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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贤   喜欢孙犁的《书衣文录》的读者，大概会注意到百花文艺出版社去年5月出版的《书衣文录（手迹）》（以下简称“手迹本”）。笔者把这个“手迹本”同此前出版的其它版本——比如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的《书衣文录（增订版）》（这是截至目前为止所收内容较多也较全的《书衣文录》单行本，刘宗武编，最初由山东画报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以下简称“增订版”）——作比较，收获颇多。在比较中产生若干疑惑之处——以前仅读刘宗武编的《书衣文录》及其“增订版”，很难产生这些疑惑。 一 “增订版”由五部分组成：一是《耕堂书衣文录》，二是《甲戌理书记》（包括“理书续记”至“理书四记”，1994、1995年），三是《耕堂题跋》，四是《买<朱子语类>记》（1992年），五是《暑期读书漫录》（1990年）。《耕堂书衣文录》收书衣文至1995年，其中1992、1993两年付诸阙如；不过，《耕堂题跋》部分的内容大多写于1992年（《耕堂题跋》共23条，写于1990年、1993年、1994年的各1条；写于1991的2条；其余写于1992年），其中有一条是《题<何典>》（见第170~171页），第一段是： “一九九二年四月廿八日，山东自牧寄赠，贺余八十岁生日也。书颇不洁，当日整治之，然后包装焉。” “手迹本”的内容——除正文前由百花文艺出版社署名的《出版说明》及正文第1页所印耕堂主人1979年5月2日为《书衣文录》所写的序、正文第285页（即下册第1页）所印耕堂主人1986年3月6日所写的《书衣文录再跋》（遗憾的是，“手迹本”中的这一“序”一“跋”，都既无标题，文末又均未标明写作时间）以外——都可视作“‘书衣’文”，因为它所提供的书影看起来都是“书衣”以及写在“书衣”上的文字。“手迹本”中亦收有《何典》，但内容仅一段话，即上引“增订版”中的同一段文字（第500~501页，书影见附图）——不过同“增订版”相比，却有一字之差：“增订版”中的“一九九二年四月廿八日”，到了“手迹本”的释文中，成了“一九九三年四月廿八日”！（“增订版”此条文末另有落款时间，是“一九九二年六月十八日上午”。） 这就有了笔者的第一个疑惑：山东的自牧先生（他曾多次给耕堂老人寄赠书籍）究竟是哪一年给耕堂老人寄赠《何典》的？从“手迹本”提供的影印件来看，此处本身就不清楚，那么，编者大概是根据“贺余八十岁生日”一语判断出是1993年的（耕堂老人出生于1913年5月11日），但众所周知，民间一直就有“做九不做十”的做寿习俗，故“增订版”中作“1992年”亦自有其道理。 如上所述，从形式上看，“手迹本”中所收的全部内容都可视作“‘书衣’文”，而具体到《何典》条，“书衣”上就只写了这么几十个字，而空白部分又容纳不了“增订版”中的其余文字——那么，由此是否可以推断出如下结论：“增订版”中所收的近千余字，是另有出处的——这也是其之所以被收入《耕堂题跋》的原因（《耕堂题跋》中的内容，耕堂老人自己生前并未将其编入《耕堂书衣文录》中，“增订版”的编者对“耕堂题跋”有注释如下：“这些题跋，大都是一九九○年至一九九四之间，作者购书和收到读者或亲友赠、寄的书之后，随时写下的文字。其作法与写作《书衣文录》，基本上是一致的。”见该书第158页）；这另一出处，并非“书衣”，它或者是写在诸如该书的扉页上，或者干脆就是写在稿纸上的，等等。 如果上述推断没错，在这另一出处中，耕堂老人大概不至于把年份写得那么模糊吧！总之，自牧先生究竟是1992年还是1993年给耕堂老人寄赠的《何典》，是可以弄清楚的。 二 “手迹本”下册第302～303页，右页是影印的手迹，左页是手迹释文，释文内容是：“坛经校释 唐 慧能 著 一九八○年四月，金梅代购。” “增订版”中未收这条，严格地说，虽然《坛经》为慧能所撰著，但《坛经校释》毕竟不是《坛经》，因此，仅写《坛经》的著者名还是不够的，而只有再写上校释者的姓名才是齐全的——当然了，耕堂老人当时让金梅先生代购此书，可能就只是想看看经文，他并不需要或并不关心别人所作的校释，他在书衣上只写《坛经》的著者名，不过就是为自己在书柜中抽取方便罢了。耕堂老人生前，“书衣文录”已在各种报刊中陆续公开发表，部分内容还先后收入了《耕堂杂录》《耕堂劫后十种》《孙犁文集》等书中——既然“书衣文录”早已成为公开面对读者的文字，那么后来的整理者恐怕还是应该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去工作的。就这条内容来说，能不能在释文页加上一个注释，告诉读者该书是谁整理的呢？ 其次又发现，在影印的手迹上，“一九八○年四月”中的“○”字，似有涂改痕迹。 有了这两个发现后，笔者找出两种版本的《坛经校释》。这两种版本的《坛经校释》，校释者都是我国著名佛教专家郭朋先生，出版者均为中华书局。一种版本是1983年9月的初版初印本，另一种是2012年3月的初版初印本。该版之所以标明是“初版”，那是因为收入新的文库后，将此前的繁体直排本改为简体横排本了。 也许有读者会问，你怎么知道耕堂主人让金梅先生代购的《坛经校释》不是在1980年前由别的出版社出版的、另外的学者整理的呢？当下互联网真是方便，它可以给我们迅速提供出国内外图书出版的“大数据”，通过“读秀学术搜索”及“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官网上的“文津搜索”等工具，尚未检索到在1983年9月之前还有哪家出版社出版过《坛经校释》。 那么，耕堂主人怎么可能在1980年4月前就会让金梅先生给他代购到1983年9月才出版的《坛经校释》呢？如上所述，“手迹本”“一九八○年”中的“○”字，是有涂改痕迹的——笔者经再三辨认后猜想：耕堂老人当时很可能是想改成“一九九四年”的。 三 “手迹本”的《出版说明》中，有这么两段话： “孙犁在世时，仅择拣了部分‘书衣文录’发表，故此前所结集之‘书衣文录’诸多版本均不是全本，而其余未发表过的‘书衣文录’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更引起史家和研究者们的极大兴趣。 “此次编辑出版的《书衣文录》（手迹），以手稿影印的形式呈现，配以释文，便于读者阅读。编辑过程中，尽量保留手稿原貌，没按现行标准统一、规范，仅删去了少量仍不适于公开发表的篇什。” 读了这两段话，想必读者产生这么一个印象：由于“手迹本”“仅删去了少量仍不适于公开发表的篇什”，它虽然也还不能称为全本，但是它肯定比“此前所结集之‘书衣文录’诸多版本”要“全”。其实并非如此。据笔者统计，“手迹本”共收录影印的书衣文283幅，而“增订版”共收录书衣文374则——尽管两书中有不少条目的内容是重合的，但事实是：“手迹本”不仅不是更全的本子，而且它所收录的条目要少于此前出版的“增订版”。 我想说的是，以为后出之书总要比前出之书所收内容更全，其实是很多读者会有的判断——也许说是“期待”更准确，前述“手迹本”《出版说明》中所用的某些词句，可能起了强化这种判断或期待的作用；事实上，“手迹本”的编者虽然说“此前所结集之‘书衣文录’诸多版本均不是全本”，但人家哪里说过自己所编的就是“全本”——这样的话呢？ 虽然“手迹本”所收书衣文的条目少于“增订版”所收，但它仍然自有其价值：一是它是个“手迹本”，从中可以欣赏到耕堂主人的书法；二是它确实收入了此前《书衣文录》诸多版本中没有收入的一些条目（约百余则）；三是从中还可以发现，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此前《书衣文录》诸多版本中收录的某些条目的内容，编者实际上是做了一些文字上的取舍或改编的——借用“手迹本”《出版说明》中的一句话，它的确是可以“引起史家和研究者们的极大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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