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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全省文物普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听闻涟源仍然能够看到成片的湘军故居，记者近日随同省文物局工作人员，一路看将过去，看着看着，就有了些许感慨和想法——— 七月的阳光,热辣而具通透力,似乎能让人间的任何秘密无处可匿。但走在山水秀丽的涟源杨家滩一带，望着那一座又一座的清末老宅，兴奋却又迷惑。兴奋的是，此地居然有这么多气势恢弘、保存尚好的湘军故居；迷惑的是，这些富得流油的湘军先人，他们的家为何都在一两代后就中落了呢？他们的钱后来都到哪里去了？ 清末的湘军，起源于对太平天国的抵抗和镇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是财富转移的方式。这支军队经过无数血战，为当局赢得了一时的安定平稳，同时也掠夺了战争地区的大量财富，把江浙的金钱甚至美女，转移到了湖南。用武力“扶贫”，使当时的湖南顿时成为全国的富省。而在曾国藩的老家周边几县，尤显殷实。 曾国藩选用湘军将领，既重书生士人，又重同乡亲姻。书生士人受过儒说传统教育，知书通经，有理性的忠诚，有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同乡亲姻，有共同的乡土情感，有深厚的血缘关系。湘军早期全是湖南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这样，湘军形成了以书生士人为主体，以同乡亲姻为纽带的军事指挥群体，其凝聚力和战斗力堪称登峰造极。 曾国藩和罗泽南在杨家滩所选用的李姓名将和刘姓名将，正是这样一批同曾、罗同乡联亲的书生士人。李姓名将有李续宾、李续谊、李续艺、李光久等，刘姓名将有刘腾鸿、刘腾鹤、刘连捷、刘岳昭等。这些人战后不少官封巡抚、总督等职。 “攻南京，发洋财。”杨家滩的百姓，直到今天都还在传说着这样一句话。史料记载，金陵破城后，湘军编制大乱，连各营长夫也都争先恐后参与抢劫，而主帅曾国荃意甚默许。湘军打下金陵，火烧三天三夜（也有说八天八夜，后被一场大雨浇灭），大船大船的财宝，通过水路运回湖南，他们用掠夺来的钱财起屋、买田、娶媳妇。当时湘军将帅纷纷成为豪富，动辄拥赀数百万，广置田产钱庄。湖南凭空冒出许多“军功地主”。而湘乡“军功地主”之多，为全省之冠。 为了阻止湘军将掠夺来的财富运回老家，清廷曾派人在长江上拦截船只进行检查，逼得湘军官兵将财宝藏在撑船用的竹杠里。时间久了，这一秘密被清军发现，于是加了一项检查内容，即敲一敲竹杠，看是否有夹带。据说“敲竹杠”一词即由此而来。 有种说法，由于缺乏稳定的饷源（长期只有湖南、湖北两省供饷），湘军一直处于缺饷的状态。曾国藩心里清楚，要让湘军士兵卖命，动力还是在于“升官发财乐呵呵”，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嘉奖。但湘军掠夺战争地区的财富，不论有多么样的客观因素，依然是不道德的行为。 其得也快，其失也速。湘人通过暴力手段迅速聚敛财富。但是，由于当地文化准备和经济准备都极不充分，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量财富，似乎手足无措起来。他们大多缺乏使财富升值的手段，而是囿于小农意识，或求保值（如盖房、置田等），或随意挥霍，花天酒地寻欢作乐。于是，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天灾人祸等种种因素，流入的财富又大量流失。到了民国时期，湘乡等地依然很穷。在同样的历史时期内，曾遭受惨重破坏的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却得以恢复，并有所发展。 湖南曾经是一个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地方，缺乏产生巨商富贾的土壤。涟源杨家滩周边方圆数十里，据说当时几乎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工业作坊和实业。湘军从江浙掠夺大笔原始积累后只知道买田置宅，却几乎不应用于商业投资。这或许是当时的湘军不能一直延续富贵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走出了“富不过三代”的怪圈。少数湘军在支配这些掠夺来的财富上，还算明智，修路修桥，开田造地，大量地办学校，大量地将湘军子弟送到外国深造，这为第二代湘军人物高起点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湖南出去的留学生很快成长为国之栋梁，成为改朝换代的急先锋。这个时期的湘军人物，继承了曾、左、胡湘军人物那种自信、“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但思想上已与清末的湘军那一套观念决绝。湘军不再是清廷的保镖，而成为清廷的掘墓人。这个时期的湘军，较之清朝时期的湘军，对于中国社会的变革起了另一层意义上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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