來，我沒唸過經濟學，學長說唸經濟史，考取的是大才子，而他的成績是前後六屆最高的，還有一個典故，所有中英、中美口試得分總平均最高的是錢中書先生，清華第二高分是都是歷史系的，第六屆第二高分則是我，所以在1996年在新竹楊仲銘先生和我有一個“人文與科學的對話”，他說他前些日子回清華時校長拿舊的紀綠給他看，留美那年他考68分，他很失望，而得分最高的是我，73分，我說不對，我是 78.5分，可是那73分就已經夠轟動了，我回美國芝加哥去，有朋友說我居然比楊仲銘考得還好，我的經濟思想史考了85分，而經濟學考了17分，我覺得非常可惜，因為全班考取的人裏面我英文是87分是最高的。

 

1981年辛亥革命70 周年紀念在北京舉行，我們這桌的主任是王廣美女士，後來幫我和吳保安、唐長汝、姚文元安排一個晚會，我沒見過吳保安，他是第五屆考取的，我是第六屆，我跟他握手，我跟他說我是他的手下敗將，他不知此話怎講，我告訴他，我說1940年你經濟史考第一，我考第二，西洋史你95分，我94分，我說我英文87分，你75分，可是你國文90分，我卻只有80分。

 

再說我為什麼選劍橋，這裏面有一段故事，我南開開除後1932冬到北平鴻達去，那時鴻達還沒開學，我就住在世交趙文駿教授家裡，他是南西，我是金華，趙先生的父親和我的父親在杭州的書院住過一陣子，他是哈佛的PHD，我看他的架子上有許多困難性高的數學書，我問他為何搞這麼深的數學，他說如果不用功的話，退了步，就被人給趕上了，我深覺他是個了不起的人，了不起的人都是不怕私仇，因為他們都說真話，所以有安全感，我有個感想，有些研究機關，就怕講別人好，這是最不能學習，最沒出息的，你若不去佩服別人，就一輩子不會有人佩服你，我是最看不起這種作風，所以各位同學千萬別犯了這樣的行為，最近我和先生在寫回憶，我們評估所見的最高水準，要知道這水準是辦大學最要緊的事，中國出人才是數理方面，三○年代的清華及四○年代的連大那時已經很逼近世界的水準，已經知道理科方面那些題目是最有發展的，最有前途的，要真正做出世界第一流就要做出這樣的工具。

 

清華的標準，理想是很好，人文方面各派的意見就很多，沒有取得共識，我想理想上清華已經在做初步的設想，但沒有像理科那樣，能做到共識，就因為如此，它給了我們人文科另一個機會，是理工科的人所不能有的，就是如果我們擁有了西方最好的方法，有比它更堅強的意志及資料，我們做出來的東西，可以在中國的範圍內來訂世界的標準，因為人文有各種文化有不同的背景及語言，人文不是一個普世化，我們搞中國史，說些狂妄的話，在加拿大西岸他們看了我的著作，心中都有數，我不回美國，他們心裏很樂，但我回去後，讓他們知道，有些水準他們趕不上，這是我們人文的好處，我是一個鬥士，身經百戰，西方許多辯論，我硬骨頭不讓，話說回來，人文有他佔便宜的地方，也有他不利的地方，總之，人文是非常難的，它比科學難的原因是，除非你有大志向，否則一定要接要英文是世界語言的不幸事實，在這前提下，英文這工具必須投資許多年，就像我先前講起床在唸英文一樣，背書是最好的方法，像少年維特的煩惱德文本中有幾句話，我就記憶特別深，我覺得那就像音樂在腦海裏，告訴大家，英文的重要不容忽視，也不能逃避，端看你志向如何，研究歷史，歷史只要眼光好，取材好，我覺得西史不容忽視，做人文將來有二個字很重要，一個是能古今對比，一個是中國及外國，讓自己眼光開，對自己的選題很有用，一些外國史要唸，讓自己有深度。

 

我們第六屆留美1943年考取，因為戰時的關係，到1945年出國，我的博士論文在1950年底修完，“英國土地問題與土地政策1870- 1914”，這題目很大，需要專業的知識，我想值得出版，這對我的訓練很好，1952年對我來說是一個大的轉變，西方的研究告一個段落，我開始進入國史，孫學長說從西洋史走到中國史至少需要五年的過渡期，我的年紀已經被戰爭延遲了一些年了，不可能再那樣了，所以夏天時我用了五星期的時間蒐集資料，趕寫了一篇 1954年在哈佛亞洲學報出版的”二方研商”，一出版引人注目，因為沒人有這寫法，所以我並沒有經過五年的過渡，我就這麼跳過去了，因此我就開始搞中國史，我有這個意力及決心，如果訂的題目大，就儘量翻閱所有的資料，這是我堅持的作風。在撰寫有關人口的書籍方面，我參考了許多書籍，我的底子都是在五○年代初期及五○年代中期打下來的，西洋史的訓練在人口的方面表現了出來，所以我在西方的訓練對我來說助益很大，因為一看到問題，所應用到的工具就不同，所以我有一個特點，我不怕資料多，我總是自己看，自已思考。

 

我的第一部書是“1368- 1953年的中國的人口問題研究”，我想我是海內外唯一的一個參考了四千種方志當資料的人，這裏面的人口數字方面的問題有關作物、移民、稅制等等的資料我都查閱過，我大概翻過四千種類似膠片等資料，真正做研究的人不苦，會發現自然而然對這些資料有興趣，所以即使需要翻閱這麼多資料，一點都不覺得苦，若是覺得苦，那就不算是在做研究，其實發現資料是很快樂的一件事，總而言之，我一下筆時就發現資料如此的多，但我卻能從中得到樂趣，我們受過西洋史的訓練，例如“丁”、“儒”的性質我一看就能分辨得出來，清朝時”丁”已經不是壯丁了，所以我因為受過西洋史的訓練，如果沒有學習過經濟史的就不容易看得出來，所以我的第一部書因為一些因素直到1959年才出版，但我並不在乎書很晚才出版，我覺得書的內容富有價值就夠了，我的書可能是二十世紀後半期唯一中國學者的著作，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丁”的定義是個革命性，這是受了英國史的影響，也被證實，而我生平最重要的書是就是我的第一本書，雖出版快四十年，但不會過時，因為所該利用的資料我都利用了，每一章都有專刊規模，這都歸功於西史的訓練，還有我的博士論文“土地與國家1873-1910-土地問題與土地改革運動”，這本書應該銷售給哈佛畢業的人當工具，但還沒出版。

 

我沒想到我第二次退休後會有這麼大的樂趣，本來我是警惕我自己別先跳進思想史，因為我怕自己會跳不出來，先把別的工作完成再說，但我第二次退休後第一篇文章就是批評杜維明的治學，我是一個富爭論性的人物，我到老年才轉到中國思想史，我並不後悔，因為我看到問題還是很新鮮，我現在希望我在中文的寫作質量方面可以跟英文相當，我目前還在努力中。

 

我最受爭論的一本書是“ The of the East 5000-1000B.C. “這本書出版時，我一個朋友動員了他西方所有的朋友及各行的專家來攻擊我這本書，不過也有很好的書評，不過大家得注意，一本被攻擊的書能夠引起一篇三十五頁的書評。我現在心思都在我現在寫的一本書“六十年”，我在這裡面寫到，我很快活的一點是幫我寫序，他是不輕易幫我寫序的，“西方的興起”和我的關係相當密切，1971年初他幫我寫二面的序，他說唸了我的東西後，有個感覺，我裏面的文化單元論錯了，但在西方的興起這本書要改，可惜我丟了，這書我現在想想，我並不臉紅，因為我裏面主要的看法，中國的本土起源並沒有錯，只有需要加強，而沒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所以我在“六十年”裏，我對我重新自我的估價“東方的搖籃”這部書裏，很受別人惡意的攻擊，但我並不在乎，因為害怕的話，就無法治學了，我覺得我有一個好處是，就是我注重自修，求學的時候花功夫自修，教學的過程中需要什麼工具我都自己來，所以最要緊的是“不欺己，不欺世”，這是做學問、做人最要注意的事，還有就是要有胸襟，佩服人家，你才會有人佩服，還有一點，要有勇氣，魚目混珠的東西要有勇氣指認出來，中國隱惡揚善這句話不能完全接受，莊子天下篇中荀子非孝子，這是當然要批判的，接下來我要對年輕朋友鼓勵一篇，第一、英語非下功夫不可，這是沒辦法的事，西洋史必須有一定的根基，我舉一個例子，英國最重要的史家，我分析“丁”、“儒”的關係就是受他影響，可惜他五十六歲就過世了，他是英國史家最大的天才；法國年鑑學派值得我們學習，很了不起，我個人還有一部書“法國革命以前的舊制度”，在法國舊制度及革命後，德意志還未統一，他看那時候德邦國的東西，在歷史看起來是同時代的，可是代表的是歷史上更早的階段，這種比較的方式，我受他的影響很大，在人口書中，我對康雍乾有真感情，那是個不得了的太平盛世，做歷史眼光不能限於一點，要做二種的比較，自己挑名著，再消化，這個用處是給予我們想法，讓我們思考如何去做學問，我們不要做太小的專家，清華最好的傳統就是”無限小乘以無限小倍的無限小還是無限小”，所以這給了我最大的好處就是我會往大處想，我們做學問不要搞第二等的題目，不過一個小孩有一個長成的階段，不可能在學走路的階段就要跳世界百米的冠軍，不過總得要有志向，這一點非常重要，選題可以選，需要的工具能學就學，不然就自修，端看自己的能力，但語文是非常重要的，要能精讀，不要野心太大，英語就夠我們用的了，不過要下功夫去背。

 

我很希望我的“六十年”能趕快完成，也希望大家有問題可以跟我討論，如果內容有錯的話，我也很能接受別的意見，學問上不認錯是傻瓜，這沒有什麼可恥的。

 

討論：

 

1、您說要做時代上的比較、上下的比較、中外的比較，可是我們一般治史的人，受到史料學派的影響，比較不敢做這樣的比較，像您從明清一跳到古代去，您治古代史時，何院士您是否有挑戰特別強的地方，您如何跳得進去？

 

何院士：中國有一句古話，有志竟成，不要怕困難，我做人口最起碼的資料包括北平善本、膠片四千種絕對翻光，跟人口有關的土地、作物、移民、會館諸如此類的，我們不管搞那一行，千萬別搞第二等的題目，這句話是治學的南針，雖然達不到，也不遠矣，因為我們要做最基本的東西，所以我覺得中國文化的起源從明清的時候跳，我蒐集資料已經不少，從滿清、漢化，我一想不能競爭，一些資料看不到，資料也不限明、清，我想第一等的大題目還有比中國文化本土起源更重要的問題嗎？裏頭工具不夠，就請教、自修，因為寄託在清華給我很大的影響就是，千萬別搞第二等的題目，所以人口是世界第一等的題目，我自認可以有專刊的規模，而我第二部書，連社會學家也沒有研究明清社會史論的範疇，我從第一章社會意識理論講起，西方研究社會流動的範疇也沒有像我如此廣，我經過無數學術上的危機，所以我們自己要找第一等的大題目，這也和本身的知識有關，還有你接觸到的專家也有很大的關係，專家也分假專家及真專家，真正世界權威性及非權威性，就像我本身為何敢做東方的搖籃，我的”黃土與中國農業起源”這也是華人中的紀錄，1969年美國歷史學報裏是第一篇，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2、請問對於馮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有何觀點？還有前幾年你本來要去劍橋接受“  ”講座，曾回臺大來演講，而對於到英國接受講座有何經驗？

 

何院士：關於馮先生我非常懷念他，我來做個歷史家的評判，這是個有用的砥柱，我覺得“廿世紀文言文與馮先生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為最佳之重，不管講文章內容、感情、技巧、論點、新舊、觀念，都是第一篇文章，馮先生認為所有形上學，包括維也納學派都是胡說，馮先生的偉大就在這，我覺得他如果能夠把自己的大權也認為是胡說，這樣子哲學並不丟去他的尊嚴，因為這是訓練思維最好的東西，馮先生如果在的話，我也敢跟他開這麼一個玩笑。

 

○○接到我的“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寫了封信請我去主持他農業的那部書，我拒絕了他，因為他的信流露了他是文化單元論者，○○是中國人偉大的朋友沒錯，不過他之所以拍中國人的肩膀，說我們了不起，是因為他站在很穩固英國人的地位，你看青銅文化的起源，一是兩河流域，第四是中國，所以我說他是文化單元論者，從這點我覺得他不對，我不敢說我腦筋銳敏，但我知道我不能和他合作，因為他認為是文化單元。

 

3、林育生老師：根據我所了解臺灣的文化、教育、思想的風氣，何院士今天的講演大家所領會主要的要點是什麼？

 

歷史系助理教授：我曾經讀過何先生幾部書，何先生是我認定前輩史學大師中很重要的一位，我聽了後非常感動，我們做歷史的人，還是回來做中國史會比較傑出，不過我後來走的路是西洋文化史，我覺得我到法國求學時，我的指導教授認為我有很好的中國文化史背景，而為什麼不繼續做中國文化方面的問題，我回答指導教授我也可以研究西洋文化史，為西方人做更大的貢獻，所以我最大的感動，就是何先生對治史的高標準的設定，但我覺得我們雖做中國史會比較容易傑出，但對研究西方史也不要畏懼。

 

林育生老師：我的感受是相對於臺灣現在的文化、環境，何先生他用生命投入，而非口號，也不是講流行、學派、背景，中國是個口號文化，把微小的東西變大，臺灣現在很多寫論文時，本來應該馬上寫正題，但卻都寫了一頁、二頁才切入正題，都是先介紹自己、如何努力、感受，但何先生卻是馬上就進入具體的問題，用很強的生命力在史料中奔馳，而沒有太多口號，以生命力進入史學的研究，這是年輕人應該體會的東西。

 

4、剛女學生提到研究西洋史的問題，何先生認為研究中國史要先有西洋史的訓練，再回過頭來研究中國史，這對準備一生來準備西洋史的人有點洩氣。

 

何院士：國家經費很多，出國研究，蒐集資料回來是沒問題的，臺灣在經濟上有這能力，所以非出國找資料不可，中國人也絕對可以研究西洋史，這是沒問題的，我覺得國家應該投資，這並不悲觀，臺灣人應該好好利用經濟上的資源。西方搞西洋史的人比較懶，搞歷史，總得找材料，所以不要放棄研究西洋史，也要到西方努力去找材料，西方的西洋史研究有點走邪門歪道，假以時日，一定會被淘汰的，我們要走正統的路，從真正的功夫做起。

 

雖然這次演講中談到我們要做第一等的大題目，但是我鼓勵年輕人，試著從專門的小題目做起，歷史有一個好處就是勤加耕耘，一定會有收獲，不會撲空的，這是最大的安慰，自己知識積累多了，研究可以愈做愈大，不要悲觀，不要剛學跑就想和世界百米冠軍競爭，我們做歷史的不像做科學的，多年的實驗做不成有可能最後撲了個空，所以我用這個例子來勉勵大家，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終究會成功。

 

5、依您在美國讀史治學六十年，換言之，您在四○年代到六○年代讀了不少西洋史書，根據您的感覺，現在八○年代後美國史家寫的英文是什麼樣的英文，可不可以和五○年代的英文來比較？

 

何院士：首先很抱歉，西方史學，我沒有很有系統的去唸，有精力的去看，西方除了法國以外，歷史無大師，西洋史是沒有大師的，個人很幸運的是，我從英國史學途完成後完全轉到中國，使得英國史家羨慕得很，英國競爭得厲害，而中國史還沒有那麼高度的發展，我撿了個最肥美的田地去耕耘，如果各位是有志於研究西洋史不必懼怕，因為現在西方胡說者多、自欺欺人者多，這正是我們按傳統經典路線走的人之最好機會，我們不要管他們胡說八道，站不住的東西自然就會被淘汰掉，真正用心做的東西是有原創性的，更是不會被淘汰掉的。

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