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杜诗学的兴盛时期,从这时起杜甫被尊称为“诗圣”,杜诗被视同“六经”。人们对诗歌本质、功能、价值及创作主张的论述往往集中于对杜诗的分析和评论上。同时,对杜诗的整理和注释蔚然成风,形成“千家注杜”的壮观场面。流传下来的重要著作有《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集》等。 清·浦起龙在其《读杜心解·发凡》中说:
“神吻”也就是文章内涵神理的意思,“注者其事辞”“解者起神吻”,如此“注”与“解”就正式分开了。为使重“注”者不致“释事忘意”,重“解”者不致玄远虚无,又把二者科学地联系起来。 注杜之风大兴于北宋,后渐成为专学,直到南宋末年刘辰翁首倡评点一路,与传统的整理注释大不相同。洪业在《杜诗引得·序》中说:“宋人之于杜诗,所尚在辑校集注,……顾惟刘辰翁以逸才令闻,首倡鉴赏,于是选隽解律之风大起。”刘评杜诗集中保存在《集千家注评点杜工部诗》中。 刘评不同于之前诸家对杜诗的注释,有两个鲜明的特征。首先他非常重视对诗艺和诗风的探讨,如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况怀辞大臣,白鸥没浩荡”后批道“没字本不如波字之趣,但以上下语势,当是没字相应。”联系语境指出用字的恰切。刘氏评点大多比较简洁,惜墨如金,高度概括,如评《高都护骢马行》只是于篇末书一“俚”字,集中概括了该诗的语言风貌。刘辰翁还喜欢用比较批评的方法,如《别房太尉墓》“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批曰:“钟情苦语,著‘低’、‘来’二字,惟孟东野有之。”说明他对众多诗人的语言风格和艺术特色有深切的体会,而且意识到后世诗人对杜诗的学习和继承。刘氏评点的另一个特征是批评者自身主体意识的凸显。评点是读者自身的体悟,也是一场与作者的心灵交流。就杜诗《蜀相》他评曰:“全首如此,一字一泪矣。写得使人不忍读,故以为至。千年遗下此语,使人意伤。”又《寄江左草堂》“幽贞愧双全”后评曰:“流离困走中,常有失身之惧,非经历变态,不知此言之悲也。”在这种心会心的交流中,评诗人获得了和作诗人平等对话的权利,使得评点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批评形式获得了独特的地位与价值。这种评点批评法与以前的注释注解大不同,后者往往注典故、注名实、注出处,少有艺术分析,更不会对作者的心理状态做深入的揣摩与再现。 不难发现同样是对经典的阐释,“注”、“评点”和“解”是三种各有偏重的文体。而它们又不是截然独立的:据仇氏“内注解意”说,“解”和“内注”就比较接近;从更注重分析经典艺术性,对作者创作心态深入揣摩与再现角度看,“解”是在“评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清初怪杰金圣叹 以《庄子》《离骚》《史记》 《杜工部集》《水浒传》《西厢记》为“六才子书”,并加以评订。其解杜诗与刘评杜诗有内在关联,如他们都非常重视对诗艺和诗风的探讨,撇开传统繁琐的注解;批评者自身主体意识凸显,以己意说诗;都很注重探究诗人的创作心态。而事实上金圣叹分解杜诗已经超越了刘辰翁评点杜诗的阶段,刘评往往用只言片语就会意处予以蜻蜓点水似的点拨,用笔极省,虽精彩处确实一字传神,开拓了杜诗的意境,但他点到即止并不详细分析,读者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难免会如坠云雾。 看他们分别评杜诗《魏十四侍御就敝庐相別》(《杜诗解》卷二):
刘辰翁于句下批曰“‘药价’甚雅,‘文场’过矣。”《杜诗详注》说:“倒文场,意气倾倒于文场”,又引《高士传》曰:韩康常游名山,采药卖于长安市中,口不二价。刘辰翁直接评价不做任何解析,也丝毫不提背景,难免令人费解。
金圣叹不仅详细分析了“药价”“文场”的妙处,而且回顾了他们二人的交情,指出现在地位的悬殊,赞扬他们对友谊的珍视,表达了对时光飞逝人生无常的感慨。金解远比刘评丰富、深刻、精到,对杜诗的发明意义也更大。可见金氏分解和刘氏评点虽有相关之处,但从手法上看,金批更纯熟,意义上也更深远。 周采泉在《杜集书录》中评价《杜诗解》说:
明清时期是杜诗学的全面总结期。在明代对杜诗艺术成就及审美价值的探讨与阐发成为杜诗研究的主流。较受关注的代表性著作是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和王嗣奭的《杜臆》。到清代,随着考据学的兴盛,“杜诗辑注学”掀起高潮,鸿篇巨制络绎不绝。主要代表作品有:钱谦益《钱注杜诗》以钩稽考核史实为务,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以训释字句为功,仇兆鳌《杜诗详注》广征博引规模空前,浦起龙《读杜心解》会心诗旨多所发明,杨伦《杜诗镜铨》去芜存菁精简得要。 其中钟、谭《唐诗归》主要沿袭刘辰翁评点一路;钱谦益《钱注杜诗》和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继续发扬传统重“注”的风格;王嗣奭的《杜臆》、浦起龙《读杜心解》更注重“解”;而仇兆鳌《杜诗详注》则是“注”与“解”兼备,尤其是“注”的方面广纳源流更称博洽。而金圣叹《唱经堂杜诗解》则完全不做名物、故实、出处等“注”方面的功夫,集中精力发掘、阐扬杜诗诗艺之美妙、诗法之精严,深入揣摩和再现诗人的创作心态,比注重“解”的其他诸家都要做得更深入、更充分、更到位,独创性更突出。 我们看诸家分别解析杜诗经典《秋兴八首》(《杜诗解》卷三)其一:
钱笺曰:
《杜臆》曰:
金解曰:
以上可见,钱氏笺注重点在于引用前人或别作成句来映衬本诗的意境,以使它们互相发明,以诗证诗。他也结合作品的意象,具体写作背景,分析作品的内涵和境界,比传统纯粹的注释前进了一大步。《杜臆》与钱笺明显不同,紧紧抓住作品意象,从总体上作综合的连贯的解析,充分的展开,在通透不在点拨,而且结尾明晰作者创作情怀“而故园之思弥切矣”。金氏分解融合了前人的优点,详细分析关键意象,由表及里,开掘表象后的深层意蕴。而且他不为文本所箍,大胆调动生活体验,充分发挥联想与想象,如他解“泪”:“泪”,言他日,不言今日者,目前倒也相忘。他日痛定思痛,则此丛菊亦不堪下泪也。他还回归诗人创作原境,合理而又深入地揣摩诗人的创作动机:“催刀尺”“催”字,“急暮砧”“急”字,甚是不堪;乃从先生见闻中写出二字来,更觉不堪也。虽然钱笺、《杜臆》各有其特色与长处,但金氏之“解”明显在详尽、通透、深邃,创意性和开拓性上都强于其他诸家。 [1]《杜集书录》周采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477—478页。 [2]《钱注杜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504页 [3]《杜臆》王嗣奭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274页 [4]《杜诗解》卷三,第19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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