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秦纪一》（十三）

韩王纳（交纳）地效（交出）玺（国君印信），请为籓臣，使韩非来聘（拜谒）。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善（擅长）刑名法术之学，见韩之削弱，数以书干（干谒）韩王，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求人任贤，反举浮（浮夸）淫（无度）之蠹（音笃，蛀虫）而加（安置）之功实（功劳，才能）之上（的位置），宽（和平时）则宠名誉（沽名钓誉）之人，急（危机时候）则用介胄之士，所养非所用（养的人用不着），所用非所养（该用的人不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五十六篇，十馀万言。

半民：韩非的《韩非子》是典型的经世致用的功利之学，是法家治国理论的集大成者。既有对管子、商鞅、李悝、申不害等的理论总结，也有韩非对现实韩国现状的不满和思考。
　　王闻其贤，欲见之。非为韩使于秦，因上书说王曰：“今秦地方数（土地方圆）千里，师名（号称）百万，号令赏罚，天下不如。臣昧（冒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从（合纵）之计。大王诚听臣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示众）国，以戒为王谋不忠者也。”王悦之，未任用（一时没有任用）。李斯嫉（嫉妒）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欲并诸侯，非终（终究）为韩不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又留而归之，此自遗患（留下祸害）也。不如以法诛之。”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令早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王后悔，使赦之，非已死矣。

半民：李斯的理由是不成立的，他本人就是楚国人，何曾为楚国出过力，尤其他还是《谏逐客书》的作者。史称韩非和李斯同学于荀况，李斯竟毒害了韩非，让人们想起当年的孙膑和庞涓，庞涓陷害了孙膑，但终于兵败自杀，李斯似乎接受了教训，直接毒杀了韩非，以为这样就可以一了百了。但命运似乎是公平的，所谓“人在干，天在看”，当李斯在做“黄犬之叹”时，可否想到他曾陷害，冤死的同学韩非呢？还是苏秦、张仪这对同学，相互激励，相互捧场，两不相害，最终没有同学间的“友谊遗憾”。
　　扬子《法言》曰：或问：“韩非作《说难》（《说（音税）难》中“说”是游说，是讲游说之难。）之书而卒死乎说难，敢问何（什么原因）反也（言行违背）？”曰：“《说难》盖其所以死乎（这就是韩非死于游说的原因）！”曰：“何也？”“君子以礼动（依理而动），以义止（因道义而止），合则进，否则退，确乎不忧其不合也。夫说人而忧其不合，则亦无所不至矣。”或曰：“非忧说之不合，非邪？”曰：“说不由道，忧也。由道而不合，非忧也。”

半民：杨雄认为，游说者按照礼义去游说，合不合对方的心意，在于对方，不必强求，所谓“合则留，不合则去”。而韩非做《说难》，就是为了强求达到成功，所以，才死于这次出使秦国的“游说”。
　　臣光曰：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孟子》“老吾老及人之老”的翻版），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无）足愍（怜惜）哉！

半民：司马光认为韩非作为韩国的公子，必须做到爱其国，现在为了实现自己的理论主张，助纣为虐，首覆己国。这是不能容忍的，因而，死不足惜。

在今天看，理是这么个理，但是，春秋战国时的“国”和秦以后的“国”的概念并不一致，连最爱国的信陵君不也认为缩高所为的正确而道歉吗？要说符合最司马光的心意的差不多就是屈原了，可屈原不也有“王不见用，周游列国”的想法吗？黄老邪不是写诗戳穿了孟子的“悖论”---“当时尚有周天子，何用纷纷说魏齐”。所以，韩非的说秦，虽没有屈原的高尚，达不到司马老夫子的要求，但还是很普遍的，值得理解的。

何必要恨恨的说：死了拉倒呢？

十五年己巳，王大兴师伐赵，一军抵鄴，一军抵太原，取狼孟、番吾；遇李牧而还。

半民：秦军畏惧李牧甚于廉颇也。这也是李牧的悲剧，所谓生不逢时，生不逢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