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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皇四年(23年)，绿林军进攻长安，三辅地区随之爆发了反莽起义，新朝政权摇摇欲坠，崩溃在即。王莽的亲属也开始考虑退路，他的堂兄弟、卫将军王涉联合大司马董忠策动政变，并拉拢刘歆参与此事。经历了政治坎坷后的刘歆心有余悸，处处谨慎小心到了极点，不为他们的说词所动，情急之下的王涉声泪俱下地劝说刘歆，希望他能共同参与密谋。  刘歆与王莽还是亲家，但考虑再三，想到王莽杀了他的两个儿子，不由恨得咬牙切齿，若不趁早起事，杀身大祸也迟早要临头，因此横下一条心，同意和王涉、董忠密谋政变。 王、董主张立即动手，作为天文学家的刘歆不同意，认为一定要按照天象等太白星出现才能发难，不然就会凶多吉少。心急火燎的董忠又把此事同主张造反的起武侯孙极商量。孙极回到家中，心烦意乱，茶饭不思。他的妻子感到奇怪，一再追问，终于得知实情，大惊失色，连忙和其弟谋议。其弟一听，也十分害怕，赶忙逼着孙极一道去向王莽告发。  正在为各地反抗大军发愁的王莽得知他的堂兄和儿女亲家竟然也要谋反，气得发昏。但他不动声色地派人把三人共同召来。三人不知密谋已泄，毫无防备地来到宫中，看见王莽脸色铁青，也不言语，只是示意侍从责问三人有无谋反之事。三人知事已泄露，一切申辩都是多余，遂低头认罪。 王莽命人将三人拿下。董忠拔剑要自杀，侍中王望以为他要刺杀王莽，大喊:“大司马要造反了!”中黄门立即用乱剑刺死董忠。在一片混乱中，刘歆、王涉也拔剑自杀。王莽对董忠恨极，命前来护卫的卫士斩碎董忠的尸体，又将其家灭族。王涉是王莽的亲属，刘歆是他的宠臣，又是姻亲，公布他们谋反的事实对王莽不利，因此王莽对他们的死决定秘而不宣。 但是新朝的改制已经彻底失败，新朝的崩溃也已不可避免。王莽无可奈何地派遗风俗大夫司国宪等人分赴各地，宣布井田令、奴婢令等等从他做皇帝以来颁布的一切诏令统统废除。  前后十数年的“改制”，终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但是，由于起义军已经逼近都门，风俗大夫根本无法奔赴各地去宣布这个诏书。而事实上，这些措施早就名存实亡了。与王涉、董忠、刘歆谋反事件同一年，绿林军拥立汉宗室刘玄为更始帝，改元更始元年，王莽得知大惊，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王莽地皇四年、更始元年(23年)九月，长安城东北的宣平门(百姓俗称为都门)被更始军攻破，汉军洪水决堤般涌入长安城，杀声震天，王莽部下的残兵败将，在宫城北朗之下负隅顽抗。汉军中传下命令:捉住王莽，封官且赏。  受到刺激的七百多名汉兵冲到最前面，作战异常勇敢。第二天，城里的青壮年自动聚集起来，烧毁了未央宫的一个便门，齐声大呼:“反贼王莽，还不出来投降!”此时的未央宫已是一片火海，王莽如丧家之犬般在火海中四处逃窜。然而在这个时候，他还没忘记把保佑自己登位的符命带在身边。脸色苍白的王莽，边逃边为自己壮胆:我是天生有德的，汉兵能把我怎样呢? 第三天，被火光和血污吓得半死的王莽，在一千多个也差不多吓得半死的公卿百官们的扶持下，从前殿沿宫中陛道西出白虎门，那里已准备好车马。王莽匆忙上车，在众人的拥持下来到未央宫沧池中间的渐台上。渐台高十丈，四面环水。王莽君臣千余人逃上渐台，以为这里可以苟全性命。王莽战战兢兢地抱着符命和威斗，祈求神灵保佑，同时命令卫士拼命抵抗已经攻进宫中的汉军。 但卫士最终敌不过如潮水般涌来的汉军，汉兵追到渐台下，把渐台围得水泄不通。台上台下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混战之中，长安商人杜吴挥剑将王莽砍死，校尉公宾就上前将王莽的头砍下。中国历史上最令人难以理解的皇帝就这样死掉了。  王莽的头颅被送到更始帝刘玄那里，刘玄命令将王莽的首级悬挂在宛县的闹市街头示众。老百姓看到这个喜好玩弄两面手法的虚伪皇帝的头颅，怒不可遏，一拥而上抢了下来，往地上猛摔乱踢，王莽的头颅顿时血肉模糊。人们还嫌不解恨，撬开王莽的嘴巴，勾出舌头，用利刃切成小块，大家抢着一人一块地吞了下去。王莽用他的长舌不知欺骗了多少人! 这一年，王莽68岁。从38岁做大司马，51岁居摄，54岁做皇帝，68岁被杀，王莽在西汉末年的舞台上整整混了30年。王莽用他的发迹和毁灭的历史，表演了两汉之际一幕幕复杂多变、跌宕起伏的丑剧、闹剧。他曾想用自己炮制的救世良方缓和社会矛盾，使自己成为一个救世的英雄，历史却让他成为一个可爱的小丑、乱世的奸雄，成为一个十足的野心家、阴谋家。 如果王莽只是为了夺取权力，当皇帝，他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他已经相当平稳地取得了汉朝的最高权力，又顺利当上了新朝的皇帝。但王莽不但要当皇帝，还想当圣君，这样脱离实际的目标就注定了他的悲剧下场。 王莽“托古改制”，一味地复古，把儒家经典中描述的古代理想社会当成了可以实现的目标。不少成功的开国皇帝在上台前并没有什么政治蓝图，或者虽然作过许诺，在上台后就变得现实了。然而王莽却在上台以后以更大的热情顽固地推行他的复古改革，也把自己推上了绝路。他泥古不化，一切都要符合古义，竭力恢复古代的社会面貌，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不满以致憎恶。 王莽在上台前曾刻意充当道德的典范，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散尽家产，甚至逼死儿子，让家属过苦日子，随时都要谦恭有礼。但这不会妨碍别人，也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所以能赢得得一片赞扬。  当他掌握朝政大权以后依然故我，情况就不同了。一方面，王莽会从自己的逻辑出发，提出不切实际的、高于法律规定的道德目标，如“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等。 由于在实际生活中根本做不到，强迫推行的办法只能自欺欺人。另一方面，他的行为迫使臣下仿效，但这样高的要求没有人受得了，除了少数人能以两面手段应付自如外，多数人会敬而远之，与王莽离心离德。例如，王莽为救济灾民带头捐资，大臣虽然也纷纷响应，但从心里乐意这样做的人一定不会多。 很难说王莽不想解决西汉末年以来严重的社会危机与尖锐的社会矛盾，也不能认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狡诈之徒。正如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放言》所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历史环境和现实社会，特别是政治舞台上的斗争需要，会极大地改变一个人。但最重要的，还是王莽所代表的统治集团的属性，决定了他的所作所为。 这种统治集团属性的种种表征，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变，这也就决定了王莽个人特性的演变，不可能超越他所归属的集团。王莽的改革与历史上其他改革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托古改制”的所有一切，都是建立在虚无缥缈的基础上的。 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可以归诸以下方面: 一些改制的内容与客观实际情形相去甚远。如王莽颁布诏令，变天下的土地为“王田”，将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改变土地的所有制形态，借此以消除土地兼并的社会现象。但是，经过数百年发展的土地私有制，已经不可能凭一纸空文改变，王田制在实行过程中，遇到了不可克服的矛盾，终使其束手无策。土地不准买卖的规定，更难以行得通。  因为自从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产生后，土地买卖就成为它的必然伴侣。王莽推行的更名奴婢为“私属”的政策，实质上也是脱离实际的复古主义空想。王莽颁布的城市经济政策，即五均、六管法，本身并不错，但是执行的结果，却证明它是一个以聚敛财富为目的的搜刮政策。这是因为，王莽任用的主持这些事业的官员，绝大部分是原来的工商业主，由于政府无力控制他们，他们便利用这种新的身份，肆无忌惮地以权谋私、巧取豪夺。 另一些改制的内容则与客观规律根本悖背。如王莽的币制改革，每次改革差不多都是以小易大、以轻易重，这破坏了价值规律。王莽宣布将黄金、白银收归国有，不予兑换，更是一种公开的强盗行径!同时，货币改革又置货币自身的规律于不顾，一次竟将五种不同的币材、六种不同的货币和28个品类，一并投入流通领域，而各类货币之间的比价又无合理规定，势必引起灾难性后果。同时社会经济生活要求货币长期使用、币值稳定，经常变更，乃币制政策之大忌。  可是，王莽在六年之中就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其变动之速，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王莽还两次裂土分封、授诸侯领土，用理想化的周代分封制欺骗他的臣僚。而自秦王朝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以后，郡县制就是比较适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地方行政体制。王莽异想天开的想在这一制度已经确立两百多年以后，全面恢复西周的分封制，实质是想“复古”到了痴迷的、不可理喻的程度。 在民族问题上，王莽无事生非，同样惨遭败绩。王莽将他心里视非汉民族为“蛮夷戎狄”的想法，不合时宜地付诸现实，最终引起了旷日持久的全面民族战争。 王莽发迹和毁灭的历史无非证明了，西汉末年业已堕落的统治集团想靠自己的力量改朝换代，以期改变旧王朝衰败局面的企图和实践，是不可能成功的。建立在同一社会集团基础上的不同牌号的统治者，可以用阴谋手段完成政权的替换，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原来腐朽统治的本质。欺骗性的“改制”不可能缓解社会危机，其结果只能加深人民的苦难，激化社会矛盾，最后在严重的社会危机中加倍破坏社会，同时也毁灭了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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