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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裔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应该算是诺贝尔文学家未获奖名单里声誉最高的作家之一。 他的书名，比如「生活在别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成了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金句。就是这样一位声名在外的作家，却始终不怎么受祖国读者待见，也未摘下诺奖桂冠。 原因只有他的作品能解答了。 
01.开不起的玩笑1967年发表的小说《玩笑》，是昆德拉的成名作。本来，这本书出版后大受捷克读者欢迎，可是受「布拉格之春」影响，书出版的第二年就被捷克政府封禁，捷克境内各大书店、图书馆纷纷下架。 
对于该书跌宕起伏的命运，昆德拉作品最早的中译者、著名东欧文学研究专家、南京大学景凯旋教授认为，《玩笑》在出版时引起轰动效应，因为它与此前主流的捷克文学有着显著的差别。 昆德拉和这些作品不同，它开了个玩笑。 小说的主要情节始于作家对「个人命运」的玩笑。主人公路德维克，本来是一位受欢迎的学生干部，但他平时十分喜欢开玩笑，也因此惹来了麻烦。 路德维克在明信片中，用幽默反讽的语气调侃说：
好友泽马内克陷害了他，路德维克被发配到边远矿区服兵役。在那里，路德维克认识了一位名叫露西的姑娘，她淳朴善良，真心渴望爱情。 可是，路德维克却对人性早已丧失信心，只求从露西那里满足自己欲望，填补自己的空虚。 十五年后，路德维克回到家乡，为了报复出卖自己的昔日好友，他主动勾引了泽马内克的妻子。令人尴尬的是，泽马内克本来已经另有新欢了，所以他正想「抛妻」。 路德维克的报复看起来就是一个「笑话」。 泽马内克和他早年信奉的主义是「玩笑」，路德维克的一生是个「玩笑」，露西对爱情的执着也是「玩笑」。 这种「荒诞」正是昆德拉想表达的，但他并不打算在小说中教会人们，如何面对荒诞，拯救荒诞，而是将世界的荒诞性客观地描绘出来，这是他对社会的批评。 景凯旋老师指出，正是由于社会批判，使《玩笑》从捷克主流文学中区分出来，它受追捧或被封杀，都是出于这个原因。 在苏联体制内，即使是略带幽默的风格也不被允许，《玩笑》被当局视为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的「逆流」作品。昆德拉自己早有预见，他在《玩笑》一书中说到：
02.抒情致死1973年，昆德拉用法语发表了自己早已完稿的捷克语版小说《生活在别处》。小说在法国出版后，斩获了地位崇高的梅迪西斯奖(Prix Medicis)，其英译本又在1974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 
与书名的诗情画意不同，这本书一点儿也不浪漫，不诗意。 昆德拉原先想把书名拟为《抒情时代》，他自己解释说，书描写的正是1948年2月捷共建政到1967年这个特定时期内，一位捷克诗人的心路历程。但小说准备在法国首发出版时，出版商却认为《抒情时代》这个题目无法吸引读者，因此改名为《生活在别处》。 所谓「生活在别处」，其实是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的一句名言。 1968年5月，巴黎学生曾把这句话作为他们的口号刷写在巴黎大学的墙上，这自然属于一种抒情、浪漫的态度。 但昆德拉的小说里，充满着对兰波这句浪漫化名言的反叛。 小说里，主人公雅罗米尔从小丧夫，母亲玛曼是一位热爱诗歌的浪漫主义者。玛曼从小培养着雅罗米尔的诗歌才能，让他在少年时代就在诗坛展露头角。 可是，这位母亲是个儿控，对雅罗米尔的控制欲极强。这让雅罗米尔养成了羞怯、感伤、虚荣、脆弱的性格。 昆德拉如此描写到：
「母爱暴政」下的雅罗米尔，如何能成长为一个有独立、健全人格的成年人呢？ 在与一位「红发姑娘」的恋爱过程中，雅罗米尔的幼稚、敏感、多疑和冲动一一展现出来。「红发姑娘」某次约会迟到，让雅罗米尔大发雷霆，姑娘找借口说是因为自己的兄弟偷越国境线被抓才迟到。 这本是捷克人惯有的随性玩笑，但雅罗米尔却当真了，他不仅更加恼火，还告发了情人的兄弟。「诗人」成为了「刽子手」，可他却天真的认为这样做才是最大的正义。 悲剧不可避免的来临，在告发事件后，雅罗米尔被那些正直的诗人们所鄙视，没有人会相信他是为了政治理想做这种事，只有利益让他成为「刽子手」。雅罗米尔的感性气质再一次集中爆发，他躺在冰地上着了凉，高烧几天后英年早逝。 雅罗米尔的爱情和理念背后都有一种浪漫激情，昆德拉用诗人最后的死亡来反讽了这种激情，也使我们见识了它的危险性。 景凯旋老师曾在《生活在别处》的译后序中指出，追求一个「比以前更加相爱的世界」，这种说法表明了一种为人所熟知的逻辑。 这种逻辑在黑格尔的历史必然论下已显露理论端倪，而在20世纪更在实践层面大行其道。它的实质就在于：
03.生命的轻与重1984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正式出版，本书是在昆德拉小说中最为读者所熟悉的一部小说，同时也是为作家本人赢得声誉最多的一部小说。 相比于前两本书对「荒诞」的描述，这本书探讨的是，生命中，我们应该坚持确定的信念，追求一种有意义的人生；还是应该解构价值，追求一种没有确定性的自由生活？ 
我们来看看小说中的两位人物。 弗兰茨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一位大学教师。他认为。平静的书斋生活没有意义，于是便憧憬轰轰烈烈的革命和游行，希望自己的生活充满那种血与火的斗争。 因此，他对东方的乌托邦理想充满了热情，并遗憾自己未能参与到东欧的「伟大的历史进军」中。后来，他前往柬埔寨参与反抗越南入侵的运动。在这次伟大的和平进军中，他遭遇到一场抢劫，意外丧生了。 与弗兰茨不同，托马斯是一个离异多年的外科医生，风流快活。在布拉格之春的时候，一边发表文章，谴责制度对人性及权利的侵犯。但同时，他反对道德胁迫，拒绝在一封抗议当局的公开信上签名。 弗兰茨对「伟大」的追求及其最终命运，体现的是昆德拉小说中重要的一个主题：对「刻奇」的反讽。 
所谓「刻奇」（Kitsch），最早国内翻译为「媚俗」，景凯旋老师重新译为「刻奇」，又写了很多文字解释这个词为何不能翻译为「媚俗」。 因为在昆德拉那里，对「刻奇」的观念主要来自奥地利小说家布洛赫（Hermann Broch），用来表明对生命存在的一种诗意激情，这种激情使人获得一种存在的满足感，这满足感带着「伟大」的价值属性，让人被自己的价值观感动，但实际上，生活的真实面目由此被遮蔽，「刻奇」对应的伟大价值的激情，只是一种虚幻的激情：在许多国家，往往是被精心设计出来的崇高。 是不是听着很耳熟？地命海心，小粉红... 景凯旋老师在《关于「刻奇」》的文章里，也曾直截了当的点题：
在为我们导读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景凯旋老师又举了两滴泪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刻奇」：
像弗兰茨这样不甘于平庸，却往往在追求宏大意义的过程中的人，排斥常识，这样的人生，是充满意义，还是无意义的呢？是生命之重，抑或生命之轻？ 04.没有什么不朽昆德拉自认最特别的《不朽》，1990年率先出版于法国，1993年才在捷克出版。这本书和前面几部不同，它没有再纠结于「布拉格之春」对捷克社会造成的影响，而是带有鲜明的法国色彩，集中描写西方后现代社会状况。 
本部小说的主人公主要有两组，一对是生活在现代法国的两姐妹，阿涅丝与劳拉；而另一组则是历史中的真实人物歌德与贝蒂娜。 劳拉是一位充满浪漫激情的法国女性，对于爱情和事业都有一种强烈的追求。劳拉希望在身后留下一点东西，希望这一生过得有声有色，能够充满了意义，这其实就是在追求「不朽」。 而阿涅丝与劳拉截然相反，她决绝的反对追求「不朽」。 另一组故事的主线则是德国大文豪歌德和贝蒂娜之间的情感博弈。 贝蒂娜想要成为歌德的情人，她先是以「装小孩」的方式来冲破禁忌，赢取歌德的欢心。然后，她又接连写下52封情书，以此表白自己的「真心」。 
贝蒂娜不断强调「永远」和「意志」。但歌德却反感浪漫主义，他认为渴望活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样的浪漫追求是一种灵魂的病态表现。 两个故事，两对人物，都是「不朽」与「反不朽」的截然对立。 而在昆德拉看来，无论是爱情上的「不朽」，还是更广义的「不朽」，都不值得我们以信仰的方式终生追求。 05.小说应该有的样子作为创作颇丰的小说家，昆德拉在理论上也对小说进行了反思，这些思考体现在《小说的艺术》这本书中。 不过，这本书所讨论的小说概念，有其特点语境，昆德拉想要探讨的是欧洲文化语境下的小说，而且是塞万提斯之后的现代小说。 
《小说的艺术》共分为七章，昆德拉讨论了塞万提斯、普鲁斯特、卡夫卡等小说家。 著名诗人唐晓渡老师在为我们导读这本书时指出，在塞万提斯以前，世界有绝对的价值和目标存在，相对比较清明简单。但是上帝已死，一切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陷入巨大的混乱，很多事情变得模棱两可，世界变得复杂了。 那么，在世界瞬息万变，人性复杂深奥的情况下，在理性被非理性压制的状态中，小说可能是什么样的？ 昆德拉认为，塞万提斯教会了后来的小说家们，在绝对价值崩溃以后，用相对的眼光来看世界。好的小说就是告诉你，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上帝已死，但小说不会死。因为小说有抵抗精神。为了抵抗小说被商业化，昆德拉故意把小说写得不可改编。 他在祖国捷克亲身经历政治运动，却又在小说中不断去捷克化，走向对哲理的思考。 他和捷克同胞一样，爱开「玩笑」，却又在作品中解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解构「不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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