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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站在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从中原文明的辉煌结点上，向西，再向西，历史盛装下人类绝美的敦煌，就端坐在河西走廊的尽头。 敦煌，这座处在人类文明长河中的重镇 敦煌，这座处在人类文明长河中的重镇，因为大中国给予它的大度包容，使之在汇集了世界历史文化的诸多伟大创造之后，又以堂皇极致的人间奇迹而展现在世人面前。 一 公元2世纪，汉帝国张骞出使西域， 原本这是帝国的一次征战之事，却为中华的东西贯通梳理出一条道路——丝绸之路。这次开启西域盛装历史大幕的帝国军事行动，却在人类文化史上成为一次一睹中华真容的、饶有文化开启意义的梳理，它让汉民族帝国第一次知道向西的路上有什么！ 向西，西方世界的中华文化意味由此拉开，关于这一重大文化意义，关于丝绸之路对人类文化的影响，著名学者季羡林这样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 而敦煌是中国人向西拓展的地理节点，也是历史上自西而来的行者们，踏进东方世界的第一个站点。因此，敦煌是中西文明的交拜之地。 敦煌，敦，大也，煌，盛也。是东汉地理学家应劭对敦煌的这句解释 敦煌，因为之前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长久以来的人文滋养，在此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成为世界四大古老文明的汇集地。敦煌，敦，大也，煌，盛也。东汉地理学家应劭对敦煌的这句解释，既概括了中国的历史地位和状况，也让中华这一庞大帝国形象在具体呈现中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质感。也许敦而大，煌而盛，就是中华极盛、极美、如花般纷繁绽放的格调吧。美而隆盛，美而庄严，美而纷繁绽放，那是盛装历史落在沙漠绿洲敦煌的缘起，也是人类壮美文化荟萃生息的厚土，莫高窟因此得以滋生漫天花雨。 当丝路驼铃响彻于汉帝国西域，当中国和中亚及西方诸国的商业、文化流入发展的西汉、东汉岁月，当印度佛教文化艺术与汉帝国一统天下的儒、道走向交融，走向交互传播渗透时，敦煌之地，已成长为一座将近四万人口的极度繁荣的国际贸易大都市。 西汉时，汉武帝下诏设敦煌郡，下设玉门、阳关、中部、宜禾四个都尉，分别镇守敦煌境内南北两条丝绸之路。此时的敦煌郡地域辽阔，辖域面积相当于今日新疆东部，甘肃敦煌、安西、肃北、阿克塞等地。 张骞和班超分别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通过敦煌，北道出玉门关，南道过阳关，而沿着南北两条沙漠线路的西进，都能抵达西域。他们穿行在苍茫沙漠中，每一次，先是先为帝国疆域的扩张而征战，随后便是丝绸商贸的开启。此后的历史，也基本上延续了这种规律。在征战与扩张中，丝路上的每一次阻隔与打通，都会让一时阻隔下的文化、商贸交流与传播，在融汇中走向更加繁荣。 威武的军队相互攻战厮杀之后，是使节、僧侣、商人们的身影，循环往复。当又一批使节、僧侣、商人在敦煌拿到东汉帝国签发的通行证时，敦煌城中来自西域的外商已经生息繁衍几代，敦煌的地域风情，早已渗透到了他们的血骨里，而他们利用“国外”贸易关系开店设市之下，熟练地操持着自己的货物交易。而东汉帝国西去的使节、官吏、戍卒们，也能在敦煌筹备到充足的粮草，更能在敦煌的短暂休整中，约略了解到前途的风土信息。 绿洲中的敦煌，逐渐形成了它沟通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地位 绿洲中的敦煌，逐渐形成了它沟通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地位，形成了它在当时丝绸之路上通商口岸与国际贸易市场的重要职能。 三国时代到隋唐，中西文化、经济交流频繁，敦煌之地的贸易相当繁盛，每天都保持着早、中、晚三次开市的繁荣，工商业兴隆之下，文化的传播交流氛围，更加活跃。 敦煌文化，是以佛教文化内容的石窟塑像、壁画为载体而呈现的，它的形成，得益于西域丝绸之路贯通中西经济、文化的传播交流。当一种人类文化在经济繁荣的季节成为风气，必定会让人世教化留住它的呈现。敦煌莫高窟造像与纷繁多样的壁画呈现，就是在这种风气下形成了它必然呈现的气候。 三国以后的西晋、东晋与其后的南北朝时期，西来的佛教与本土道教在“佛灭道起”、“佛、道相依”的几番更迭中，广泛地植入人心，因为政权统治阶层的崇信，大规模开窟造像在皇室与王公贵族的支持下，蔚然成风。 敦煌，由于其处在丝绸之路上的特殊的地理、文化经济地位，成为最先接受西来佛教的地方 敦煌，由于其处在丝绸之路上的特殊的地理、文化经济地位，成为最先接受西来佛教的地方。而后，佛教又由此开始走向中原，敦煌促进了佛教在中土的兴盛，而敦煌由人心教化带来的经济文化影响，又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场古代文明的交拜，它交拜之下所引起的每一次涤荡，丝毫不亚于的荒漠丝路上那一场场肆虐的风暴。 二 公元366年，乐僔和法良两个游方和尚一路追寻着前人传法的遗迹，问道敦煌。当他们行至三危山对面的鸣沙山时，他们忽然觉得找到了修行佛境的顿悟之地，于是决定不走了。不久，莫高窟的崖壁上传来了他们叮叮当当开凿禅窟的声音。他们和当地僧俗开凿完成了第一个只可容身修行的禅窟。不久，乐僔在佛境禅窟中圆寂了，法良独对师傅的圆寂禅窟，几乎是在一念当中做出再开第二个禅窟的决定。 当法良的第二个修行禅窟出现在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时，他不仅为自己找到了坐禅修行之所，也让此后的僧众也找到了礼佛修行的良法。 莫高山消失了，莫高窟人文地理的普世教化意义一点点出现了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不久之后，鸣沙山东麓崖壁上的石窟里又有了信众们的功德窟，一些曾为敦煌执政者的官员虔诚向佛，他们的名字出现在莫高窟的功德窟里。 莫高山消失了，莫高窟人文地理的普世教化意义一点点出现了。 从修身禅窟，到信众们的功德窟，先是一方执政领袖，接着是官员、官眷，再接着是士绅，甚至连官宦家庭的仆人、婢女，也随官绅们的开窟铺陈之举，在莫高窟贡献出了他们的一片热忱。在民众如此一心向佛的风气影响下，到隋唐时，莫高窟俨然成为很多人了解西域，成全美好心愿的虔诚膜拜之地。 敦煌莫高窟凸显一方佛教圣地，民众们在崖壁上穿凿普世教化的境界，渐生一派繁荣气象。很快，佛窟中有了隋、唐帝国皇权的意念、痕迹，有了场面，张议潮、曹议金等一方统治势力巡视的庞大的出行场面，与佛陀，与他们盛装的女眷们遥相呼应，在一个个石窟里，在飞天琵琶映衬下，标榜出政权的雄心与良好祝愿，俗世豪门一心向佛的礼佛盛景，伴着呼之欲出的佛，栩栩如生。 那些盛大而庄严的佛国世界里，飞天抽象却有着佛、人的灵动、飘逸，甚至妩媚 大唐的敦煌，在漫天的葡萄美酒和反弹琵琶中醉了，让莫高窟一段段盛装的历史，在一种醉态朦胧中，让印度的佛与中国的道，在中华一统中走向和谐。 那些盛大而庄严的佛国世界里，飞天抽象却有着佛、人的灵动、飘逸，甚至妩媚，佛陀诉说着成佛的故事，而人成为佛法的巨大心灵滋润。那些来自西域如梦似幻的抽象线条，那些来自隋、唐中原的道路、河流、山水，甚至连长江之滨、黄河与运河两岸的舟和酒肆以及其中的人，都呼之欲出，丝绸的盛装、朱红与钿翠彩妆，在莫高窟的一个个佛窟里，成为盛大的壁画与塑像。 修行禅窟、覆斗顶窟、中心佛坛窟，劲健而内敛。这些有着丝滑如锦质感，有着壮美画面铺陈的壁画，有着或悲悯、或苦难、或肃穆、或宽慰、或庄严的塑像表情，置身于佛窟中的这些映像间，你会觉得你在走进自己的前世。 是的，那是我们前世的风气，更是我们前世的曾经枯荣的季节衬托吧 是的，那是我们前世的风气，更是我们前世的曾经枯荣的季节衬托吧，而那些造像，那些行迹中的人，那些呈现着各种仪态的佛、美妇，那些威严而存善的男人特写，那些在林间、在北方山地贫瘠的梯田里劳作的农夫，那些在荒漠戈壁上满怀愁苦，餐风露宿地奔行的兵士、商旅，他们，正是千千万万的我们。 盛装绽放的大唐，永恒地留在敦煌鸣沙山下、大泉河边的莫高窟。 面对敦煌莫高窟千佛聚汇生世繁华的佛人映像，你会惊讶于历史笔墨勾描下的神奇。遥想当年，你会觉得“化腐朽为神奇”，甚至“化荒凉为细腻纷繁”的中国创造，在莫高窟做到了极致。 无尽的大漠是荒凉的，沙砾地质构造的鸣沙山崖壁上的那些沙砾，冰凉而粗粝，但莫高窟里的人境与佛国铺展却在细腻中流溢出一派纷繁气象，人的艺术创造力，在这里发挥到了极致，美在这里到了无以复加、不可逾越的境地，这也许正是敦煌莫高窟魅力影响的所在吧。 三 宋、元之后古丝路上的敦煌，因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利用，文化、经济意义上的敦煌，繁荣走向减退。此间，因为商贸与中西文化传播的影响力消退，因为不断地战乱发生，敦煌之地渐趋衰落。 这种情形，也让莫高窟的纷繁铺陈开始消退，进入大宋帝国的敦煌莫高窟在开窟数量与艺术影响上，大大逊色于唐。至明时，因为明廷迁徙沙州百姓至肃州境内，原来繁荣的敦煌被孤悬关外，旷无建置竟达二百余年。此后，敦煌莫高窟逐渐淡出大历史的视野。 回望敦煌莫高窟，回首中国历史上穿越一千五百多年时空的人类文化遗存，一个人，一群人，气势恢宏、磅礴成史诗阵列，承前启后、生生不息的人；一条荒漠丝绸路；一座中西文化、经济传播节点上从繁荣走向衰落的边城，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莫高窟的生成基因。敦煌莫高窟，在这种地域色彩与人文格调的影响下，它西去时对西天怀有虔诚而美好愿景，它东来中对东方世界满怀憧憬，参差交织，往复交互。往大了说，它浓缩着大中华历史链上的帝国的国运气数，往小处看，它是人类繁衍、生存走向文明发展中一次次社会重组、再重组。而敦煌莫高窟的存在，是将历史中大到帝国、王朝的权谋与雄心利欲，小到平民百姓曾经的生存状况，在敦煌、丝路、东来、西去不同历史阶段的大变局，转化成可触可摸、具体的哲学精神存在，以佛、人交互的人世景象，以艺术化的图画映像，呈现在鸣沙山崖壁上的一座座佛窟里。 聆听这场千年交拜之下的和声绝响，你会为它的纷繁之美与简练构像所折服。 今天，当我们走进莫高窟，攀援于迂回曲折的栈道上，置身于鸣沙山崖壁长达三华里的这些跨域从十六国至清长达1500多年时空历史的巨大文化遗存面前，聆听这场千年交拜之下的和声绝响，你会为它的纷繁之美与简练构像所折服。 敦煌，这座壮观的人类文化遗存群，是当今世界上任何宗教石窟、寺院或宫殿都不能与之相媲美的。如果，前世的乐僔、法良穿越而来，端看他们身后的人类在鸣沙山上盛大而纷繁的这一文化繁衍时，他们一定也会为后世的巨大创造而折服。 走进敦煌莫高窟佛窟世界，心融于它博大的艺术创造，每个人都会得到不同的感动，文艺家能在它的细腻处看到表情与诉说，权谋家能从中感受到变数杀机，社会学家能从中看到悲欢世相，多愁善感者能领悟到呼之欲来的欢悦与惆怅，而热恋中的年轻人则能看到奔放的情感宣泄…… 这就是敦煌莫高窟，然而敦煌莫高窟的人类文化意义远不止如此。今天，我们来到莫高窟，匆匆浏览之下，如同走进画廊，所看到的只是外在的敦煌莫高窟，这只是它作为人类文化壮观呈现的冰山一角。 敦煌莫高窟，归结到人类文化与大历史的那场盛装交拜，如果仅仅是壁画，仅仅是那些造像，那么，莫高窟至多会是单一历史因缘下与大同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同的文化存在。直到1900年，随着敦煌藏经洞内大批经卷、文书的发现，敦煌莫高窟从外在佛教壁画、造像的文化遗存性质，一下子跃升为内在的精神文化体系。 敦煌莫高窟从外在佛教壁画、造像的文化遗存性质，一下子跃升为内在的精神文化体系 五万余件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珍藏，静静地沉睡在王道士的面前。 王道士，湖北人王圆箓，在当时礼佛人看来显得有些不伦不类还点滑稽的人，却发现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虽然此人被后人诟病，但不管怎么说，这人的这次偶然发现，却是重大的历史的机缘巧合，让乐僔、法良以来的敦煌莫高窟在王道士手中画出了一个圆圆的句号。 谜一样的藏经洞，谜一样地被发现，然而，藏经洞里面暗藏着的经卷、文书、法器静静地存在却是清晰的。 不仅仅是佛经，也不仅仅是佛像、法器和石窟壁画的画稿、草图，更多的是莫高窟开窟以来涉及中古社会史与中外经贸往来以及与中国历史相对应的文学、医药、术数、天文、历法、教育、建筑、官方文书等第一手文献资料。如果说敦煌莫高窟从十六国至隋、唐、宋、西夏、元的这段历史，是开窟之下的佛教绘画史、造像史、建筑史，甚而煌煌一部社会史的话，而王道士发现的这些经卷文献，则是这一段历史的最有效的文献佐证。 四 人生，很多时候的句号落定，并不圆满，并不欢欣，当然更谈不上完美。凄美之下的遗憾，甚至伤心纠结，哪怕大到一个民族。佛说是随缘，道家说淡泊，但鸣沙山下，劫难，对于刚刚划定一千五百年历史的敦煌莫高窟来说，王道士画上的那个句号，却像醒目的泪滴。敦煌藏经洞和中国正面临着一场劫难，而且在劫难逃。那些在沉睡中的经卷、文书，命中注定正面临一场“拜别”故土的世界性传播。 先是英国人斯坦因，然后是法国的伯希和。斯坦因的40锭马蹄银，与王道士交易之下换走9000多卷文书和900多幅佛像绘画。而精通汉学的法国人伯希和，花了500两银子，从王道士的手中拿走藏经洞里的7000卷经卷文书。而此前，王道士善心之下为了完成自己美好的发愿，也像当年的乐僔和法良一样，拿着这些珍贵的敦煌卷子巴结上司，而上司认为这些卷子“论书法还比不上自己写得好”，没当回事。但斯坦因和伯希和却极其当回事，斯坦因40两马蹄银连哄带骗驮起24个大箱的经卷。到伯希和时，王道士反而有些坦然了，500两银子，按他所想，应该能塑好几尊佛！能干好多善事！ 在他们的身后，是家国动荡的河山，风雨飘摇中的祖国 王道士三危山下做如此想，而敦煌莫高窟的那些非常珍贵的经卷文书，却在懵懵懂懂中像未经爹娘应允被迫离家远走了海外的孩子。而在他们的身后，是家国动荡的河山，风雨飘摇中的祖国。1909年的北京，精通汉语的伯希和，有些炫耀地向京城的饱学之士出示了他从王道士手里买”来的敦煌卷子，王国维、罗振玉和陈寅恪，面对眼前的这些从莫高窟一路颠簸而来的经卷，他们惊呆了——这些人，这些和纸墨打交道的读书人，展读盛唐抄经生的笔墨，赏看那些来自唐、来自大宋的官衙文书，他们面对眼前来自苍远历史又牵动着当下中国文化伤痛的“宝贝”们，想着它们在动荡祖国面前，忽然遭受如此的“命不由己”，而且竟要远离故土。愤慨之余，他们做出一个决定：做抄录人，能抄多少是多少，能为母亲挽留多少孩子就挽留多少吧。 在伯希和已经催促“交还”，即将把这些经卷文物装箱运往天津港装船启程的日子里，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等组织起的一批学人，正在紧张的抄录着。暗夜，伴着抄录，由中国学子为发端的一门显学研究——中国敦煌学，在书生文化人的笔下出现了。于是，在敦煌莫高窟划上的有些遗憾也有些伤痛的凄美中，与敦煌藏经洞的经卷文书伤心拜别后的文化人，开始亲身参与，他们从不同的渠道，开始对敦煌经卷文书做抄录整理并撰写论述。 五 甘肃河西走廊尽头的敦煌，是座保存鲜活历史文化的“冷藏”库，因此，也注定了它交织着大漠长风的这场千年行进，会在粗粝与细腻中走向不朽。同时，敦煌文化艺术穿越历史对一个民族的书写与勾描，对于世态人情的悲悯与关爱，已透过氧化的颜料勾描，化为它心性命运里的一份凄美的沉重。 敦煌千佛洞保鲜于历史，冷藏鲜活的脚步经受过100年前的那场割裂与拜别后，吸引了这一时期全部文化名流的莫大关注，从罗振玉、王国维到胡适、刘半农、陈垣、陈寅恪，在他们“敦煌学”概念与方向的创立下，随着它的初期体系的创建，来自敦煌莫高窟的历史文献研究，经过刘复、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等敦煌学家的心血倾注，开始走向现代“新国学”的积极探求。 敦煌千佛洞历史文化艺术的形成是人类精神创造史上的一次盛装欢宴，同时，它更是一场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的绝美的激情演出。如果说这场文化欢宴缘于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交拜而生成其壮丽纷繁的话，那么，它隐遁于前世、交叠沉积于普世人心的鲜活部分，经过后来漫长历史岁月的酝酿后的重见天日，而后带着犹存的风韵对应千佛洞砂岩上的绝美遗存，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历史文化界无疑是有巨大震撼力的。
敦煌千佛洞历史文化艺术的形成是人类精神创造史上的一次盛装欢宴 先是一大批国内学者，在他们整个西北文化考察中把敦煌当成他们考察发现的期望点，向达、夏鼐等人由此找到“掀动”性的研究发现，而后艺术界也开始通过画笔保留敦煌千佛洞里的映像勾描，同时也将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当成临摹历史再创作的最好粉本。张大千1941年初春时节的敦煌之行，正是在这种风气下成行的。张大千到敦煌之前，原想在敦煌待三个月，只想在短时间内完成对敦煌莫高窟艺术的真正借鉴，然而不久，他觉得三个月不够，半年之后，仍觉得不够，于是，张大千一头扎进莫高窟，吃住生活在莫高窟整整三年。原为艺术创作吸收借鉴的他，在莫高窟清除洞窟淤沙，为洞窟编号，心力所及伴随着创作，他开始有条不紊地展开保护工作。 在画家张大千于敦煌莫高窟、榆林窟注目凝视洞窟内的壁画、塑像，欣赏、揣摸着那些绝妙的线条，心里默记着具有丰富色彩的庞大的绘画层次，进行再创作的日子里，另一位留学法国学有所成的青年画家常书鸿也在心仪敦煌。常书鸿早在巴黎求学时就接触到敦煌莫高窟的壁画的印刷品，他觉得无法抗拒这一纸敦煌艺术品穿越千里、万里的精神传达的吸引。
先是一大批国内学者，在他们整个西北文化考察中把敦煌当成他们考察发现的期望点 “我追寻艺术的根在中国！”常先生忽然生发这样的感想，于是，敦煌就成了常先生一个浓的化不开的梦：回去，回去！ 回来了，常书鸿先是北平，后来到了陪都重庆，而来到敦煌，决计长期留下来好好尝尝敦煌的“鲜”儿，常书鸿画家头上还顶着1942年国民政府一个官职：敦煌艺术研究所副所长。 所长，是官场安插的官员，这样的人不会如同被发配一般居留在荒凉边地的莫高窟的洞子里，而常书鸿这个副所长得喝大泉河的水，点上油灯，经受这里的风吹雨打。 常书鸿在罪人发配般的所长位子上，把一辈子近50年的光景都交付给了莫高窟。常书鸿到敦煌两年后，段文杰来了，段文杰刚从国立艺专毕业，但来敦煌时，连和妻儿见面打声招呼也没有，就这么走了。而段文杰再与四川老家的妻小相见，竟是在11年以后。 这两个人的身后是一支前赴后继的团队，如孙儒僩、史苇湘、李承仙、欧阳琳、黄文馥等。他们如弘法的僧人，在上世纪40年代战火离乱年代，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极度物质贫乏的漫长岁月，忍受着极度恶劣环境下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考验，弘扬着他们心头的信仰——敦煌学。
敦煌，莫高窟，曾经是中西方文化交融下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大而持久的绽放 敦煌，莫高窟，曾经是中西方文化交融下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大而持久的绽放，佛陀是它的存在，也是它的外在反映。因此，凡人在这里待久了，也会在自己的性格里烙上佛陀的印记。我想，常先生如此，段先生和孙儒僩那些老人，包括后来的樊锦诗他们那一代人，亦如此吧。 敦煌艺术甚或文化，与厚土苍生从来就没有割裂过，人作为创建、传承、传播者，在轮回交替中从人到文化到艺术，人的生命和苍天厚土的分量，在这里将会显得更加厚朴与敦美，也会使它泽披后人的光环更加耀眼夺目吧。 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一百年多年来，西方掠夺者们、敦煌学人们是与乐僔、法良和元荣站在一条线上的，包括备受后人争议的王道士，是他们，构成了敦煌瑰宝迭宕历史命运的一段链条，使得本已处在衰竭与没落中的一个活着的、呼吸了一千多年的生命，走向了骨肉分离。 常先生、段先生和孙儒僩他们一代人，对于敦煌的意义是巨大的。在他们手里，历史透过苍远更清晰了，庄严与沉静在鲜活中更加呼之欲出了，他们制造并迎来了一个让敦煌莫高窟更加滋润、更加气象非凡的好季节。 而今天，以敦煌千佛洞历史文化为引领的敦煌学，从上世纪80年代回归到学术研究正常秩序的30多年以来，正在以持续蓬勃的研究热情，以一次次影响世界的敦煌学辉煌成果，向世界证实“敦煌学在中国”。 2012年12月写于燕郊 选择李树泽 长篇历史散文《丝绸之路上的佛光塔影》（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书的前言全文，本文题目改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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