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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像 史可法与文天祥同属末世英雄，但就人物形象而言，史可法与文天祥相去甚远：文天祥“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 宋理宗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史可法则“短小精悍，面黑，目烁烁有光”——长得矮，生得黑，眼睛还一闪一闪的，这与史家世袭的锦衣卫百户形象，还真的非常吻合。 史可法（1601—1645），字宪之，又字道邻，河南祥符（今开封）人。 崇祯元年（1628），史可法举进士，任职陕西西安府。这时，蜂拥而起的流民恰起自陕西，但史可法并没有参加平定流寇。崇祯七年（1634）冬，江南巡抚张国维提议将安庆、池州诸地巡抚分设，以集中解决这一地区的流寇问题，经张国维的举荐，史可法于崇祯八年春任江西右参政、安池兵备道，负责监督地方军事并直接参与军事行动，其文官身份也自此一变。崇祯十一年（1638）三月，史可法因没有如期实现平叛目标获罪，朝廷也是可用之人太少，责令史可法戴罪立功。 弘光訴狀写本 崇祯十四年六月，史可法擢升户部侍郎，总督漕运。在这个以文职为主的岗位上，史可法这才如鱼得水。崇祯十六年七月，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被罢，史可法才改任新职——接任南京兵部尚书。正是在这个任上，历史的重任落到了他的头上。 明朝自永乐朝开始实行“两京”制度，留都南京的衙门虽与首都北京相似，但权力与范围却与北京天差地别。和平年代的北京官员转任南京，通常是解决职级待遇问题，或是带有贬抑的意味，“二线干部”的色彩很浓。史可法到南京任职，显然属于升官，因为南京兵部尚书毕竟也是尚书。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南京衙门的地位骤然上升，匡扶社稷的重任自然落到南京官员头上。北京连兵部都没有了，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自然由此而显得举足轻重，但事实上却并没有。 马士英春山雅居扇面水墨金笺 作为兵部尚书，史可法的信息相当滞后。四月初一，崇祯帝的后事都处理完了，史可法得到的信息还是李自成逼近京师，准备率师北上勤王。直到十四日，史可法才从南下的官员那里确认崇祯帝已殉社稷。史可法悲痛欲绝，以头抢地，甚至准备自尽以表明对朝廷的忠贞。 王朝的生死关头，史可法的抉择同样是进退维谷——崇祯帝自杀，王朝群龙无首，又面临清军与民军的双重打击。迅速谋立新君，作出有效的应对，才能避免王朝树倒猢狲散。南京官员在谋立新君问题上非常敏感，但正是这个关键问题上，史可法出现了手足无措，直接导致他在弘光朝陷于政治困境。 史可法 行书本事文 崇祯帝朱由检身死，三皇子均未逃出，继位者只能是各地的藩王。以血缘关系讲，崇祯帝的祖父明神宗的直系子孙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灜最有资格当选。但桂、惠二王均在广西，距南京太远，且均比崇祯帝高一辈，不如福王以兄弟关系继统更为妥当。除此之外，神宗的侄儿——潞王朱常淓，也因避乱逃到淮安，拥立新君，他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 恰在这时，福王朱由崧从封地洛阳逃到了江南，新君人选也由此变得明朗起来。 朱由崧（1607—1646），明神宗朱翊钧之孙，福王朱常洵之子，崇祯帝朱由检堂兄，崇祯十六年（1643）袭封福王，封地洛阳。李自成军攻占洛阳，老福王朱常洵身材过于肥硕，众人帮助都上不了墙头，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世子朱由崧身轻如燕，成功翻墙，尽管颜面尽失，流落江淮，形同乞丐。鸡飞狗跳过日子的朱由崧，天子这顶帽子，本来是有机会顺理成章地戴在他头上的——他爷爷谋划了多年，一心想将他老爸扶成太子，结果被东林党给整灭了。现在，应该“物归原主”。 朱由菘像 崇祯十七年四月，南京诸勋贵大臣议立新君。无论就近救争，还是按伦序，排在队伍前面的，都是朱由崧。可是，由于福王朱由崧牵涉到党祸问题，他又差点儿没有当成。东林党担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旧案，东林党人将再次受到打击，因此一致反对立其为新君，主张拥立潞王。 东林党以张慎言、吕大器、钱谦益等为首。张慎言时任南京吏部尚书，他以曾举荐赵南星而在党内陆位显赫。吕大器时任南京兵部右侍郎，钱谦益则是在野的党首。诸人认为朱由崧有“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之“七不可”，从而主张“立贤”。 “贤者”，即潞王朱常淓，明神宗朱翊钧之侄。清军入关，朱常淓随军南渡长江，寓居杭州。后来清军兵临杭州，朱常淓投降，“兵入杭，市不易肆”——天翻地覆，老百姓还照样上街打酱油，几乎就是和平演变。导演出这一幕的朱常淓，似乎不是一般的“贤”。 究竟是立朱由崧还是立朱常淓，作为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这时的态度举足轻重。张慎言等致书史可法，以“七不可”立朱由崧。时任淮扬巡抚路振飞，也致书史可法，认为：“议贤则乱，议亲则一，现在惟有福王”，提醒史可法 “伦序当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对官员中的分歧，以及立潞王与福王的后果，史可法掌握得最为全面，其实也最清楚。但在关键时刻，史可法则完全倒向了东林党一边。 史可法入仕较晚，东林色彩并不突出，也未深度介入天启与崇祯朝的“党争”，为什么会作出这种抉择？很重要的一条，是书生情怀，而不是政治谋略。 史可法出自东林党骨干左光斗门下，左光斗对其有着不同寻常的知遇之恩。左光斗视学京畿时，尚为一介书生的史可法苦读寺中，左光斗偶然发现后对其大为赞赏。左光斗主试时，当听到门史唱出史可法的名字时，“瞿然注视”，当即“面署第一”。在史可法拜见左夫人的时候，左光斗更是当着子女的面，对史可法赞不绝口：“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 乡试后左光斗将史可法请到家中，与自己的子弟一起读书，以参加会试。在左府，有一天史可法将左光斗的官服穿在自己身上，恰被左光斗撞见，史可法满面通红，十分尴尬。左光斗笑着对史可法说：将来，你一定比我更有成就，我这官服其实是配不上你的！ 左光斗对史可法的关怀无微不至，二人“不啻家人父子之欢。” 出于对东林党的特殊情感，史可法既明白路振飞所讲的道理，又担心东林党所预见的后果，最终情感战胜理性，他决定支持张慎言，并出面去做持不同意见的凤阳总督马士英的工作，理由就是东林党提出的“七不可”。 铜梁明代石刻仪仗俑 其实，史可法并不了解朱由崧其人。真实的朱由崧，形象被清朝严重污化。东林党所言的“七不可”，除了“不孝”是指朱由崧仓皇出逃中半道与母亲走失外，其余“六不可”很难找到事实的支撑。 在议立新君的紧要关头，史可法亲自写信给马士英，明言朱由崧“七不可”，要求马士英支持东林党与自己的主张。但是，马士英收到史可法的私笔信后，将其作为公函予以收文，并加盖督印予以存档。 作为主持大局的兵部尚书史可法，完全清楚南方官员册立新君上的巨大分歧，也完全清楚这种分歧面临的后果，竟然出于意气，给马士英写了一封信。送出给马士英的私信后，史可法立即又犹豫起来。真实的内心里，史可法认为按伦序迎立福王是对的。于是，史可法又试图说服东林党人，放弃迎立潞王:“以齐桓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之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 史可法给东林官员讲历史故事，目的是想他们不固执己见，但明显又是两头不讨好——赞成潞王与反对潞王，赞成福王与反对福王，史可法都不是旗帜鲜明。不表态，让人琢磨，这也是史可法的工作方法与策略。但是，没有人出来帮史可法解套，他还得自己拿主张。犹疑纠结的史可法，接着想到了折中。他亲自前往浦口，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密议。最后，二人达成共识：拥立远在广西的桂王。在谋立桂王时，史可法再一次表现出他的实诚——他详尽地论证了朱由崧德才不备，根本就不能立为新君。 这个决策有相当的科技含量，史可法对自己两全其美的智慧决策，感到十分满意——既避开了矛盾的焦点，又淡化了部分南京官绅的意见。而且，又借马士英在军队的实力，获取军队方面的支持。 谋划完了，史可法静静地等着好消息。 马士英虽说也是书生出生，却没有一丝书呆子气。当军方开始动作，出手谋划拥立福王时，马士英果断转舵，成为拥立福王的领军人物。他同时与南京其他官员取得一致，并让手下的将领发兵，护送福王到南京继位。至于史可法那边，他连个招呼都没打。 “定策”中的重大失误，是史可法最终在弘光退出核心层的根本原因。马士英与史可法在弘光朝的地位，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分出高下了…… 万世根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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