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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资治通鉴·汉纪三》 （十） 初，秦有天下，悉内（纳，采纳）六国礼仪，采择其尊君、抑臣者存之（选择那些尊崇君主，贬抑臣下的保存）。及（到）通（叔孙通）制礼（制作礼仪），颇有所增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稍微改变一点）。其书（礼仪之书），后与律（法律）、令同录，藏于理官（司法之官，类似于后来的大理寺）。法家又复不传，民臣莫有言者焉（法家不传授，百姓不谈及）。 半民：由于秦王朝对宫廷礼仪采取的是做而不宣的态度，民间自然少有人谈及，故而作为前朝博士的叔孙通就有了抄袭前朝、故弄玄虚的机会，不过靠着哄哄不读书的门外汉，巴结不懂排场的乡巴佬。，从而混口饭吃罢了。 半民：显然，司马光认为“礼”的作用大着呢，修身、齐家、和邻、治国、平天下，全要靠它。这也就是司马光为什么开篇一句史实之后，就迫不及待的长篇大论的原因。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司马光眼中的“礼”是纪纲，绝不是或者说绝不仅仅是朝堂宴饮的那点“仪式”。 夫以高祖之明达，闻陆贾之言（陆贾之言：马上得天下，下马治天下）而称善，睹叔孙通之仪而叹息；然所以不能比肩于三代之王者，病于不学（缺点在于不学习）而已。 半民：闻陆贾之言称善，是为了治国之策，睹叔孙之仪叹息，是源于自身感受。刘邦既是个开国之君，也是个血肉之躯，所以既可以接受“武功文治”，也愿意享受顶礼膜拜。三代之王实在遥远，并且儒家将他们“理想化”到了难以企及的不真实的地步。刘邦不能达到理想中的“三代之王”，不在于他的不学习，（他怎么能不学习，从一个泗水亭长到一个开国之君，不学习，不纳谏怎会成功）而在于底子差、根子浅，先天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儒家“修齐治平”的一整套的“童子功”训练，他只是一个快意恩仇、快意成败、快意苦乐的“汉子”。 当是之时，得大儒而佐之，与之以礼（用礼制）为天下，其功烈（功业）岂若是而止（到此为止）哉！惜夫，叔孙生之为器小（气量狭小）也！徒窃礼之糠粃（礼制中的糟粕），以依世（依附时世）、谐俗（迎合风俗）、取宠（求取恩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 半民：司马光叹息，刘邦错过了一个“更化革新”的好机会，推翻强秦，第一次一统天下，正是一张白纸，可以画上最美最美的图画，可惜被一个贪图享受的君，一个谄媚求宠的臣给错过了，一直代代相袭，积重难返，再也不能实现儒家的“理想国度”了。 其实，这正是理想主义的儒家的病根子。不切合实际，总觉得从前比现在好，越是离自己久远，越是觉得朦胧，而越是朦胧越是产生难以企及的美感。他哪里想到刘邦接受的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个烂摊子：百姓嗷嗷待哺，内外（诸王、匈奴、功臣）虎视眈眈，国家前行歧路（照搬秦之郡县，还是移植周之封建）。百废待兴，稳定第一，这虽是刘邦个人享受，也是稳定天下、压服人心的需要。 迂阔之儒如何体会得到？ 是以扬子讥之曰：“昔者鲁有大臣（请不来的两位），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为什么说他们是大儒）！’曰：‘叔孙通欲制君臣之仪，召先生于鲁，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则仲尼之开迹诸侯也非邪（孔子周游列国也不对了）？”曰：‘仲尼开迹，将以自用（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如委己而从人（委屈理想服从众人），虽有规矩、准绳，焉得而用之！’”善乎扬子之言也！夫大儒者，恶肯毁其规矩、准绳以趋一时之功哉！（宁可不做，也不丧失原则） 半民：人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理想也不可能静态的一步到位。孔子及其弟子、后学们的失败，就在于他们总想着不切实际，所以对他们的那一套，谁都听起来很激动，做起来很被动，最终完全推不动。二百年后的王莽，声望、权力够大的吧，复古改革，想把孔子推崇的周礼付诸实施，想法是好的，结果如何？ 所以，孔子之门，只能是教育家，谈谈理想还可以，绝不可能做实践家，成功的政治家，孔子周游列国，做丧家之犬，没机会实践倒是好事，倘若真干，保证失败，那两位没去的“大儒”也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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